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寇炮轰宛平城和卢沟桥，中国军队奋起反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建湖这片土地上，同样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战争，如建阳战斗、陆庄遭遇战、顾庄突围战、上冈阻击战、北秦庄遭遇战等，同样有许多的热血儿女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命运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中有国民党高级将领马玉仁和陈中柱、有共产党员方秉文、丘东平、白果、左幼、沈纯等，还有那些普普通通的寻常百姓，他们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七十七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借助文字去缅怀他们，是为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一曲慷慨悲歌——怀念左幼同志 （唐心奎）

 

还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左幼同志的形象就印入了我的脑海，使我至今铭记不忘。

1940年冬的一个傍晚，呼啸一天的北风已经停息，民运队的左幼同志由一位老伯领着来到我家。简单地介绍几句之后，我父母当即表示，欢迎他住在我们家里。从此，左幼同志就经常帮我读书学习，给我讲革命故事，很快和我亲热起来。左幼同志出身于塾师家庭，种过地，当过雇员，是一个知识分子。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他身材魁梧，相貌英俊，一双大眼炯炯有神，特别富有魅力。他讲起话来有条有理，绘声绘色，乡亲们都很欢喜听。

在那战争环境里，左幼同志生活艰苦，工作勤奋，作风朴实，和群众打成一片。他经常挨家串户，用通俗的语言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讲解团结抗日的道理。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当地很快地组织起一支民兵队伍，伺机打击日伪军，积极开展反扫荡斗争，民运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左幼同志调到上冈西北的联权乡担任乡长，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那时，上冈已沦陷敌手，而联权乡又临近上冈，环境非常复杂，斗争更加艰苦。年青的左幼同志不顾疲劳，不畏艰苦，日以继夜地发动群众，加强政权建设，领导地方武装，坚持反扫荡、反伪化斗争，并连连取得了胜利，成绩非常显著，联权乡也因此获得了模范乡的光荣称号。

1941年10月10日的下午，左幼同志来到朱三庄一户人家理发。谁知，一个汉奸早有预谋，突然引来几个便衣敌人，冷不防地扑到左幼同志面前，将他抓走了。随后，有人传信给联防队，待到许队长组织追击时，敌人已临近据点，左幼同志终未能被救回。为此，乡亲们焦急万分，许多人都流下了眼泪。

穷凶极恶的日伪军，将左幼同志押到上冈据点后，施用了种种酷刑，先用铁丝穿住他的锁骨，又在他十个指头上戳上铁针，然后揿在淘米箩上，来去不停地刮动。敌人一面逼他交出党组织的名单，一面又千方百计引诱他“悔过自首”，都遭到左幼同志的严词拒绝。

同年10月15日，天空黑云翻滚，地上狂风大作，阵阵灰沙蒙住了人们的视线，一群荷枪实弹的日伪军，气势汹汹地将左幼押到联权乡的前朱庄，要他交出埋在地下的枪支。遍体鳞伤的左幼同志，傲然相对，坚贞不屈，并当场怒斥了敌人。眼见一个一个阴谋失败了，日伪军气急败坏，恼羞成怒，就对左幼同志横下毒手。临刑前，左幼同志昂首挺立，大义凛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左幼同志牺牲时，风华正茂，年仅28岁。

左幼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但他的崇高形象和革命精神，却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勇往直前。后来，地方曾以烈士的英名作为乡名和校名，以志不忘。

 

 

 

抗战时期的民运队（李世安  赵庆荣）

 

在今天，民运队这个词已渐渐被人们遗忘，而在抗日战争那恶劣的斗争环境下，民运队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老区人民翻身解放，不畏艰苦，不怕牺牲，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在建湖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1940年10月，八路军黄克诚部南下与新四军东进部队会师后，盐城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因为干部不足，八路军盐城办事处就开办了两期民运总队训练班，为开辟新区培养革命干部。当时，境内为盐属四、五、六、十一、十二、十四等6个区，分两批进驻民运队。第一批40多人于1940年12月上旬分赴十四区，由原任盐城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的刘大谟任队长，接着又有30多人分赴十二区，队长先是原盐城县委宣传部长王大林，后是原县委书记方秉文。第二批于1941年1月开始，陆续派来民运队员100多人，先后进驻四区、五区、六区、十一区。

