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将近70年前，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剧作家、诗人、学者阿英（钱杏村）从敌占区上海来到苏北根据地，在新四军军部从事文化工作。在此期间，阿英完成了在他创作生涯中有着特殊意义的著作，那就是《盐阜民族英雄传》。1944年3月，此书在《新知识》上刊载以后，在当时产生的强烈反响，激励了更多的盐阜儿女慷慨投身抗日战争和以后的解放战争，去争取民族的独立与人民的解放。我久知有此书，但真可谓“众里寻他千百度”，直到2010年11月初在上海图书馆里才一睹为快。寻到自己久已追寻的好书，那种感觉难以名状，或许只可与个中人言，而这本书更激起我想做些传承的事情，特别是当我们迎来建湖立县70周年的时候，这种想法也就愈加强烈。

                     

前两年在编纂《建湖县志（1986～2008）》时，感念先贤们为摆脱外强殖民、内贼祸国的悲惨境地，而振臂呐喊、慷慨赴死，深感他们是中华民族之魂。享受着他们的福荫，我们应该永远把他们的英名与事迹铭刻在心，让民族精神薪火相传。曾有一个心愿，希望把建湖大地上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汇集起来，以资纪念与教育自己与后人。在阿英《盐阜民族英雄传》的启迪下，决心以“民族英雄”这样的角度来展现这些先贤们的光彩与动人。

                     

在日寇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夜，鲁迅先生发表了《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其中有这样一段论述：“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我想，以此来作为“民族英雄”的注释，最贴切不过。这里的“中国的脊梁”，就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正是这些英雄挺起脊梁，引领全民族的人们勇敢地去抗争外族与列强的侵略，去抗争专制强暴，我们的民族才能象浴火的凤凰，在一次次的涅槃中获得新生与前进。同时，也有一大批英雄在探寻教育救国、实业兴国、科技强国之路，他们同样是我们民族的英雄。这样来看，广义地讲，所有为民族利益去慷慨抗争、去拼搏奋斗的人们，都是民族英雄。阿英所撰的《盐阜民族英雄传》则取其狭义，即在与异族外敌抗争的英雄，取这样的思路，是因为当时中国正处在抗日战争之中，经历时代的变化，《建湖民族英雄传》则取其广义，我想这也是一种很自然的选择。

                     

狭义的民族英雄是大家普遍认同的，而《建湖民族英雄传》取广义，会与人们有一些认识上的碰撞。具体地说，主要是有这样一些问题，土地革命与解放战争时期的英雄算不算民族英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军事等方面的杰出人物算不算民族英雄？再往前推，那些在朝廷上不畏强权、不计生死得失，敢于为民请命的官吏算不算民族英雄？那些拼命为民众工作，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清官算不算民族英雄？那些以气节自守、不肯阿谀奉承的人们算不算民族英雄？我的观点是，无庸置疑，他们只要能够恪守尽心于此，无疑都是我们民族的英雄，这就是人们在鲁迅去世后，以“民族魂”誉之的原因。具体的理由在《建湖民族英雄传》随文作有解释，这里只就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略陈一二。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英勇奋斗甚至献出生命的人们是不是我们的民族英雄？毫无疑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所进行的革命斗争，表面上看是一种内战，其本质上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本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壮丽斗争，其本身具有鲜明的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的内涵。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说中国共产党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民族先锋队是民族英雄，这在逻辑上是顺理成章的。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最终得到全民族最广泛的拥护，我们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真正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一洗中华民族鸦片战争以来的奇耻大辱，开启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辉煌航程，这样伟大实践的领导者、奋斗者是民族英雄，这在事理与事实上是坚实有力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把吴宗鲁、崔鉴等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期间牺牲的烈士，赵敬之、朱念群等在解放战争期间牺牲的烈士，以及建国后牺牲的烈士列为民族英雄。

                  

（二）

                   

不少人有这样的疑问，建湖有民族英雄吗？又能有多少？其实，我想如果标准很高很现代或者可信度很高的话，恐怕一个民族英雄也没有，就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也能搞得一个也没有。就比如岳飞吧，那似乎是毫无疑义的民族英雄了，可是金人会怎么看他？就说我们这些汉族人，我想假如岳飞那时直捣黄龙，荡平大金，不但光复大业即成，而且后来的蒙古威胁那时即可解除，可是他却为了一己私名，听令回朝，使北伐大计毁于一旦，实在让人扼腕长叹。只要懂得一点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就该知道那样的岳飞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同理，我们理想中那完美无缺的民族英雄也是不存在的。再说，如果用这样的思维来责难民族英雄，那不是愚蠢透顶，就是玩世不恭之至。把这个问题想通了，我想对建湖存不存在民族英雄就不应该有什么疑问了。

