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永远铭记抗日英烈的不朽功勋，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抗战精神，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24日公布第二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在这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有一位建湖籍国民党抗日阵亡将领，还有两位客籍牺牲在建湖的烈士。为了纪念这三位建湖抗日英灵，现将他们的传记资料刊载如下：

马玉仁传

　　马玉仁（1875～1940），谱名曰能，行名曰仁，字伯良，世居高作马家墩（《建湖县志》作马家滩，陈衡志《马玉仁生平浅述》作马家墩，并注为建湖县高作镇陆沟村。今陆沟村并入马楼村，《建湖县志》续志马楼村有村庄名马墩。《马玉仁抗日事记》作盐城县第6区界沟乡马家楼子。）

　　马玉仁出身贫苦，幼年曾随父母流寓阜宁朦胧镇（周梦庄《谈谈马玉仁》）。其父马京元种不起田，常给人家打短工，做杂活；其母董氏则常给人家缝补浆洗。马玉仁刚成年，就随乡人挑卖私盐于庙湾场与东沟、益林（今属阜宁县）之间。在此过程中，马玉仁逐步养成剽悍粗犷、铤而走险的个性。

　　马玉仁曾从乡邻武举薛兆风之弟薛德扬习武，光绪31年（1905）应县武科童子试，名列小牌第八，初选合格，不久科举废除而未获武秀才。此后，马玉仁随其三姐（适唐氏，人称唐三姑奶奶）重操走私旧业，又拜青帮“大”字辈刘海峰为师，并与阜宁沟墩武装贩盐头领陈正丸等结盟，逐渐羽翼丰满。因其体格魁梧，好勇斗狠，被群枭推为魁首，成为淮西、里下河一带贩卖私盐团伙的首领。光绪33年（1907），马玉仁率团伙收盐于通洋港一带，在小关东北陡沟与清廷武卫军缉私营遭遇，当场格毙营兵2人、致伤3人。两江总督刘坤一传檄淮安府，“六县会拿马曰能”。次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将两淮缉私营交扬州青帮徐宝山统领，马玉仁遂投奔徐。徐赦免其罪，收在辖下虎字营当兵，改名马玉仁。徐宠为心腹，3年时间内由伍长、什长连续升至第3营管带（相当于正营）。

　　辛亥革命初，徐宝山配合镇江民军都督林述庆攻取南京，马玉仁因参战有功，升授江苏陆军第2军第15标标统（相当正团），不久移驻盐城，15标标部设在盐城西门之泰山庙，负责盐城西南和西北乡的防务。民国2年（1913），袁世凯篡权，马玉仁背叛革命，通电效命袁贼，升任扬州混成旅旅长，北洋政府授其为陆军少将。后因攻克南京有功，擢升陆军中将，实授扬州游击统领，不久任淮扬镇守使、陆军第2师师长（《江苏革命史词典》附录无马玉仁任第2师师长之记录）等职，拥兵淮扬九易寒暑，俨然成为割据一方的小军阀，其部队兵员混杂，军纪很差，时常被人称为招安团，或是“十一团”（十一，土字也），暗讽其部队为土匪（丁启泰《第三师师长马玉仁将军》）。民国12年（1923），曹锟贿选当上大总统，马玉仁受封为衡威将军。民国13年，在江苏督军齐燮元发动的驱逐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部的江浙战争中，再立战功。民国14年1月，北洋段祺瑞政府任命其为淮扬护军使兼江苏陆军第3师师长。齐燮元下台后不久，五省联军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的孙传芳继而主浙，同年10月在打败奉系的战争中，马玉仁因功被委为联军第7军军长，统率江苏各师旅（《江苏革命史词典》附录记其任苏军第5师师长）。是年冬（一说次年春），与孙传芳发生摩擦，被解除军职，遂去青岛、上海法租界过起寓公生活。民国15年（1926）底，直鲁联军张宗昌部欲进据江苏，闻马玉仁为孙传芳所弃，遂任命其为直鲁联军第12军军长，授陆军上将衔。次年6月27日，与北伐军李宗仁作战被俘（《李宗仁回忆录》），旋即被释，然其所部散兵游勇回窜苏北，为匪为盗。民国17年（1928）参加汪精卫的国民党改组派。民国19年（1930）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建湖概览》误记为1929年），马玉仁接受冯玉祥、阎锡山的第16路军总指挥兼第27军军长的委任，潜回盐阜，招集旧部，起兵反蒋。时马玉仁到处收编土匪，以抢掠代充军饷，军纪涣散，民怨鼎沸。斯时，南商北客裹足，路绝行人水断舟，整个里下河地区深受祸害，时称“闹马党”。苏北各地纷纷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清剿，同年10月，为江苏保安处长李明扬率部击溃，马玉仁率部由海路潜大连。13日入海前，其所部杀害被掳走的沙沟镇绅士、省参议员赵雪（赵雨生）（一说为流弹击中）。不久，马玉仁在大连被蒋介石南京政府捕获。后因蒋、冯、阎议和，又得张学良从中斡旋，获赦免还乡。