民运队到基层以后，先从访贫问苦开始，了解阶级状况，了解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批民运队员下乡不久，正逢年关，许多农民无粮过年，第二批民运队员到后，正值春荒，农民普遍缺粮，忍饥挨饿。两批民运队工作均以解决粮食为重点，发起借粮和减租减息运动。他们串村走户，对广大贫下中农进行“谁养活谁”的教育，并带着“揭不开锅”的农民到地主家借粮，接着又搞四六分收、二五减租运动。十四区平泉乡农民在民运干部方平同志带领下，一次借粮一百多担，安度了春荒。在该区串场河以西七个乡的清算租息运动中，一般的贫苦农民算回租息粮一、二千斤，或四、五千斤。有了粮食，群众也就很快地发动起来了。通过减租减息、借粮斗争，培养锻炼了一批骨干和积极分子，发展了一批党员，并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抗日群团组织，民运队在根据地群众中初步地扎下了根。

借枪搞抗日武装也是民运队的一项主要工作任务。当时借枪比借粮难得多，因为有枪的都是地方上势力大的地主豪绅。各区民运队依靠骨干一个乡一个乡地搞武装，向群众宣传建立武装的重要性，并对上层民主人士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自觉地捐献枪支弹药，支援区、乡游击队抗日。对少数顽固不化的，则通过又联合又斗争的办法，向他们宣传我党的政策，用民族大义来感化他们，实在不行，就强行上门去借枪。楼夏庄士绅夏嵩，一人就献出步枪28支，从而壮大了区队武装力量。分工在四区新露乡的民运干部王志行，先后从地主家借出30支枪，在四区建立了第一个乡游击队。一次，新兴场的日伪军联合下乡抢粮，王志行带领游击队，把敌人抢去的粮食、衣物、鸡鸭等全部夺回来还给群众，因而得到了群众的信任与支持。经过民运干部的努力，地方武装很快地发展起来。日寇第一次大扫荡前，境内各区基本上都建立了区队，多数乡也成立了武装委员会、模范班、游击队，在敌后树起了一面面抗日大旗。

那时在境内搞民运工作的同志生活很艰苦，每人每月只发四十五斤荒粮，九十斤伙草及少量菜金，女同志加发点卫生费。在群众家代饭，群众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青黄不接之时，群众一天吃两顿，他们也吃两顿，有时用酱水当菜，省下钱来上交组织，支援抗日战争。外来民运干部中有不少是在城里长大的，但他们一点不摆架子，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群众把他们看成是共产党派来的亲人，称男同志为大爷、二爷，称女同志为大姑、二姑。为了接近群众，有些民运干部还与当地群众拜上了干亲，因此，群众待民运干部比亲人还亲。

那时，县境的工作条件较为恶劣，一是水网地带，隔河绕水，行动不便，二是土匪多，敌人据点多，随时有生命危险，三是封建势力大，开展工作难度大。尤其是荡区情况更加复杂，民运队还未站住脚，就遭到顽匪的暗算，如第一批到沿荡搞联防的民运干部李平，一到那里就被跟踪的西荡顽匪暗害。十二区民运队长方秉文，在毗卢庵组训民兵时，遭当地土匪袭击，献出了青春。组织上考虑民运干部的安全，曾决定让他们暂住地主家里，但由于怕群众有顾虑，加上有些地主暗中勾结土匪，民运干部只好流动宿夜，往往一夜转移几次，不让土匪钻空子。1941年5月，随着基层党组织的建立，民运干部分别担任区、乡党组织的负责人。当年夏，日寇发动大扫荡，党组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为了保存实力，根据上级指示，即采取一公开二地下的办法，组织两线斗争，一线是公开领导群众和敌人战斗，一线是转入地下活动，深入敌后开展抗日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外来民运干部陆续调离，但我县人民永远忘不了当年与民运队同志结下的革命情谊，没有他们的开辟工作，就没有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当年的民运队是一支深受老区人民欢迎和爱戴的革命队伍。他们的革命精神，已在建湖大地上光大发扬。