                     

民族英雄不问出身。位高权重者所肩负民族之责亦重，知书达理者本来即是民族之楷模，荷枪吃饷者保家卫国自是职分所在，本当以拯救民族、振兴民族为己任，所谓责无旁贷义不容辞，这些人本应成为民族的英雄，如陆秀夫，如陈中柱，如王翰。而更多的仁人志士则并非位高权重之辈，他们激于民族义气，振臂一呼，揭竿而起，洋溢“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豪情，在维护民族利益中勇于献出自己的身家性命，在创塑民族辉煌中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缪鼎吉、缪鼎言起于盐丁，李文学起于浴工，赵成文起于货郎，徐高祥起于船民，滕天美起于佃户，高立安、马玉甫起于雇工，沈纯起于工匠，当其致力于一身一家之衣食温饱之际，其自有一股英雄气郁集于心，一旦得以爆发，遂成一世英名，彪炳千秋。马玉仁曾混迹军阀，高德新亦曾误任伪职，然而当大敌当前，终能翻然悔悟，激于民族大义，献身人民革命，可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民族英雄不问功业。慷慨悲歌，毅然挽狂澜于既倒，这固然是民族之英雄，然而那些埋头苦干的拓荒者、先知先觉的首义者，或影响一县，或隅于一乡一村，能于民族危亡时节，奋然抗争，不计自身利益，虽说并无弘业可称，然其心其志感天动地，仍足可当得起民族英雄之称号。阿英《盐阜民族英雄传》以缪鼎言、缪鼎吉入传，本书以朱念群入传均是基于这样的史识。杀身成仁，毅然捐躯，这固然成就民族英雄之英名，然而也有这样一些义士，他们历经磨难，九死一生，屡折弥坚，矢志不渝，同样堪称民族英雄。即使如陆秀夫之志，若以某些明智者看来，似乎太不识务，于元朝泰山压顶之势，而挥以螳臂，终于蹈海而灭。殊不知，可贵正在直贯长虹的这股民族英烈之气。当秦人横扫六合，一统神州之际，楚地江山尽覆，然有谚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正是陆秀夫这股民族正气，光前裕后，励人斗志。不屈才能自立于民族之林，坚韧必能迎来崭新未来。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不灭，不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所谓“明哲”，而正在于有陆秀夫这样的“硬汉”，撑起我们民族的脊梁，中华民族才会不甘于沦丧，中华文明才会避免融失与湮灭。全民族应该鄙视、唾弃那些“明哲”，而以陆秀夫这样的硬汉为楷模，这样我们中华民族就能跨越任何“最危急的时刻”，中华民族的每个分子也就能够作出无悔人生的正确抉择。

                     

民族英雄不问原罪。我们当然希望所有的民族英雄都完美无缺，都似白璧无瑕，然而这样的想法自然是不符合规律也不符合事实的，这样我们就应该认识到，只要瑕不掩瑜，或者瑕尽瑜见，那就是民族英雄。马玉仁出身盐枭，典型的“乱世英雄”，后虽有悔悟，但倘无抗日战争烽火，留下的必然是千古骂名。然而抗战爆发，马玉仁不顾年事已高，不怕百般刁难，毅然请缨杀敌，终于感动当局，允其整理队伍。其三弟劝阻他回乡抗日时，马玉仁的回答是一个坦然的清洗一生罪孽的回答，他说：“我要求国家起用我打日本鬼子，实在是为找个好死场啊！”这种蜕变是历史接受与承认的升华。当然不问原罪，不是否认原罪，只是不以原罪来抹杀功绩。这个问题还必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就是原罪可以不问，但晚节却至关重要。即使曾经为民族作出了杰出贡献，倘若晚节不保，那就不但不能称之为民族英雄，有的如果罪孽深重则只能被视为民族罪人。汪精卫刺杀清摄政王时豪气可嘉，当时成仁，自然无愧于民族英雄，后来为了自己谋国之私，不惜成为日寇傀儡，终于不齿于民族，不齿于国家。

                      