　　1930年之前，马玉仁即已仗势强占、贱买千余顷土地，主要分布于今射阳县境中兴桥，建湖县境的上冈、高作、朦胧，阜宁县境的喻口等地。此次战败后，其在高邮、宝应、兴化、淮安、盐城、阜宁等地的所有土地和财产均被没收，后通过关系交涉，发还其沿海部分财产。从此，马玉仁以马东滩为基地，致力于海滨的田庄经营，后在清江、高邮、宝应、兴化等地买下田地近10万亩，建有仓房40余处，并改革耕种模式，推行条田化，对地方的农业生产起到一定促进作用。这期间，经由他的师母姜氏老太、师弟唐少友等人的开导劝诫，以及家族拒其入谱，这一切促使他的思想有所变化，对此前的罪孽渐有悔意。从1932年至1935年，在唐少友的帮助下，马玉仁自己出资疏浚里下河重要入海通道黄沙港，对流域内防洪、防潮、灌溉都产生了积极作用，也为人们所称道。其时，他还在上冈镇兴办过纺织厂，在上冈东乡南津口、盐城城厢等地兴办新式浴室等实体。

　　抗战爆发后，在唐少友、李树滋等人的劝导下，马玉仁毅然请缨杀敌，虽未获当局批准，但他积极集训佃户中的青壮年，准备抗战。民国27年（1938）春，第24集团军司令兼江苏省府代理主席韩德勤因马玉仁参加过改组派，恐其投靠汪精卫，将其诱至淮阴软禁。马玉仁誓言决不卖国苟生，再三表明自己抗日决心，韩德勤曾与李守维密谋杀之，经李劝解方未擅断，将其送至武汉。蒋介石召见他谈话时，要求委以民军军职，捍卫国家。蒋调侃他说：“公老矣，当此国家兴亡之时亦可休矣，其移家（与）牛器以避烽火乎？”马玉仁以国家生死存亡关头，岂能坐视，一再要求带兵抗日（陈衡志《马玉仁生平浅述》）。几经努力，军事委员会授予马玉仁陆军中将咨议兼苏北沿海第一路游击司令，并给予其1个纵队的编制。

