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张新

    说到空城计，人们都会想到《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街亭失守后智退司马懿的故事，其实在成书应该早于《三国演义》的《水浒传》中也描写了一个运用空城计的战例，比较这两个空城计无论是文本本身，还是文学史角度，都是蛮有意思的。

                           防守宛州时梁山军使用空城计

    《水浒传》第１０６回《书生谈笑却强敌　水军汩没破坚城》中写道，梁山军被招安以后，平了大辽，又奉旨讨伐另一支农民起义军王庆，在进攻防守非常牢固的山南州城时，进展不怎么顺利，而这时守城的主将王庆的舅子段二有个帐前参军叫左谋，给段二出了个智取宋江大军的计谋，他说：“宋江等粮草辎重，都屯积宛州，从那边运来。闻宛州兵马单弱，元帅当密差的当（得力）人役，往均、巩两州守城将佐处，约定时日，教他两路出兵，袭宛州之南，我这里再挑选精兵，就着縻将军统领，教他干功赎罪，驰往袭宛州之北。宋江等闻知，恐宛州有失，必退兵去救宛州。乘其退走，我这里再出精兵，两路击之，宋江可擒也。”再说宋江正在营中思算进攻州城之策，便有侦探军卒来报告，说段二已经派兵马去袭宛州了。宋江自然非常紧张，军师吴用则说：“陈安抚及花将军等，俱有胆略，宛州不必忧虑。只就这个机会，一定要破他这座城池。”又向宋江密语半晌，自然是破城妙计，说得宋江大喜，集中全力谋划攻破州城之事了。再说王庆军的縻将军引兵来到宛州城外，镇守宛州的陈安抚令花荣、林冲领两万兵马出城迎敌。二将刚出城，王庆的均州三万兵马又到了宛州城北，这陈安抚再教吕方、郭盛领两万兵马出城迎敌。未到一个时辰，王庆的巩州三万兵马又杀到宛州西门。众人都相顾错愕道：“城中只有宣赞、郝思文二将，兵马虽有一万，大半是老弱，如何守御？”没想到宋江、吴用本以为不必忧虑的宛州确实处于非常危急的关头。这时平时并没有什么杰出军机才能表现的圣手书生萧让向陈安抚献了一计，这计就是空城计，陈安抚和众人都点头称善。陈安抚教宣赞、郝思文挑选强壮军士五千，伏于西门之内，待敌军退却方可出击；那些老弱军士，不必守城，都要将旗帜掩倒，只听西门城楼上炮响，再将旗帜一一齐竖起。只许在城内走动，不得出城。叫军士大开了城门，陈安抚他们几个则登上城楼，笑谈剧饮。接着《水浒传》中写道：

      多样时，那贼将季三思、倪慑，领着十余员偏将，雄纠纠气昂昂的杀奔到城下来。望见城门大开，三个官员，一个秀才，于城楼上花堆锦簇，大吹大擂的在那里吃酒；四面城垣上，旗旛影儿，也不见一个。季三思疑讶，不敢上前。倪慑道：“城中必有准备，我们当速退兵，勿中他诡计。”季三思急教退军时，只听得城楼上一声炮响，喊声振天，鼓声振地，旌旗无数的在城垣内来往。贼兵听了主将说话，已是惊疑，今见城中如此，不战自乱。城内宣赞、郝思文领兵杀出城来，贼兵大败，弃下金鼓、旗旛、兵戈、马匹、衣甲无数，斩首万余。季三思、倪慑都被乱军所杀，其余军士，四散乱窜逃生。

    其余两路敌军也都被杀退，宛城防守大获全胜。这边宋江率军夺了山南州城，放心不下，差马灵往陈安抚处报捷，并探问消息。马灵回复时，说到萧让用空城计退敌一事，宋江却并没有称道说好，倒是大吃一惊，说：“倘被贼人识破，奈何？终是秀才见识。”

                          与《三国演义》空城计之比较

    《水浒传》中的空城计也好，《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也好，应该都是一种文学创作。《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退敌的空城计，在史书中并不见记载，《三国志》对街亭之战是这样记述的：“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郃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戮谡以谢众。”后人评价《三国演义》有所谓“七分史实，三分虚构”之说，但作为小说中非常著名的空城计来看，实在可以说并无史实依据。这样，我们可以从文学文本的角度对两部著名小说中的空城计的描写作一些比较。

