谢俊美

编者按：这是一篇介绍盐城乡土的文章，作者谢俊美教授(1942-) ，男，盐城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文章中提到的林则徐微服私访盐城访的即是流经建湖的皮岔河，盐城名士陈玉树，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几位盐城学者（乔跃汉、李寿雍、孙人和、陈锺凡、印鸾章），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告倒的盐城人顾竹轩，苏北民众抗日武装领袖马玉仁等皆为建湖人。谢俊美教授这种留心乡土的精神也值得我们地方文史工作者学习。

就近代而言, 盐城的人文历史并不逊色。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长河中，几乎每一个重要时期，或每一个重大事件，都有盐城杰出人士的身影，他们的所作所为直接影响了盐城乃至近代中国的历程进程。余长期从事清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东亚地区史的研究，出于对故乡的热爱，治史之余，对有关盐城的文字记载、人物活动，随时加以摘录、整理，以飨故乡广大读者。

盐城，在汉代称盐渎，晋安帝义熙年间更名盐城。南北朝时为盐城郡，隋代废郡，设盐城县。此后虽历经朝代嬗递，而县治相沿不变。自唐宋以来，不少史书称盐城为“剧邑”“重镇”和“上县”，可见，盐城又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名城。

清代，自淮安向南的苏北属于江南省，其时的江南同现今称长江以南的苏南地区叫江南要大得多。盐城虽属于江南，历史悠久，但与江南的其他县城，如淮安、高邮、扬州、泰州等相比，还算不上历史文化名城，更毋庸同长江以南苏锡常等地区的县城相比。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虽未提到盐城史上的文化学术，但不等于盐城史上就没有志士贤君、文化达人。

事实是盐城史上并不缺少文化，古代不去说了，就近代而言，盐城的人文历史并不逊色。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长河中，几乎每一个重要时期，或每一个重大事件，都有盐城杰出人士的身影，他们的所作所为直接影响了盐城乃至近代中国的历程进程。

笔者长期从事清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东亚地区史的研究，出于对故乡的热爱，治史之余，每见有关盐城的文字记载、人物活动, 随时加以摘录。经年累月，居然成帙，现将它们整理出来，发表于此，以饗故乡广大读者。再，文中所述人及事均为作者读书所得，未加考证，如有讹误，敬请指正。

一、漕运要道，海防重镇

盐城境内有湖，有河，港汊交错，水利发达。清代江南及湖广地区的漕粮在乾嘉以前，大多通过运河、黄河经德州、天津运至通州 (今北京市通州区) ，若遇到运河决口，河运受阻，往往通过泰州、兴化、盐城境内的河道，如官盐河、东塘河、西塘河、蟒蛇河、串场河等, 从盐城的新洋港出口，沿海北上，经烟台转至天津，再到通州。盐城境内的河道具有漕运辅助的重要功能。道光以后，漕运改为海运，多数情况下，由上海用沙船运往天津，验收后交通州仓场储存。道光五年 (1815) 运河淤塞，河运受阻。江苏巡抚陶澍、布政使贺长龄奏请海运，获旨谕允。海运路线由丹阳段运河将漕粮运至江口，过江至瓜州口交由苏北境内的船只驳运，沿泰州、兴化入盐城大纵湖、新官河至新洋港出海再沿海北上。道光二十七年 (1847) 运河溃决，清政府复准江浙两省新漕仍由海运，路线由上海出发，渡江至瓜州，仍经泰州、兴化、盐城大纵湖进新洋港出海北上。咸丰元年 (1851) 黄河决口，运河阻滞，漕粮尽改海运。咸丰三年 (1853) 太平军占领南京，在扬州设立江北大营，控制瓜州要道口，长江断航。加上上海小刀会起义，此时江浙漕粮尽改海运。海运路线改由浏河入长江，沿南通吕泗渔场入黑水洋，再沿如皋海面北行，沿盐城辖境的海口苦水洋、斗龙港、朱湾河、大团河、野潮洋河口行至废黄河口、灌河口一直至海州 (今连云港市) 、赣榆海面入山东洋面北行。陶文毅公 (澍) 文集《海运水程纪略》对盐城漕运有详细的记述，此处不再赘述。