　　次年春，马玉仁转道香港回苏北。途中经兴化请其三弟马玉怀协理军务。马玉怀则劝他说：“我们弟兄枪又玩过，兵又带过，差点搞得家破人亡，还是歇息好多少呢。”马玉仁断然回答说：“我要求国家起用我打日本鬼子，实在是为找个好死场啊！”他豪言抒志曰：“山河破碎我心肝碎，日月不圆我怒火燃。”（见《射阳县志》。）在派人向第24集团军注册时，韩德勤以证件过期为借口，拒不登记。屡经交涉，韩只拨他1个营的给养，而且明言不允许设立司令部。马玉仁愤然抗拒，毅然打出苏北沿海第一路游击纵队旗号，设司令部于安乐港（今射阳县合兴乡安乐村）吴壮飞的庄圩内，自命为司令，并任命其外甥计雨亭为副司令，毁家纾难，自费抗日，建立起2000多人的抗日游击武装，下设4个直属大队、1个侦察队和1个小刀会。为整肃军纪，马玉仁枪决了一贯掳掠民财的嫡侄马益华。尽管身处逆境，面对强敌，他仍继续高举抗战旗帜，在盐阜沿海一带与敌战斗数十次，其中较大的战斗有7次。其时负责范公堤一带防备的国民党89军33师和税警第8军，不但不与支援与配合，还散布流言动摇其军心（《马玉仁抗日事记》）。其时，人们对苏北国民党部队的表现有“三溜八跑大楞种”之评述。三溜，指33师；八跑，指税警第8军；大楞种，即指马玉仁之所部，指其决死抗日。他鼓励部下勇敢作战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枪打薄福的孩儿！”马玉仁拼死抵抗的豪言壮语甚多，其中有一句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将自己未亡之躯，奔赴疆场，马革裹尸，何所惧哉！”日伪曾多次派人至马部游说，许以苏北文武官员最高头衔，均被马玉仁严辞拒绝。他严禁防区内的棉花资敌，并处决诱其投敌的参谋金新吾（《建湖县志》作参谋长，此据陈衡志、王荫文。《阜宁人民革命史》记为参谋长，名为金善夫）。他反复告诫所部军官：“谁当汉奸，我就打死谁！”

　　民国29年（1940）1月3日，100余名日军突然袭击马玉仁司令部驻地安乐港和马家帐房。马玉仁获悉后，立即令三大队马曰禹部阻击日军。一大队郑怀喜掩护司令部转移，自己亲率卫队和二、四大队机动歼敌。当日军至望乡台时，马玉仁率众迎敌于三合尖（阜宁县九区新吴乡，今射阳县新洋镇杜兴村、新条村交界处）东侧（俗名“红锅腔”）， 高呼：“孩子们！我们与日本鬼子拼了！不准有一人后退，哪个退，我枪毙他！”孰料激战正酣，其盟侄徐伯鸿率部先逃，遂使马玉仁陷入重围，激战之中不幸中弹倒地。但他非常顽强，爬起来继续指挥部队撤退，后腹部又中一弹。卫兵赶来救护，马玉仁自料难以幸存，忍痛解下绿围巾，包起勃朗宁手枪和金链怀表，抛出丈余远，以免日寇辱尸。不久即因伤势太重，流血过多而壮烈牺牲。

　　马玉仁殉难消息传出后，各界人士为之哀悼祭奠。马玉仁是江苏将领抗日殉国第一人。当年1月12日，国民党盐城县政府在上冈集会，公祭马玉仁（《建湖县志·民政》）。其时盐城名人宋泽夫赞云：“马氏一生，玉仁成仁。”（见李寄农《盐城县建政前后的情况回忆》。）高作镇老同盟会员孙幼亭题挽联云：“慷慨解囊，为国捐躯。”曾力劝其抗日的李树滋作诗悼念他，诗云：“噩耗飞来愤满胸，叹非廉颇气如虹。恨无笔扫千军力，尽斩倭奴慰鬼雄。”人们慨叹：马玉仁半生军阀生涯，但不当汉奸卖国贼，白首抗日，最后为国家为民族一弹成仁，洗去原先种种不肖，堪称民族之英雄！

　　马玉仁壮烈成仁后，所部主力马曰禹部为徐伯鸿所劫，沦为土匪，其余各部由计雨亭父子统带。八路军、新四军会师盐城后，受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感召，计雨亭父子毅然将全部人枪交给新四军指挥。

　　1942年初，抗日民主政权盐阜区行政公署举行公祭大会，马玉仁被列为追悼祭祀的烈士之一。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南昌建造百花亭，勒石纪念百名抗日殉国将领，马伯良（马玉仁）列名第97位。民国36年（1947），国民政府明令给予褒扬，以蒋介石名义颁发“哀荣状”，3月14日追赠少将，6月18日复追赠陆军中将。1986年，中共中央军委把马玉仁事迹收入《国民党抗战殉国将领》一书。