 

 

建阳战斗（李世安  陈道荣）

 

1943年春，日伪军对我盐阜抗日根据地疯狂地发动了第二次大扫荡。日寇在汉奸的张目下，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施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然而，我新四军和盐阜广大人民为了保卫家园，巩固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武装斗争迅速扭转了形势，有力地击溃了敌人的进攻。建阳战斗便是这次反扫荡中的一次重要的战斗。

建阳镇地处“五沟”、“三河”的交叉地带，地形独特，是我县南北交通要道，在军事上有一定的战略地位。东面的湖垛，东南方向的东夏、楼夏，西南方向的蒋营等地都有敌人的据点。如果建阳镇被敌人控制，将会切断我县南北交通，给根据地造成严重的威胁。

1943年6月初，从泰州过来增援湖垛的伪税警团五百余人和日寇百余人，途经湖垛进驻了建阳镇，并在离建阳镇不远处的西王庄、五里桥修筑了工事，企图控制我根据地的内部联系。为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建阳县委在日伪入侵的当天晚上，即部署了攻打建阳据点的战斗计划。

要消灭敌人，必须掌握敌情。根据县委的部署，县总队派出侦察队长赵荣和侦察员王曰国等人，深入建阳据点，侦察敌情。通过侦察，知道这批日伪军人数较多，武器精良，弹药也很充足，但由于他们是刚从远地调防而来的，所备粮食无几。于是，我军便立即作出从速歼灭敌人的对策，不让敌人有喘息之机。

战前动员和准备工作就绪后，我县总队长王良太同志率领两个营，一区区队长王志贤同志带领区队战士，加上模范班的紧密配合，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建阳镇据点。6月11日晚，当夜幕降临后，建阳镇四周即响起了枪声、呐喊声、厮杀声。日伪军不明底细，个个草木皆兵，非常恐慌。因此，他们龟缩在一起，只好放火、放枪壮胆，不敢越出据点一步。

敌人在立足未稳，加之缺粮断炊、忍饥挨饿的情况下苦苦死守了一夜后，于12日晨，出动二百余人，窜出据点，企图抢粮。他们刚走到建阳三里外的成家墩，还未来得及抢劫，就遭到我县总队警卫连的伏击，窜在前面的五个伪军当下被击毙，机枪手也丢了狗命。这时，模范班又从左右两侧放冷枪，吓得敌人转身向建阳溃逃。当这些日伪军逃到离建阳一里路的地方，两座木桥又被我民兵撤掉。前有河道，后有追兵，惊慌了的日伪军像崩栏的鸭子，纷纷逃命。这批日伪军，下乡扫荡粮食未抢到，还死伤了三十几人。

15日晚上，我县总队和区队又开始对建阳据点发起围攻，逼得日伪军拼命放枪。一夜间，消耗了敌人大量的子弹，我方达到了疲惫敌人、削弱敌人力量的目的。

16日下午，我主力部队八旅二十三团和二十二团的一个主力营前来配合县总队和地方武装攻打建阳据点。三师副师长张爱萍同志亲临前线指挥战斗。二十三团担任主攻，二十二团的主力营作二梯队，在关键时刻出击敌人，县总队打增援，阻击可能从湖垛前来增援的日伪军，区队和地方民兵布防在建阳四周，担负警戒任务。晚上八点钟，我军吹响了冲锋的号角，主力部队用机枪封锁着敌人的火力点，突击队的同志如虎添翼，把一颗颗手榴弹扔进了敌人的据点，一夜之间，敌人的据点被炸得坑坑洼洼，敌人伤亡较大。到17日早晨，还未等到我二梯队出击，敌人就抛弃据点，向湖垛方向溃逃。我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神台对岸，打破了敌人妄图常驻建阳镇的梦想。