盐城不仅是漕运的要道，而且也是海防重镇。明代嘉靖年间，倭寇骚扰我国东南沿海。嘉靖三十二年 (1553) ，倭寇一支由通、泰北犯盐城，最后从庙湾入海，沿途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盐城人民奋起抗倭，明政府在新洋港修筑炮台，建立卫所，驻兵设防，盐城遂成为抗倭前哨阵地、我国东南海防的重镇。

自进入近代，盐城海防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笫一次鸦片战争前夕，英国侵略分子胡夏米、郭士力曾乘坐间谍船从澳门出发，沿中国海岸线北上，搜集清军驻防情况。两人在盐城新洋港曾登岸察看、绘图。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 英法侵略军北犯途中均曾路过盐城新洋港, 进行“窥测”。所以, 当时就有人指出, 新洋港实为海防要地, 必须驻重兵防守。光绪二十年 (1894) 六月，日本一手挑起中日甲午战争，南、北洋海运交通因日舰阻挠而中断。但盐城与北洋之间近海民间驳船贸易仍在继续进行，并给烟台的清军以大量的援助。盛宣怀档案中保存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同年七月十三日, 李培桢致盛宣怀电报中说:“又查盐城县一带,，向系牛庄、烟台装豆油船只入口、回空即装米麦至天津等处，刻下上海等处业已禁止出口,，惟盐城尚未禁止，从前装油船只与盐邑钱店均用银款，刻有盐城友人云及刻下海载来盐，购买米麦全用英洋，弟恐为敌人所买，是否转达南洋，一并禁止之处， 统候酌之是盼。”十月二十日, 烟台电报局委员刘含芳在一份电报中说:“今日收到盐城货千包,，用三舟明晚扮营口客载往 (天津) 。” (《盛宣怀未刊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册) 可见，即使在战时南北洋交通受阻的情况下, 盐城仍具有军事补给线的重要作用。
二、盐城境内的“沟”“厂”“场”

现今，盐城境内有许多地方称“沟”，如马沟、黄土沟、徐沟、东沙沟、陈大沟，等等，对此人们已经习以为常。沟者，水沟也。其实沟别于渠，有一定的规定。康熙十年 (1671) , 靳辅奏请用沟田法治理淮北、苏北水患。具体办法是以十亩为一蚺, 二十蚺为一沟，沟旁垒土为道，道高沟低，涝则洩水，旱以灌溉。他的奏请，得旨谕准。于是江淮各处均遵旨开沟。一时以沟命名的村落比比皆是，以致时过数百年之后，仍有以沟名村的。

盐城境内现在有些地方称“厂”，如盐都区义丰镇内有一个村就叫马厂。明代为了对付北方少数民族南侵，编列骑兵，在两淮设提督马政，养马于官。永乐以后，明政府下令民间养殖种马，计岁科驹，自此养马成为民害。万历初年，改为变价解部，准许民间缴钱买马充边，此时才免除民间养马之苦。当初牧马草场所在名“马厂”，据说当年盐城境内设有八个马厂。养马制度改变后，养马草荡听民占垦，计亩纳银。而马厂之名有些一直相沿至今。现在盐都区义丰镇内马厂村当年叫新兴 (马) 厂，就是如此。