我们这里说的民族无疑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包括中华民族的融合阶段与形成阶段，这样象陆秀夫、缪鼎言、缪鼎吉这些反抗蒙古、后金入侵中原的俊杰，自然是我们汉民族的英雄。这里也毫无疑问，对于蒙古、后金等民族而言，自然也有他们自己的民族英雄，肯定有这样的例子，此民族的英雄正是彼民族的罪人。随着中华民族的逐渐融合，到了近现代，只有投身反对外国侵略者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才能称作民族英雄，中华民族的英雄。这就是民族英雄的族异性与时代性。

                     

与此同时，民族英雄的正义性又是不可模糊的，也就是说不能因为民族英雄的时代性与族异性，就抹杀民族英雄的正义内涵。这自然和这些民族英雄展现风采的战争的正义与否是直接相关的。汉民族在历史上有过对少数民族的征讨杀伐，这其中有许多就是非正义的，那么投身这样的战争就无法称之为民族英雄。即使有些战争是正义的，有着维护祖国统一的需要，有着讨伐分裂的性质，但如明朝天顺年间颜彪征讨大藤峡瑶民起义，在战争中滥杀无辜，冒名贪功，这样的人同样也不能称之为民族英雄。这也就是日本把犯下侵略罪行的战争罪犯搁在靖国神社受人供奉，而受到全世界正义力量抨击的原因。

                      

对于民族英雄来说，一方面有不问功业的问题，但另一方面还有个分清功过是非的问题，也就是说，其与民族之罪过若是太重，而又无可以冲抵之功绩，那同样也不能称之为民族英雄。我们认为马玉仁可以当得起民族英雄之称号，虽说为祸国家为祸百姓其罪过不轻，然而终究其能改弦更张，悔过自新，振臂一呼，誓死抗日，自筹武装，数败强寇，一弹成仁，捐躯民族，何其悲何其壮。如此一洗民族耻辱，自亦可一洗自身罪孽，自可入得民族英雄之列。倘若如北洋军阀张宗昌祸国殃民，罪孽深重，可谓百死难赎其身，而其晚年却能够拒绝日寇之邀，保持了民族气节，其情可敬，但仅此行为无法使之被人们誉为民族英雄。同样，号称上海四大流氓头子的顾竹轩，虽说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相比，他对贫苦乡亲富有侠义心肠，在抗战期间不但拒绝敌伪所诱，决不出任伪职，而且还掩护过共产党的干部，安排护送军需物资支持新四军等，但是其发迹过程、生存手段与“流氓大亨”并无本质区别，而且终究没有彻底改变，与民族英雄实在还是有很大距离的。

                  

（三）

                  

有人说，既然称之为民族英雄，那就应该有着崇高的理想与信仰。这话自然是对的。没有信仰的勇士只是一介武夫，没有信仰的智士只是一个奸贼。我们要注意的是，切不可人为地去定义崇高去门槛崇高。崇高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一个变化的概念。在崇高的底线之上，因时而异不必说，有时甚至可能因事因人而异。就民族英雄这个概念而言，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层，本身对其就会有着不同的认识，有时甚至是互相对立与冲突的认识。

 

其实，民族英雄不是由谁在纸上概念出来的，也不依赖于无聊的争辩，而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诞生的，是靠牺牲自我利益来创塑的，是用钢铁一般的意志与信念浇铸的。大浪淘沙，真金始现；沧海横流，方显英雄。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评价民族英雄的标准与民族英雄的特点实际是一致的。

                     

一是看其历史关口或者说重要关节点的表现。杨瑞文（今建湖县草堰口人）清光绪武生，后以贩运私盐为生，与马玉仁一起得到徐宝山庇护，任南洋水师续备新胜营帮统，进驻淮属州县，此后曾孤身阻叛军袭掠盐城。民国建立后任盐城军政支队长，后编入长江巡阅使张勋定武军第八路军，任中将统领，力阻张勋切不可逆潮流而复辟清室，未果而愤然回乡务商。其间疏浚河道，参与赈灾，兴办学校，力主导淮，善举颇为地方称道。可是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后，在这样的历史关口，杨瑞文为巴结袁世凯，竟然诱捕同乡江北讨袁军总司令刘天恨，此一失足，不但失去与马玉仁一样成为民族英雄的可能，而且名陷于小人奸贼之泥沼。这种关口有时有政治主张的问题，如薛农山（今建湖县高作镇薛家滩人），1927年1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4·12”反革命政变后，藏身国民党江苏省农民协会工作，后与中共江苏省委接上关系来盐城开展地下党的活动，和仇一民一起成为盐城县党的建设的先驱者，并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抗租、抗粮、抗丁、抗税、抗捐斗争。1929年春因病回上海，也就是在这年冬天，薛农山参加中国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列名于陈独秀为首向中共中央提出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结果被开除党籍。这样一位先驱者，从此在政治舞台和民族救亡大戏中销声匿迹。