　　马玉仁牺牲后，其遗体几经转折，运回老家安葬。其墓在今建湖县高作镇高群村（原荣群村四组东北角）西塘河畔，原占地5亩，墓的四周立有水泥栏杆。据传，这方墓址系马玉仁生前所择。“文革”期间被毁墓掘尸，夷为农田。其妾王氏及独子马益德的两座墓在马玉仁墓的北侧，现仅存砖砌外廓。1987年11月，建湖县政府将马玉仁墓列为第一批文物控制单位。

　　按，马玉仁以盐枭而起家，纵武力于乱世，最终能在抗日战场上寻到“好死场”，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念可谓动人。李寄农（民主建政时盐城县政府秘书）《盐城县建政前后的情况回忆》中明确地说过：“马玉仁是个民族英雄。”据说，《盐都县志》初稿中曾将马玉仁定性为土匪入史，讨论时为众人一致否定，说明一个人如能坚持民族气节，是非自有公认，这也就是马玉仁所期待的“好死场”。据《盐城人文景观》，马玉仁牺牲后，原盐城县县长李一诚（兴化人）送来挽联，应该说是马玉仁之知音之联。其联曰：“功令总动员，视死如归，后死安能知死所；偏师抗顽敌，毁家纾难，先生早不计生还。” 

　　又按，胡应庚、陈中凡《续修盐城县志·赵雪传》记有：“马玉仁起盐徒，历职至淮扬护军使，势张甚，众莫敢谁何，雪独斥言其失，无所假借。十四年冬，孙传芳解玉仁兵柄，夺其职，玉仁疑事发自雪，阴衔之。十九年春，阎冯战事起，玉仁受阎委为第二十七军军长，由海道入据阜宁合兴镇，进至县境东郑庄，涉沙家庄，遣其党四出剽掠。会省保安处长李明扬率所部莅盐进剿，用以其众犯沙沟镇，执雪去，北窜至阜邑陈洋镇，省队自后追及之，玉仁众大溃，只身遁，雪遂遇害，时民国十九年十月十三日也。”此传由《续修盐城县志稿第一辑》刊出，其中“马玉仁起自盐徒”一语遂起波澜。时盐城的国民党内部有西南派与中央派之争，胡应庚属西南派，故中央派人士认为此乃无所据而毁马玉仁，遂由数人集商，草成《续修盐城县志稿第一辑攻错录》，由薛综缘具名，马玉仁出钱，赴沪用铅字汉文正楷印行（周梦庄《历修盐城县志简况》）。据胡应庚自述，曾受马玉仁派人胁迫，胁迫不成，遂请人编纂《攻错录》，似有意回避当时派系之争背景。今观是书《赵雪传》，其述“马玉仁起盐徒”，并无大错，因其并非为马玉仁立传，自可言其大脉。不过，从实际而言，幼时马玉仁虽随父贩运私盐，不可视为其出身，而其从乡邻习武，欲走武举一途，至30岁时童子试初试方成，足可见其内心之取向。无奈科举废而前途失，遂再入贩私盐之业，以此为前途而逞强于世，不亦有时势之因素？胡应庚若为马玉仁立传，止言其起自盐徒则必误。《马玉仁抗日事记》所述马玉仁出身与其他各本多有不同，更可见马玉仁之出身盐徒之说不确，其云：“其父马京元种不起田，常给人家打短工，做杂活；其母董氏亦常给人家缝补浆洗。”又云：“马玉仁本人出身贫贱，常思出头之道。少时一度习武，练有几分拳脚本领。13岁时，其父病亡，因生活所迫，跟人从事贩私盐营生。到十八、九岁，长成彪形大汉，兼有武功，又敢与缉私营相抗，一些贩私盐者，便聚其下，形成一个贩私盐团伙。”薛鸿钧《我所知道的马玉仁》亦记马玉仁“家贫废学，与盐枭为伍”。关于劫持赵雪及赵雪之死，《续修盐城县志》所记只是一种说法，且多所臆测。