盐城境内还有些地方叫“场”的，如现今盐都区内的新兴场，这与淮南、淮北盐场有关。淮河横穿苏北、皖北，在历史上形成了淮南、淮北两个地域, 因为产盐，遂又形成了淮北、淮南两个盐区。清代，两淮盐运使署设于扬州。民国以后, 淮南盐区改为扬州盐务分局, 局署仍设在扬州。下设新兴、伍佑、草堰、安梁、丰掘、余中六个盐场，另在通泰和十二圩设有两淮盐务支所。淮北盐区则设有淮北运副公署、淮北嵇核公所和淮北缉私统部，下辖青口、板浦、中正、济南四大盐场。两淮盐主要是海盐，靠挑池引海水风吹晒干。今天我们在山东潍坊海边仍能看到这种盐场。由于政府只顾收税，盘剥灶民，以致盐业生产工具十分落后，河滩堤坝年久失修，盐民生活十分艰苦。随着盐城沿海滩涂日渐东移，加上张謇等对沿海滩涂的开发，当年盐城境内的盐场早已名存实亡，演变为亦耕亦牧的村镇，如新兴场变为新兴场镇，当年囤盐的盐仓如便仓、伍佑仓均早已变为烟户万家的繁华的农业村镇。

三、林则徐微服私访盐城

林则徐微服私访盐城一事在他的日记中有详细记载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有人写过这方面的文章。

道光年间，因运河多次决口，盐城西乡一带的皮叉河河道严重淤塞。皮叉河上承高邮、宝应、泰州诸河荡之水，下注盐城天妃闸，归新洋港入海。因多年未加修浚，河道沿途芦苇丛生，变窄变浅，四周农田连年遭遇水灾。道光七年 (1827) ，御史钱仪吉奏请朝廷派遣官员对兴化、宝应、盐城境内湖荡详细履勘，兴筑疏导，及早开办，务使水流畅通入海。道光十六年 (1836) ，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为了弄清此河是否需要疏浚，如果疏浚，大概需费多少，坐船从淮阴出发，对该河进行实地勘访，并借此对盐城的吏治民生进行了解。十月初, 林则徐冒着漫天风雪和奇寒，化装成一位教书先生，由随侍陪同，雇坐民船前往盐城察访。一路上，与船家闲谈，询问知县问政情况：“据称孟老爷操守颇好，不要钱，尚须赔钱。惟以作文章为事，不理民事。”又问孟老爷既不理事，所有案件何人代为料理？据船夫云：“有罗老爷代为料理。”船抵马家荡，林则徐在日记中写道：“湖荡虽比内港宽阔数倍，然水尚浅，中间芦苇多出水面，两岸尽是芦田，荡旁多蟹簖鱼笱，如吾乡浦城以下溪河样式。岸上近田处所多有风车，以备车水之用，可与水碓作对。”船抵皮叉河，林则徐亲持竹杆，测量河的深度和宽度，见到岸边有户农家，上岸登门打听河道情形。问“皮叉河的淤泥应该挑么”？又问“其每方挑工几何?此河实系民间要挑?农田有利益否”？农夫回答：“实为不可缓之工, 对农田大有裨益。”第三天，船停靠盐城南门码头，林则徐登岸察看天妃闸。其时海云如带，迹似远山，他兴致所至，吟联一副：“岸树已消残叶绿, 海云犹带远峰青。”次日早晨又到街上茶市坐了一会，与茶客闲话，询问的还是皮叉河疏浚的事。接着又到县衙附近的面馆吃早点，与抽水烟老者聊天，询问知县操守情况。下午又到米行询问今年收成，皮叉河是否要挑，农民是否情愿，他还到街中心兜了一圈，得出的结论是：“看来城乡内外，人民尚无菜色，亦无乞丐，市廛亦旺盛，人亦颇近循良，街门前亦尚清静，未见有枷号之犯，据所见所闻，颇有政简民淳之象。”为了是否要挑浚皮叉河,，林则徐亲自实地勘察，征询民意，并借勘察之际，了解民情。林则徐回到巡抚任上后未及一月，就批准兴工挑浚皮叉河。

林则徐是近代著名爱国者, 他对盐城的考察以及对盐城的印象, 是盐城人民值得骄傲的事, 也是盐城史上值得大书的一页。

四、太平天国运动期间, 江南人士曾避居盐城

一般人只知道因盐城常有水灾，盐城人逃往江南谋生，这种情况在民国以后确实如此。民国八年 (1919) 、民国十一年 (1922) 、民国二十年 (1931) 淮扬大水，苏北灾民大批渡江南来，前往常州、无锡、苏州等地谋生，其中不少人到上海进入工厂，成为上海的产业工人， 可以说，盐城乃至苏北已成为上海及周边地区劳动力的来源和市场。