                     

二是看其慎全晚节与否。晚节不保者如臧卓（建湖县草堰口人），受其族人讨袁烈士臧在新（今滨海县天场人）影响，弃文习武，青年时代毅然脱离北洋军阀，加入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军，有胆有识。抗日战争烽火燃起，臧卓应陆军训练总监唐生智之召，助其固守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在城防守备上多有建树，此时称之为民族豪杰名副其实。日寇逼近南京，守军奉命西撤，臧卓亦随军退到武汉，虽说不得称为英雄，亦无由责为罪人。然而，不久臧卓悄然折回上海，与私交甚笃的汪精卫沆瀣一气，落水充当汉奸，出任汪伪政权陆军部次长、苏北行营主任。其投敌之辱，岂只污己一生！再如，中共建阳县委首任县委书记冯国柱，当民族危亡之际，受命创立建阳这块抗日民主根据地，筚路蓝缕何其艰辛，组建武装何其危险，敢拒强寇何其雄壮，可惜晚年身居高位，“文革”中竟至误入歧途，实在令人惋惜。

                     

三是世人口碑同样重要。如前云顾竹轩、颜彪等，再如杨庚（今建湖县上冈镇人）武昌起义消息传来，他毅然奔赴武汉，投身革命，后见军阀黑暗，愤然离职，坚决不愿与鱼肉百姓者同伍。1938年3月，日寇占领东台，盐城告急，杨庚应地方人士公请，并经省府加委，出任江苏第六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次月下旬，日寇进逼盐城，早就作好逃跑准备的守军旅长曹滂，实行所谓“焦土抗战”，下令纵火焚烧城区。杨庚首先烧掉自己的住宅，以示“身为民先”，然后率部西撤湖垛。不久辞职南迁泰州，其间有人诱其出任伪职，杨断然拒绝并蓄须明志，终其一生以教书、卖文度日。这样一位人物，实在可算得上一位民族英雄，无奈其应曹滂焚城西撤之举，实在民怨颇大，口碑太差。

                  

（四）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肯定是没有希望与未来的民族，最终只能是亡国灭种，这在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上不乏其例。一个对自己的英雄不懂得珍惜、不懂得怀念的民族，则必然会把自己的命运置于非常危险境地，南宋高宗一朝、明朝末年崇祯帝诛杀抵御外侮将领，自毁长城，最终导致国亡种危便是极其惨痛的例子。对于后人而言，如果忘记这些置自己身家性命于不顾，为了民族利益而杀身成仁，慷慨赴死的英雄、先烈，那无疑是一种忘恩负义的无耻行径，最终必受惩罚。我在《〈建湖县志（1986～2008）〉编纂随录》一书《烈士英灵堪告慰》一节中曾写过这样一段话：“对那些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先烈们应该更多些尊重，更多些记忆，更多些怀念！这其实既是一种感恩，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啊！”

                       

记住并以此为骄傲，纪念并以此为楷模，这是我们感恩民族英雄的最好方式。养民族浩然正气，育民族正义之魂，是我们继承民族精神的最重责任。我们常说“多难兴邦”，并不是说我们这个民族喜欢“多难”，实质在于我们中华民族有着钢铁般的脊梁，总能够“克难兴邦”。一个民族不可能是在风平浪静的环境中生存与发展，面对灾难，最重要的那就是需要一股民族之气。我们的《国歌》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句歌词总有人想要改掉，说真的这句歌词在和平年代唱来是让人有点不那么舒服，但这却可以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要弘扬中华民族面临危难时的那种无与伦比的韧劲。

                      