　　又按，《盐城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编者注云：“有关1927年，马玉仁与北伐军李宗仁作战被俘一说，可能系讹传。因马玉仁于1925年在清江被郑俊彦师包围交出军权后，息影上海。虽在北伐时接受张宗昌委任为直鲁联军第12军军长，无非不过是一个空衔，不久夭折。李宗仁回忆录中所述许琨‘所部精锐马玉仁师全部被俘’可能系指‘原马玉仁之师’，并非企图东山再起的马玉仁其人。”《盐城市志·马玉仁传》于此事记云：“民国13年，在驱逐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部的江浙战争中，因再立战功，孙传芳委任他为联军第7军军长，统率苏北各师旅。后与孙传芳发生摩擦，被解除军职。民国15年起，任直鲁联军第12军军长，授陆军上将衔。民国16年6月，与北伐军李宗仁部作战被俘，旋即被释。”虽未明言被孙传芳解除其军职具体时间，但可以推知是在民国14年。这一点与该志《计雨亭传》中所记一致，其记云：“民国14年，马玉仁在清江（淮阴城）被郑俊彦师包围，被迫交出军权，计亦退出军界，隐迹于上海等地。”《计雨亭传》未明言于民国14年具体月份。据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民国14年（1925）10月17日，段琪瑞政府责令孙传芳所部由上海退回原防区，同日江苏省陆军第3师师长马玉仁、第10师师长郑俊彦等联名发出讨奉通电请吴佩孚、孙传芳主持大计，至此第三次江浙战争实际上扩大为第三次奉直战争。同月21日孙传芳率马玉仁、郑俊彦等致电吴佩孚，邀其领军北上申讨奉系。26日奉系张宗昌部由陇海路新安镇发动进攻，苏军大败，马玉仁败守清江浦（今淮阴），得孙传芳调郑俊彦等部增援才得阻遏奉军攻势。应该说，孙传芳令郑俊彦将马玉仁部缴械，事当在此之后。由于奉系内哄，再加上冯玉祥部欲进攻山东，张宗昌于1926年初以鲁军独立对付冯军进攻，其时无力再向江苏用兵，孙传芳始将主力调回杭州，全力谋划东南五省自保。另，此书记云：“（1927年6月）孙军马玉仁部在清江浦投南后仍被缴械遣散，郑俊彦一度到南京秘密接洽。”此处是说马玉仁部是先向北伐军李宗仁部投诚后被解散的，不过这里仍称马玉仁部为孙军，似有误。