近代江苏的南与北的关系到底如何？是否只有盐城人、苏北人南渡，苏南人没有渡江北来的？历史告诉我们，早在民国以前，就曾有大批江南人逃难渡江北来盐城避难。咸丰三年 (1853) ，太平军占领南京、镇江，江南人民震恐，相率北渡。由于扬州已成为太平军和清军交战之地，这一时期江南人民多数逃往苏州、上海, 部分逃往南通、泰州、盐城。咸丰十年 (1860) ，清军江南大营兵溃，李秀成率太平军进军苏锡常，并逼近上海，此时大批江南人纷纷逃难江北。盐城地处里下河地区，水网交织，太平军又未曾到过，是避难最理想的去处，因此到盐城避难的人特别多。据曾任同治、光绪两朝帝师的翁同龢日记记载，他的常熟两个侄儿先后逃到兴化、盐城，他的二姊翁璇华和姐夫钱振伦一家先是逃到东台,，继而逃至泰州、盐城，后因漕运总督吴棠邀请，到淮安避难。此时逃往盐城的江南人特别多。盛宣怀在“行述”中说道：“庚申二月，大父母先期避地于江阴长泾镇，郡城既陷，又渡江避居盐城。”由于战事长达多年，许多人避居盐城后，干脆定居下来。至今盐城西乡、建湖一带的居民，犹说他们的祖上是苏州、常州人，这可能是事实。

太平天国起义绵延十多年之久，经过连年的战争，江南已是一片榛棘，城镇残破，田地荒芜。战后两江总督告示，招民前来江南垦种。垦荒告示到民国初年尚未停止。在此期间, 大批盐城人及其他地方的苏北人只身或率带全家，又络绎来到苏南，认荒种地，为苏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再作贡献。同治十一年 (1873) , 翁同龢由京师回常熟, 路过丹阳。丹阳县令告诉他：“未垦之田十居六七，垦田者江北人，土著只十之三五耳，城外一片榛莽而已。”这已是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十年以后了，荒凉依然如此。“垦田者，江北人”，说明苏北人、盐城人对苏南的贡献。这种南来垦荒之举也遭来当地地主的不满。光绪二十一年《重修盐城县志》中说：“今则每遇水旱，穷佃隐民竟弃田庐，携妇孺过江乞食，络绎于途。江南经寇乱，田畴榛芜，招徕垦治，去者或留而不归，而本境之田益荒。”因垦荒须在三年后升科，农民可以少缴租，这是纷纷南来的原因。南来后，本地招佃种地人少，因此引起盐城当地地主的不满。

盐城人来苏南垦荒种地，久而久之成了苏南人。这种南来垦荒的势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才稍有停止。随着上海工业发展，不少盐城人从垦荒逐渐改而进上海工厂做工。据不完全统计，到1949年底，移民上海的盐城人不下十多万，集中聚居于今日闸北、普陀、杨浦和浦东等地。那时盐城与苏州、上海等城市, 有定期帮船，在上海设有会馆，作为联络乡谊、互帮互助、敦睦友情的场所。

五、盐城名士陈玉树

光绪二十年六月，日本一手挑起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战争中，光绪帝师翁同龢支持光绪帝，极力主战，抗击日本侵略，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一味主和避战，致使中国水、陆皆败。李鸿章的对日主和引起了士大夫的强烈不满，李鸿章赴日本马关议和前夕，陈玉澍在《乙未夏拟李义山重有感》一诗中痛斥道：“合肥韦虎不须歌，龙节星轺又议和。”对他战败求和表示蔑视。