有人会认为，只要祖国召唤、民族需要，每个时代都会涌现自己的英雄。如果这是作为一种激励之语，那自然是对的，但如果认为民族英雄尽出天然，或者说主要出于本性，那就有问题了。南宋著名学者、淮安人龚开曾与陆秀夫一起共事抗敌大计，在成为亡国奴时，遂隐逸山林，然而民族之气难抑，成《二忠传》，为南宋最后的丞相陆秀夫、文天祥立传。今人所知陆秀夫之事迹，多本于龚传。龚开在《二忠传》末有这样一通感慨，曰：“方唐五代之际，藩镇跋扈，武臣骄矜，君臣父子之义不明，而土地用兵之强，类无不欲黄屋左荄自为者。先宋知其然，一旦践大位，即罢诸节度兵符，遽用儒臣为通判，其权虽分，其势遂弱。石晋所割境土，终不能复，迨乎宣和衰乱，北兵南下，急若建瓴，曾不得乘一障，设一侯，而遂至奔亡不守。后宋再造东南，区区山湖之间，内政不修，惟持夫江淮为外藩，久之且南北夹攻，而沛蔡之藩篱自撤，荆襄受围，鄂渚交警，巴蜀侵陷，广西之烽燧亦不绝，此其国势垂尽，受兵处多，殆如囊中探丸，围中逐鹿，无复有潜藏隐伏地矣。可幸者，天下学士大夫，二三百年祖宗培养作成之泽，薰蒸者久，忠臣义子或死节，或死事，盖无愧焉。卒之文宋瑞、陆秀夫，前后死国，精忠激烈，诚有在于天地，而不在于古今者。于戏！吴、晋、陈、隋之变，岂复有一人若是哉！”

                     

龚开这段话其实核心意思就是，民族正气需要养育，民族正气能够养育，重视与否其结果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赞美民族英雄，是因为我们应该感恩他们，更因为未来需要更多的民族英雄。民族英雄的“养气育魂”应该作为社会持之以恒的大工程，不能完全依赖自悟，自悟只是“养气育魂”之内核聚变过程之一，而且这种内聚还不是某一个个体的内聚，而是全民族每一个个体的内聚，这样才能产生聚变。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均有着无可推卸之职，

 

讲到民族英雄，有一个话题我本来一直想说，但又一直不想说，看来不说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完整的，那就是汉奸（这里广义地指所有背弃中华民族利益的奸贼）问题。我们崇尚民族英雄，自然就该鄙弃汉奸。老百姓通常称汉奸叫狗汉奸，其实这实在有些对狗不恭。让人不解的是，有人借着所谓多元化的幌子，为秦桧、汪精卫、周作人这些老牌汉奸翻案，不是说他们并非汉奸而为之鸣冤叫屈，而是说他们当汉奸有理有功有德，真不知天理与良知何在！自中国大一统以来，历朝历代都有汉奸，但多不过民国时期。先是溥仪（满族）、郑孝胥、罗振玉，后来是殷汝耕、王克敏、云王（蒙古族）、德王（蒙古族），到了1940年3月汪伪政府成立，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禇谊民等汉奸投降更是达到高潮，同时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率所部投降，使汪伪部队总兵力仅所谓正规军一度达到60万之众，而国民政府还自诩为得计，对这种“曲线救国”的无耻理论与行径给予默认、纵容。非但如此，国民政府对如何应钦这样的“准汉奸”不予清除，还加以重用，人们不难猜知当局者随时准备抬脚踏上日伪大船。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稿》指出了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汪政权与重庆国民政府之间，彼此并未宣战。”纵观这样的汉奸行径，他们有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如复辟，如反共，也有许多无可奈何的委屈，如实力太弱，如保护民生，这一切在当时就被正直的人们所唾弃，如果今天有人还以此来为之辩解，如果还有人认为这是学术自由、思想多元加以庇护，还有人认为不要因人废言、因人废功加以宽容，那简直就是昏聩无知、麻木不仁之至。

                     

前面讲过，一个没有民族英雄的民族必定会亡国灭种，同样如果内奸成群，肆意横行，对汉奸理论亦予以容忍，那么不仅是对民族英雄牺牲的污辱与践踏，同时也是对我们民族精神的遗弃与蹂躏，那也注定会要亡国灭种。韩国在日本殖民统治结束后，曾经成立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清算韩奸，但后来因为朝鲜战争这种清算很不彻底，到了2005年底韩国国会通过《亲日反民族行为人财产收归国家的特别法》，并成立专门的调查委员会，用数年时间对罪大恶极的韩奸进行清算。这实际是以一种形式来提醒国民，保持自己的民族尊严，决不背叛本民族的利益，这个实例应该给我们以启示。乾隆年间著名学者秦涧泉拜谒岳墓时，曾写下名句“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其实秦桧成为臭名昭著的大汉奸，与他的名和姓毫无关系，秦涧泉更是没有必要为其而内疚。但秦涧泉是发自内心的对汉奸祸国的痛恨，是良知与羞耻之心的本能体现。这也说明把汉奸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必要。我想，至少应该编制一本《汉奸臭名录》之类的书，以此来警示后代子孙。