这次战斗，共歼日伪军一百余人，并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我军牺牲指战员50余人。二十三团受到旅部嘉奖，湖丰乡民兵中队也受到旅部的表扬，中队副黄文成不仅一人撤掉杨家小圈子内两座木桥，堵住了敌人归路，而且还打死打伤三个日伪军，因此被誉为民兵英雄。

建阳战斗的胜利，扭转了建阳县抗战局面，增强了根据地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在盐阜地区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救护美军坠机的金桥战斗（唐明义）

 

1944年8月20日晚8时左右，美国第10航空队1架美国B-29远程轰炸机在轰炸日本本土的返航途中，因引擎发生故障，坠落在建阳县湖垛镇西6里处的六区夹晏乡金桥村（今建湖县建阳镇金桥村金桥公墓南门前），6名飞行员跳伞逃生。晏荡乡党支部书记夏龙升、乡长张启文、中队长郭宽友最先发现坠机位置。六区中队、胡桥乡中队以及正在当地活动的万丰乡游击队接到信息后立即赶赴现场。当夜，盐阜独立团2营6连和县总队2连80多位官兵，冒雨赶来，把现场包围起来。据时任建阳县总队长的王良太将军回忆，救护坠机的战斗实际是两次。当天夜里，湖垛据点的日伪军得知美机坠毁后，连夜集结100多人，由中队长近藤指挥，企图抓捕飞行员、抢夺坠机。在离飞机不远处，我军与日伪军打了一仗，战斗持续4个多小时，终于击退了敌人，保住了坠机，机上的6挺重机枪、1门小炮和其他军用物资都被军民拆卸运走，得救的5名飞行员早就被建阳县总队派人护送到建阳县政府驻地高作一带，旋即护送至新四军3师师部。第二天日伪军再次出动，进攻坠机现场，盐阜独立团早就派出1个营沿横塘河布防阻击，敌人无法越过大河，只好退回湖垛据点。在这场救护之战中，独立团机枪班班长李绍义和战士周仲昆、朱良、朱长林等官兵牺牲（《建湖县志》记有11名战士牺牲，此据时为万丰乡游击队员傅涛回忆。

最先被救的飞行员是降落在松樵乡西陈堡附近的机长兼领航员赛伏爱（《江苏革命史词典》译为萨沃埃）少校，乡民兵中队长刘江荣和民兵陈道龙比日寇抢先一步发现了他，并立即护送到乡政府所在地汤家碾，次日送到2区区公所所在地东郑庄，在那里区参议员陶益吾和区委方非懂英语，得知坠机的情况和还有11名飞行员跳伞，随即派人将萨伏爱护送至建阳县敌工部（朱泽《护送美军飞行员》），建阳县政府遂通知全县查询跳伞美军飞行员。此前在万丰乡地域已经找到4名幸免于难的飞行员，他们是奥布赖恩上尉、工程师斯特尔马克中尉、副驾驶罗茨中尉和射击手布伦迪奇上士。其他人下落不明，据后来了解，有6名在大海上空跳伞，全部遇难，另有1名飞行员降落在湖垛敌人据点附近，被日寇抓获，后被杀害。获救的5名飞行员在根据地受到我军民的热心接待和严密保护，老百姓称他们为“美国的新四军”。几天后，他们被护送到3师师部，在那里受到师长黄克诚、副师长张爱萍、参谋长洪学智等热情款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久，3师派人将他们送到国民政府陪都重庆。1984年6月11日，时任中国国防部长的张爱萍访问美国，与获救飞行员和他们的家属在五角大楼会面。此后，又有两名获救飞行员来华访问，专程感谢中国军民特别是建湖县军民当年对他们的救护。