    从情节构造和展开来看，两个空城计都是小说重要情节展开中的关键，事实上就是如果不使用空城计，就无法保证战役意图的实现。《水浒传》中的空城计，使梁山军以弱胜强，取得了宛州防守的胜利，这个胜利对于梁山军也是相当重要的，如果宛州这样一个重要的粮草屯积之所失守，那无疑会直接影响对山南州城的进攻。小说写萧让设计，陈安抚用计，王庆军中计，最后还写了宋江的惊计，空城计的运用过程完整连贯，和宋江进攻山南州城遥相呼应，显示了空城计对整个战役的重要。对于《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而言，空城计的意义当然更加重要，如果在战略要地街亭失守、北伐计划泡汤的情况下，孤守西城的诸葛亮处置失当，那会导致全军指挥机关的覆灭，这实际就会成为蜀国存亡的一个拐点。也正是为了突显这样的意义，《三国演义》不惜笔墨对诸葛亮运用空城计展开描写。诸葛亮得知街亭失守，连下数道命令，第一条就是为空城计而下的，急唤关兴、张苞分付说：“汝二人各引三千精兵，投武功山小路而行。如遇魏兵，不可大击，只鼓噪呐喊，为疑兵惊之。彼当自走，亦不可追。”再后来当司马懿大兵压境之时，诸葛亮传令：“将旌旗尽皆隐匿；诸军各守城铺，如有妄行出入，及高言大语者，斩之！大开四门，每一门用二十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如魏兵到时，不可擅动，吾自有计。”接着就写其用计，这个计就是空城计：孔明乃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那边司马懿前军见此模样皆不敢进，司马懿亲临视察是看毕大疑，便到中军，教后军作前军，前军作后军，望北山路而退，自然遇上关兴、张苞二路伏兵，魏军只得尽弃辎重而去，这里诸葛亮率军连夜撤回汉中。后来小说还写了司马懿引军复到西城，问知诸葛亮“止有二千五百军在城中，又无武将，只有几个文官，别无埋伏”，“关兴、张苞，只各有三千军，转山呐喊，鼓噪惊追，又无别军，并不敢厮杀。”司马懿悔之不及，仰天叹道：“吾不如孔明也！”两部小说在描写空城计时，在情节的构造与展开的手法上也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两个空城计都是先写其布阵，再写主帅登城镇定自若吓退敌军；两个空城计为了突显此计重要意义都采取了前有铺垫后有照应的手法。两个空城计如果理性的看都会觉得不可信，小说作者其实都是意识到这一点的，《水浒传》中先写左谋献计就让人感受到宛州的危急，再写实战中果然如左谋所言，再点上一笔，写众人都相顾错愕道：“城中只有宣赞、郝思文二将，兵马虽有一万，大半是老弱，如何守御？”在这样的情况下萧让的空城计就显得势所必然，也不由读者不信了。《三国演义》里的铺垫就更加充分，首先极写街亭丢失的突然和给蜀军带来的严峻形势，小说中写诸葛亮跌足长叹：“大事去矣！――此吾之过也！”再写十余次飞马来报：“司马懿引大军十五万，望西城蜂拥而来！”而此时诸葛亮身边别无大将，只有一班文官，所引五千军，已分一半先运粮草去了，只剩二千五百军在城中。此时也只有诸葛亮来施空城计了。当然在情节构造与展开方面的不同之处也是很明显的，《水浒传》中的空城计实际是作为守宛州的一个插曲，而《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则是守西城的主体，也就是说这样的情节位置不同；《水浒传》中的空城计主体人物在游动，出计的是萧让，用计的则是陈安抚，而《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则集中围绕诸葛亮来展开，在描写其大智大勇上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从人物塑造来看，《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因为作为中心情节，展开相当充分，把诸葛亮那种风云变幻不惊于色的镇定自若、捕捉战机于白驹过隙之间的大智大勇，描绘得活灵活现。小说中的诸葛亮一贯的性格特征是“平生谨慎，不曾弄险”，在空城计中为了丰富诸葛亮性格内涵，同时又使其能让读者接受，小说在铺垫部分极写失街亭之后蜀军的万分危急，交代明确诸葛亮使用空城计乃万不得已，“吾兵止有二千五百，若弃城而走，必不能远遁。得不为司马懿所擒乎？”同时也写其布置精当，安排关兴、张苞设下疑兵，这样使司马懿不得不中计，诸葛亮不但对战况做到知己知彼，而且洞悉敌军主帅的心理取向，他说：“此人料吾生平谨慎，必不弄险；见如此模样，疑有伏兵，所以退去。吾非行险，盖因不得已而用之。此人必引军投山北小路去也。吾已令兴、苞二人在彼等候。”小说通过空城计对魏帅司马懿的描写也是非常到位的，虽然在这里司马懿更多是作为诸葛亮的陪衬人出现的，但小说写其精谨，写其对诸葛亮的了解与敬畏，很是传神。相比而言，《水浒传》中的空城计由于其本身在战役中的价值，再加上人物主体的游动转移，只能给读者一种简单直接的印象，就是萧让的机智，虽然小说也通过陈安抚、花荣来衬托萧让，宋江听说敌人兵马去袭宛州，大惊失色，可是吴用对他说：“陈安抚及花将军等，俱有胆略，宛州不必忧虑。”而当敌军数路人马压境，陈安抚也无计可施时，萧让献出空城计，陈安抚以下众人，都点头称善，并依计而行。不过在《水浒传》中萧让并不是足智多谋的代表，因此这里极力写萧让的机智就显得无根无由，缺乏整体效应，也许小说把这样的情节放在吴用身上来表现，说不定会起到特殊的塑造作用。