                  

（五）

                  

其实，我们纪念自己的民族英雄，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们用自己的奋斗与牺牲，用牺牲与玉碎，让我们懂得人生的真正意义。人作为具有最高智慧的生物，不但在摸索与思考世间万物，也在追索着自身的来龙去脉，每一个正常的人都会关心着自己人生的价值、存在的意义、最终的归宿，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生的终极目标。

 

人生的意义与目标，或者说人的终极目标与追求，看上去是有些形而上的问题，似乎关乎此岸与彼岸。对于人类而言，此岸看似有实则无，或者说有内核则有，无内核实无；彼岸看似无实则有，在自己更在别人的心中，又必然从实际言行中体现，在关键时刻彰显。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在我看来，没有先知者，但有先觉者。艰难困苦、灯红酒绿都可能冲淡人们对终极目标的思考与追求，此时先觉者的意义就会显得无比重要，他们会唤起人们低垂的信心，会擦亮人们昏糊的眼睛，会震憾人们泯灭的良知，重新认识自己甘愿忍受的一切，重新认识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去思考生活的真正价值，去追求人生的最高目标。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曾用铁屋子来比喻当时黑暗的封建专制社会，而以呐喊惊醒熟睡的人们起而毁坏铁屋子，来说明先觉者的意义与价值，应该说是最形象最贴切不过了。我们的民族英雄正是这样的先觉者。当着人们浑浑噩噩于自己的名利、家庭，当着人们在强敌面前企图明哲保身、苟且偷安，当着人们满足于安逸悠闲、不思进取，此时，有人发聋振聩让人茅塞顿开，有人厉声呐喊挺身而出让人气血飞扬，有人“我以我血荐轩辕”让全民族觉醒振奋，这样的先觉者正是我们的民族英雄。阿英的《盐阜民族英雄传》中列入陈玉澍，或者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吧。

 

今天的社会早已不是陈玉澍时代，也不是鲁迅时代，但我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纪念民族英雄，弘扬他们的精神。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是人类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一场伟大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没有阶级属性，但却有价值本质。其实资本主义以前就有市场经济，只不过没有资本主义时代发达，没有象后来在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说市场经济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而是说在实行这样的市场经济过程中，社会主导价值观是资本主义的，那就是他们所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而完成这种价值观全社会养成的途径，除了通过宗教以及法律、行政手段，最主要的还是从小开始、终其一生的教育。在这个问题上，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还是很有眼光的。英国学者亚当·斯密是世界公认的经济学之父，他的《国富论》发表于1776年，当时头号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正处于从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变的关键时刻，《国富论》适应反对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需要，主张在经济上自由放任、自由经营、自由贸易、充分利用完全放开的市场机制。西方学者把这部与《美国独立宣言》同年问世的巨著称之为“产业自由宣言书”（黄基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书〉总序》）。其实在这部书之前的10多年，1759年亚当·斯密先行出版了《道德情操论》，此后伴随《国富论》的写作与修订，对《道德情操论》作了5次修订改版。亚当·斯密深知，自己主张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如果失去正义，将会给人类发展带来怎样的灾难。所以在《道德情操论》这部著作中，他从同情感出发论述人们要坚持自己行为的合宜，从正义与仁慈出发明确功过是非的标准，从社会义务出发强调人们情感和行为的导向，从社会评价重要性出发引导人们对自己行为的约束，从自警自励出发强调重在培养良好的道德，最后更把道德情操问题上升到道德哲学体系建设的高度，指出社会在道德情操建设方面的责任。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是强调过“一只看不见的手”主导着人们追逐财富的利己驱动，但其实他在《道德情操论》里也讲“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人们从同情心出发从良心出发，在分配财富时通过追求狭小的私人目的而达到增进人类福利的更大的社会目的（蒋自强等《〈道德情操论〉译者序言》）。

 