这次救护坠机及飞行员的战斗，在当时的根据地产生了很大影响。《盐阜报》1944年8月25日登载了三篇报道，朱茵的《美国机师被救脱险经过》和《天上掉下来的美国朋友——萨伏爱少校》侧重报道了建阳根据地军民救护美国飞行员的经过；白桦的《抢救空中堡垒》侧重报道我军救护坠机的战斗。在这次战斗60年后，2005年元月当地政府为了纪念这次救护战斗，更为了纪念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烈士，规划建立纪念碑，并于次年在坠机地点树立了筹建碑，碑上镌刻的是“抗日烈士忠骨  美国飞机失事纪念”。

 

 

唐君照与上冈青年抗日救亡服务团（王学言）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帝国主义在卢沟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奋起抗日，八年抗日战争拉开了序幕。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上冈地区失学、失业青年为报国无门而坐卧不安，焦急万分。是年8月，中共江苏省委临时委员会（驻上海）派中国科学家联盟、复旦大学支部书记唐君照（建湖县草堰口人）回乡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唐君照按照上级党组织的安排，在对敌斗争形势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联络联络上冈中学老师唐君鄂、唐小什，农职中赵敬之以及回乡的大学生陈宗泽、陈久仁、陈宗良、陈仰梅等，与本地进步学生40多人组成学生抗日救亡宣传队。他们通过演剧、出板报、发传单、张贴标语等不同形式，宣传抗日救亡，并开展演出活动募金慰劳前方抗日将士。是年9月，中共江苏省临时委员会又派王翰回乡协助唐君照工作，他们根据中央中共关于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的指示精神，把失学、失业工人、农民、店员、青年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唐君照、王翰、唐君鄂、唐小什、陈宗泽、赵敬之等开会研究，决定组建“盐城县十四区上冈青年抗日救亡服务团”，简称“上冈青年抗日救亡服务团”。会上起草了《工作纲要》，其宗旨是宣传抗日，唤起民众。下设组织、宣传、总务、劝募、交通五个股，分别由韩锦文、陈仰梅、周庚、韩镗、韩钟负责，陈宗泽负责陈灶锅分团，唐君鄂为服务团顾问。办公地点设在上冈商会内，先后吸收青年148人(包括陈灶锅分团)参加。每天上午唐君照、王翰通知大家到商会集中，学习时事，交流情况，讨论工作。服务团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救国．开展街头演讲、贴标语、散发传单和文艺演出等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并为抗战募捐。他们自编自演了许多文艺节目，在角头街商会门前的博场和启新大剧院等地演出“活话剧”。服务团的宣传活动搞得轰轰烈烈，反汉奸、反投降斗争搞得扎扎实实。其间，组织了抵抗贪官、地痞、抓丁的三次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敌顽、汉奸的气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士气，扩大了青年抗日救亡服务团的影响力。

在服务团的影响下，上冈中小学生纷纷走上街头宣传抗日，广大群众和各届人士积极响应，主动捐钱捐物，抗日救亡热情高涨。县境内各阶层纷纷成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宣传发动群众进行抗日。

1938年春，由于唐君照、唐小什、赵敬之等主要骨干被党组织委派赴徐州五战区搞统战工作，加之农历3月底日寇首犯上冈，商会被炸，上冈沦陷，青年抗日救亡服务团公开活动被迫停止，但这些热血青年一直坚持着抗日活动，其中许多人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走上了抗日救国的最前线。

（注：唐君照1941年任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

 

 

 

战场就是我的家
（梨膏糖调）

 

一杯酒来敬我的爸，
我去当兵你当家。
二杯酒来敬我的妈，
我去当兵你莫牵挂。
三杯酒来敬我的哥，
我去当兵你当劳模。
四杯酒来敬我的嫂，
我去当兵你多操劳。
五杯酒来敬我的弟，
我去当兵你该欢喜。
六杯酒来敬我的妹，
我去当兵你陪嫂睡。
七杯酒来敬全家，
我去当兵戴光荣花。
努力杀敌学文化，
战场就是我的家。
全家人呀多高兴，
端起酒杯笑哈哈，
你今参加新四军，
打垮日寇欢迎你回家。

                   （《建湖民间故事・歌谣集》，采录人王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