    从情景与效果的渲染上来看，《水浒传》的空城计相对而言渲染的手法侧重于正面，简单明瞭，而《三国演义》里的手法则更多面渲染，显得丰富灵变。《水浒传》中的空城计直接写陈安抚依萧让授计去排兵布阵，写敌军兵临城下对比非常鲜明，特别是“那贼将季三思、倪慑，领着十余员偏将，雄纠纠气昂昂的杀奔到城下来”，而城上却又别一番情景，“望见城门大开，三个官员，一个秀才，于城楼上花堆锦簇，大吹大擂的在那里吃酒；四面城垣上，旗旛影儿，也不见一个”，再后来城楼上一声炮响，敌兵惊退，城内杀出五千伏兵，可谓惊天动地的一番景象。当然，小说此前也通过敌军谋臣左谋之口构筑临战的悬念，再通过吴用之口为萧让献计作了铺垫，此后通过宋江的惊叹来渲染萧让之计的惊险，但都是一种平铺直叙的手段，并没有把空城计的险恶危急的氛围展现充分。而《三国演义》在施计之前对背景的交待就让人一下子置身万分危急情境之中，王平使人送来马谡布阵图本，诸葛亮是“拍案大惊”，说：“马谡无知，坑陷吾军矣！”后听报街亭已失，写其“跌足长叹”，说：“大事去矣！”这一惊一叹，形势之险恶尽在不言之中，空城计之重要尽在不言之中，诸葛亮之处变不惊足智多谋也尽在不言之中。在正面展现空城计时开始运用对比敌我两军首领的举措，笔法与《水浒传》相似。而接下来的正面描写则是以司马懿的一笑对诸葛亮的三笑，写得万分传神。魏军到了城下不敢前进，急报司马懿，司马懿是“笑而不信”，因为此情此景对于司马懿这样久经征战的将军来说也是闻所未闻，更何况对手是狡智过人的诸葛亮呢，所以即使其子司马昭疑心是空城计，但司马懿却决不相信，说：“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兵若进，中其计也。汝辈岂知？宜速退。”在退兵途中又遇关兴、张苞伏兵，司马懿更是惊慌，小说写其“回顾二子”说：“吾若不走，必中诸葛亮之计矣。”这“回顾”太神妙了，把司马懿抢先惊逃写得惟妙惟肖，从侧面极力烘托出诸葛亮的神武威凛。这是写的司马懿，小说写诸葛亮看到司马懿“自飞马远远望之”，是“笑容可掬，焚香操琴”；写其见魏军远去时，“抚掌而笑”，而“众官员无不骇然”；写其对众人解说空城计之秘时，“拍手大笑”，说：“吾若为司马懿，必不便退也。”此后小说还写司马懿再到西城探知真实情况“悔之无及”，仰天长叹说：“吾不如孔明也！”其实这时即使司马懿无此长叹，读者也早有此长叹了。由于这样多面的描写刻画，反复的烘托渲染，《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和诸葛亮给读者留下的印象确实是难以磨灭的。