有一次，与朋友讨论中国主流价值观建设，我以为或者说一直以为这样的主流价值观的被毁坏是从“文革”开始的，而朋友则认为这样的过程实际是始于“五四运动”，这一点从我的感情上是难以接受的，但却引起我的反思。现在看来，鸦片战争不但轰开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同时也对中国传统价值观进行了轰击。此后，中国人一直在做着强国梦，却始终只把眼睛放在军事、实业、医学、学校教育等等，一个习惯整体思维的民族在命运关口却只知道割裂地思考问题，却忽视了对著名的“利己与利他”这个“亚当·斯密问题”的全面考量，厄运自然会长久地缠着我们这个民族。早在1902年严复就翻译出版了《原富论》，1930年王亚南、郭大力重新翻译出版，此后更是不断修订重印，而《道德情操论》则是到中国改革开放感觉到在教育上出问题之后，才得到社会的重视与关注。当然客观地讲，“成事不说，既往不咎”，只要得到重视与关注就行，就无所谓迟到。

                     

邓小平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教训时曾说，最大的失败在教育。这里说的教育决不是至少不仅仅是指学校教育，而是指全民教育。社会主流价值观是可以重建的，关键还在于我们对全民教育的重视与推进。我们讲正确的政绩观，批评一些政绩工程，有许多人以为讲政绩就不对了，哪里是这回事？为官者掌权者不创造政绩，那不是尸位素餐又是什么？只不过我们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这样阶段的时候，如果还把GDP当作衡量政绩的主要标尺，那无疑是极不负责、极无水准、极为近视的。我们切不可忘记社会管理是政绩的最主要最主导的方面，而社会管理最主要最主导的方面是在国民教育，用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去统一全体国民的思想，使人们在一个充满善良、诚信的价值观指导下去从事自己的一切活动，包括经济活动，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真正可持续发展。

                     

人固然不是说只是为别人而活，为社会而活。有名言云：“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然而人活在世上不能只为自己，也不能只是为了享乐，那样不是让别人说去吧，而可能就没有人会把你当作“人”来说，那你度过的就决不是什么人生，更何从价值说意义呢？一个社会自然应该追求让每个成员生活得安定康乐，但却不能以此为满足，更不能以此为终极目标，一个充满铜臭而无高尚精神追求的社会，不是真正的人类社会，只是一个没有摆脱禽兽世界的集群。

                     

建立起积极向上、充满良知与正义的精神，是每个社会成员所应该的内在追求，同时也是社会国民教育不可推卸的责任。编写《建湖民族英雄传》只是想为这样的国民教育做一项最最基础的工作。

                  

(六)

                  

《建湖民族英雄传》全书正文分为八大部分。

                     

前5个部分是立传英雄。英灵古风，收录鸦片战争前的民族英雄，也是建湖这块土地民族正气雄风之源头，这部分因为史料不足的缘故，只收录了陆秀夫等14位人物，其中臧旻、臧洪及陈容其地今已划离，卞整、欧阳澈其籍贯倘有进一步证明更为有力，然此数位英雄英灵之风与建湖历史实在无法割断。百年壮怀，收录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的民族英雄，此阶段为中华民族沦亡之际，其屈辱至甚，其危急至甚，然而此阶段亦是中华民族奋起抗争、慷慨悲歌百年烈史。建湖大地同样有陈玉澍这样先知者的呐喊与呼唤，有孟佐天这样投身反清反帝的辛亥革命烈士，有吴宗鲁、崔鉴这样在大革命时期就捐驱牺牲的共产党人，抗日战争特别是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以后，建湖大地到处是觉醒者的呼喊，学生、农民、工人和士绅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听从民族利益的召唤，听从中国共产党的召唤，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能言帮言，能事帮事，城自为战，村自为战，家自为战，人自为战，涌现出无数英雄人物。时代豪情，收录的是建国后的民族英雄，此中主要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的人物，为驱逐外国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立下巨大功劳而在建国后逝世的人物，也包括在这一时期参加扫平大西南、岛屿作战以及抗美援朝战争、对越自卫反击等对外作战中的英雄。在和平建设时期建立突出功绩的英烈英模也列入其中，不过这部分人物入选相对从严。青山忠骨，录存的都是客籍的英雄人物，有一句表达这些客死异乡英雄心声的诗句：“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在反抗外侮、维护民族利益的历史长河中，有许多来自异乡的优秀儿女把自己的鲜血与生命抛掷在建湖这块土地上，我们同样应该记住他们，感恩他们。英烈小传，实际是一种简传，主要是资料所限。立传人物遵从中国传统，所谓“生不立传”，所以许多杰出人士没有入传，部分人物的事迹在第六编英名谨录、第七编群英荟萃中略作陈述。