陈玉澍，字惕庵，原名玉树，江苏盐城人, 生于清咸丰三年 (1853) ，光绪丙戌肄业于江阴南菁书院，师从著名学者黄儆季、李兆洛等人。光绪十四年 (1888年) 考中举人。吏部举行大挑考试，授予教谕，未赴。潜心治学，室名后乐堂，盖取范仲淹“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意。陈氏当时已为海内知名学者，是帝师翁同龢竭力推崇的名士，许多士大夫官僚诸如沈曾植、李文田、王懿荣、张謇等均对其仰慕不已，争相结交。陈氏除了在政治主张上与他们相近外，在学术诣趣方面也与他们颇为相同。自顾炎武主张“经学即理学”之后，到乾嘉年间，许多学者一反明代空疏之习，努力于古籍的注疏与考证。作为经书之一的《诗经》也不例外。长洲 (今苏州市) 学者陈奂用功三十余年著成《诗毛诗传疏》一书。在注释《诗经》时，专毛亨观点而力斥郑玄的看法。为此，潘祖荫、翁同龢曾将此书进呈光诸皇帝，意在以陈奂治学精神来改变咸同以来学界浮藻的学风。陈氏其父陈蔚林，亦专治毛诗。陈氏继承父志，潜心蒐讨研究，最终撰成《毛诗异文笺》十卷。中年以后，为文多关历史、地理、政治。甲午战后，目睹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为文语益壮烈，先后汇集成《后乐堂文钞》九卷、《诗钞》一卷、《续钞》九卷。大诣为：“明人道，变国法，致郅治为宗，平居耽学，乐道不慕荣利。”陈氏应知县刘崇照之请，纂修盐城县志。后主讲尚志书院，应两江总督周馥之聘, 任三江师范教务长。两度赴广东, 先佐布政使程仪洛幕, 继佐两广总督岑春煊幕。有见新旧相争，民权之说倡行，主张两者折中。晚年在籍，以一介儒生，参与乡里建设，请罢亩捐，重申米禁，创办学堂，颇多建树。光绪三十二年 (1906年) ，以揀选知县卒于乡里。

六、同光年间三位盐城籍文人

同光年间，因为科举考试的关系,，盐城籍的生员很多，被选用的也很多，这里举三位文人：

一位是裴荫森, 字月岑, 盐城阜宁人。一写樾岑, 进士出身。曾任湖南辰沅永清道员, 光绪九年 (1883) 升任福建船政大臣, 旋改福建布政使。光绪十四年 (1888) 以三品京堂候补, 专任福建船政大臣。

一位是京师同文馆教习金谷元，盐城人。拔贡出生，后被挑选任京师同文馆满蒙教习，负责教授满蒙子弟，类似于京师景山八旗子弟学校。据翁同龢日记记载，他督课甚严，讲求经世之学。光绪二十二年 (1896) 底，总理衙门督课考核，评为优等，经奏准，以知县任用。

一位是刘士林。刘氏，字障东，盐城人，生于光绪十四年 (1888) ，十三岁，应童子试，名列第一。后因生活所迫，辗转来到上海。光绪二十三年 (1897)，夏瑞芳等在上海创办商务印书馆，经人介绍，刘氏进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一任数十年, 直至退休。其间经历了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他积极支持抗战。解放后，于1956年被吸收为上海文史馆员。刘氏擅长古体诗，所写诗颇多历史沦桑感。如《金陵即事》一诗写道：“凄凉最是白门杨，几阅繁华几黯伤；东府西州空史迹，南湖北埭久烟荒；斯民孰管兴亡事，此地从来歌舞场；千七百年王气尽，东流唯见水荡荡。”又如《瓜州古渡》一诗写道：“拍岸江声紧若弦，残阳新坠一轮园；翻天骇浪奔无竟，入霭遥峰看似眠。铁马金戈成往事，征帆去棹各纷然；千年耳熟瓜州地，半是山楼熟客传。”其怀旧感怆流于文词间，无不给人以历史遐想。刘氏不幸死于十年“文革”。这里写他，旨在唤起人们不要忘记这位盐城学者和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