                        两个空城计的文学史意义

    现在比较权威的看法，《水浒传》是由施耐庵和罗贯中合著的，更确切的一种说法是由施耐庵著，罗贯中编次。所谓编次，其实际的意义应该是说，施耐庵完成了《水浒传》的话本写作，并已经成为公认的本子，罗贯中再加以整理改编，使之更具有可读性。而《三国演义》则公认为罗贯中所著。由于这两部伟大的小说都有罗贯中的创作，所以都写到的空城计就让我们觉得很有点意思。

    了解到《水浒传》中也写到了空城计，而且手法上又有许多相似之处，再加上《水浒传》又是经由罗贯中编次的，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是先有《水浒传》中的空城计还是先有《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我想，既有可能是罗贯中在编次《水浒传》的过程中受到这里的空城计的启发，在《三国演义》中展开描写，造就神奇的篇章，也有可能是罗贯中觉得在《水浒传》中加上一笔空城计可以出彩动人，还可能有其他的设想，这个问题的答案肯定会是众说纷纭的，不过我们应该承认的就是这两部小说在空城计上确实有着相同的构思痕迹。这里还值得提一下《水浒传》第１１６回《卢俊义分兵歙州道　宋公明大战乌龙岭》写解珍、解宝被曝尸乌龙岭，宋江不听吴用劝阻发兵抢尸的故事。小说写宋江纵马赶到岭上，“见两株树上，把竹竿挑起两个尸首，树上削去了皮，写两行大字在上，月黑不见分晓。宋江令讨放炮火种，吹起灯来看时，上面写道：宋江早晚也号令在此处。”也就在此时伏兵四起，乱箭齐发，一时情况万分危急，幸好内有花荣，外有李逵，拼命厮杀，总算杀出重围。我们再来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对孙膑大破魏军的一段描写：“孙子度其行，暮当到马陵。马陵道陕（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曰‘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很显然《水浒传》中这段故事不但基本情节而且有些细节都是由此化借而来的，有意思的倒是《水浒传》第１１６回的结束语：“直使规模有似马陵道，光景浑如落凤坡。”小说自然是想借此让读者相信宋江乌龙岭上的这一幕也是真实的，不过这个结束语有意思还不在于此，而在于它不但告诉我们宋江此时的处境犹如身陷马陵道的庞涓，而且还提及庞统在落凤坡中箭身亡的三国故事。《三国志·庞统法正传》中关于此事只有一句话：“进围雒县，统率众攻城，为流矢所中，卒，时年三十六。”在《三国演义》第６３回中演绎成十分生动令人叹息的庞统这位号凤雏的统帅在落凤坡命丧乱箭之下的故事。当然，《水浒传》中提到这个故事，极可作为罗贯中编次的痕迹来认识。

    至此我们还会想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家喻户晓，而《水浒传》中的空城计湮没无闻呢？是否从这个角度可能证明《三国演义》的空城计是“后出转精”呢？这些在文学传播与接受方面都是很有意思的问题。首先，我想，《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文本的精彩丰富，有巨大想象空间，是其流传广泛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诸葛亮的空城计确实写得太神太妙了。另一方面这个空城计在《三国演义》之先也可能是《三国演义》之后，就已经在戏曲舞台上出现，到后来著名的京剧《失空斩》中的“空”就是演绎的空城计，剧中诸葛亮的那段著名唱段更是脍炙人口：“我正在城楼看山景，耳听得城下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却原来是司马派来的兵。……诸葛亮在敌楼把驾等，等候了司马至此谈谈心，”至于是否为“后出转精”倒也很难说，在文学史上总体上讲这应该是带有规律性的，但到具体的例子就很难一概而论了。比如《荡寇志》后出于《水浒传》，其思想性与艺术性是无法与《水浒传》相比较的。因此，这两个空城计，谁先都有可能，但不论谁先却给了我们进行比较的最好的文本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