                      

第6个部分是英名谨录，这部分实际包括3大块，第一块是战争年代革命烈士名录，包括1943年盐阜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录存的建阳县（今建湖县）籍烈士，《建湖县志·人物篇》中的《英名录》；第二块无名烈士，主要简记烈士牺牲的事件；第三块则录存了建县之初县委、县政府、县参议会、县武装力量组织名录，在血雨腥风、动荡混乱的年代，这些人实际上是全县人民的主心骨。

                     

第7个部分是群英荟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切说明民众力量的重要，民众本身就是伟大的英雄，而以他们为土壤又诞生出更加伟大的英雄，这一块本来想更充分地录存，主要还是因为篇幅所限。

                     

第8个部分是天人同忆，则录载烈士陵园、烈士墓地、烈士命名、历史纪念地及慰烈工程等，以期唤起今天的人们对民族英雄们，永远保持一种尊敬，永远保持一颗感恩之心，永远保持深深的记忆。

                     

除了正文，本书还附录有阿英（钱杏村）的《盐阜民族英雄传》，为了便于阅读理解，把阿英的这本书分成三部分录存在附录中，同时还附录本书编者《阿英建湖六日日记唐注》和《〈盐阜民族英雄传〉寻绎记》，一来是帮助大家加深对阿英的了解，二来是想把对英雄的怀念之情更真切地传达。

                     

附录还录有黄克诚大将1943年在新四军3师师直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一件老事情》。黄克诚和他的新四军3师，抗战时期是盐阜区人民的主心骨。原拟将此篇作为本书之序，冠于篇首，后顾虑是否与出版上的规定相合，然而终于不忍舍弃，遂置于附录。此文虽说的是一件老事情，其实说的是一件大事情。说的是我们共产党军队的头等大事，也说的是我们共产党政权的头等大事，在今天来看更是如此，那就是怎么对待人民，这里说的既是怎么对待人民的根本利益、大局利益与长远利益，也是怎么对待每一个人民的细微利益、自身利益与眼前利益。如果每一个共产党人，每一个共产党的干部，都认真读一读黄克诚这篇文章，从思想上真正重视这件老事情，从感情上真正投入这件老事情，从行动上真正实践这件老事情，那吾党幸甚，吾国幸甚，吾中华民族幸甚。

                     

本书主要是依据光绪本《盐城县志》、民国本《续盐城县志》、《盐城市志》、《建湖县志》、《建湖县志（1986～2008）》，《建湖革命史料》、《建湖英烈》、《建湖文史选辑》、《群英谱》等文献，同时还参考了大量的资料，为了表达对这些加深民族记忆先行者们的敬意，本书在最后还列有参考文献的细目。写到这里，想到陈寅恪所说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那就是：“只要有人还在书写着民族的历史，这个民族就不会亡。”我想这里所说的“书写”，自然包括著述本身，但更主要的还是在“书写”中所包含的继承，对民族精神的继承吧。

                     

本书的按语是编者颇为着力的部分，主要作用有三：⑴排比异说，并尽可能有所考辨；⑵补充证据，使正文中说法更有力；⑶简评，此类虽说很少，但却是必需的。从体例上，按语一般将同类问题集中于一条叙述，少数问题较复杂、所列材料较多的，则分条叙述。这里还有关乎体例的话再赘上几句，除极个别的例外，本书所记人物、事件均有官方出处，这里当特别申明的是，所有观点只代表个人，本书也不作为任何证明依据，此外，纪年时，民国前一般按朝代纪年，并加注公元纪年，民国后至民主建政时则以民国纪年加注公元纪年，民主建政后则按公元纪年；年月日所记有差异者，除广为核对外，首取农历，经《万年历》换算后加注公历。

 

按照我本来的想法，尽可能搜集英雄们的图片资料，但因为时间与渠道的限制，同时更是为了防止以讹传讹，还是留待再版时补充，在这里也是向各位有心人发出一个征集请求吧。

                      

是书只作一家之言，愿意引起更多的人们关注。由于本人资料搜集范围仍不够广泛，更主要的是由于学识所限，本书肯定有不少的疏漏，恳请读者随时赐教指正（我的电子信箱：zxtzxi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