　　又按，关于马玉仁改邪归正之过程，有几则相关资料。艾毅夫《唐公少友的轶事点滴》记云：“1927年左右，马（玉仁）在淮安被军阀孙传芳缴械，全军覆没（此记有误，当是为北伐军缴械被孙缴械事在1925年）。后来孙只给了他一个排兵力回家，他旧性不改，一路抢到盐城。少友先生和姜氏老太（他的师母）劝他不要做坏事多做善事，百姓就会说他的好话，改变对他的看法；并叮嘱他在唐家营、草堰口一带不准祸害人，他还算听师母和师弟的话，在这些地方真的做到了秋毫无犯。少友先生拉马玉仁干好事，和他一起联合兴修开挖黄沙港河等水利工程，这是一项大得民心的好事，为两岸人民的农田灌溉和改良土地盐碱化带来了长远好处，造福千秋万代，这项工作对马玉仁计划在马家滩开垦新棉区也是极为有利的。（此事《续修盐城县志》略而未记。）少友先生支持他在马家滩买了近10万亩滩涂，整治开发新棉区，这为他晚年保家卫国、养兵抗日提供了主要的经济来源，也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大有益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少友先生多次在上冈等处与马玉仁谈起抗日的问题劝他带头抗日打鬼子。”薛鸿钧《我所知道的马玉仁》一文，转引陈果夫《苏政回忆录》中一段：“苏北著名旧军阀马玉仁，在地方潜势力很大，平素作恶多端，自被打倒以后，仍旧不甚安分，在黄沙河下游附近占地若干万亩。我初到江苏，向地方父老及前两任主席询马氏详情，他们异口同声都说他桀骜不驯，决不能用，最好把他杀掉，以绝后患。我认为他现在并无大的坏处，杀他于心不安，应该另求成全办法。乃命该区专员、县长先善加劝导，一面安他的心，一面勉励他从事建设，并且告诉他，现在省主席最好建设事业的。这样的潜移默化，隔了一年，马氏果然受了感动，到镇江来求见，要求开发黄沙河。黄沙河为江北入海小水道之一，本来在政府疏浚计划之内，此时马玉仁自告奋勇请求助款开浚，虽然他的动机，大半为了他在下游的一片土地的缘故，但总是一件很好的事。因此除嘉许而外，立刻令建设厅给予补助，并派技术人员陪同前往。他便欣然回去，立刻开始工作。第二年他又到镇江，再予鼓励和补助，同时顺便问问他的家世，谈谈齐家教子之道，于是他更受感动，一意向善。二十六年马氏族内修族谱，没有列他的名字，他特地登报声明，他已经不是从前的马玉仁了。可见他确由旧军阀一变而为建设时代的新人了。二十六年十一月他到镇江，我为要使他真正做个好人，并且要他在本党领导下从事抗战，便介绍他入党，给他一次训话，要他对国家民族尽忠尽孝，用其所长，努力抗战，后来他率领地方武力与敌周旋，竟因弹尽援绝，为国成仁了。这个大家认为最坏的人，结果做了好人，轰轰烈烈而死。”不言而喻，此中陈果夫有许多自我吹嘘的成分，但反映马玉仁确实在努力改邪归正，倒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又按，关于马玉仁为其盟侄徐伯鸿所害之事。徐瑞民《抗日先烈马玉仁将军述闻》记云：“其时，乡人又盛传马氏之死为其盟侄徐伯鸿所手戕。盖当时势急，马氏如不死，因其已下‘一致誓死抵抗’之命，必招‘玉石俱焚’之祸，故徐伯鸿为此‘枭獍食父’之行，以便私逃，观其于马氏死后不久，为扩充自力，曾以夜袭缴除马氏主力之马曰禹大队兵械（马曰禹以与之为‘自己人’，未对设防。），毫无香火之情，不无可能。但马氏实死于敌手，由其前额进弹，可为物证；而马氏之贴身传令沈其骝君幸而未死，可为人证。惟马氏实死于徐伯鸿之率部先逃，否则生死尚在两可之间，故尽管其‘未杀伯仁，伯仁实由其而死’，徐伯鸿实不能辞咎也。”

　　又按，或云马玉仁之抗日乃是维护自己的家产，言下之意似乎并不怎么高尚。如果说汉奸有理尤为无耻之至，则是说尤为无聊之至。维护家产本是人之常情，大而言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抵御外族入侵，实际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家产”，无可厚非。要知道，当时有许多汉奸就是打着保护家产、保护民族不受彻底摧毁之类的幌子。假如在外侵逼至，无论其如何强大，中国每一个人，中华民族每一分子都奋起维护自己的家园，维护自己的利益，那么什么敌人又敢加祸于我们？落后挨打只是问题的表面，软弱挨打才是问题的实质。

又按，《高作社志》记马玉仁死于民国己卯年（1939年）11月24日，所记月日为农历，公历应为1940年1月3日。后文径记为1939年11月24日则误。

许晴传

许晴（1911～1941），原名许多。祖籍安徽省歙县，生于江苏省扬州市。

20年代末，毕业于扬州中学，先在南京从事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宣传工作，后去北平参加学生运动。30年代初，在联华影业公司五场养成所从事影剧工作，曾和白杨等人拍过一部无声影片。养成所解散后，在于伶等人组织的苞莉芭（俄语“斗争”音译）剧团演出进步话剧。不久，根据党的指示在北平西单开设卿云书店，出售进步书刊，同时参加宋之的领导的左翼剧联运动，积极为北平《世界日报》副刊《蔷薇》月刊撰稿。民国22年（1933）被驻北平的宪兵3团逮捕，判刑3年。他坚信革命会胜利，在狱中改名许晴。曾在卿云书店当店员的杨沫，以妹妹身份不时带着许母去探监，支持其在狱中的地下斗争（杨沫《献给老战友许晴》）。后来杨沫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中的许林，就有许晴的影子）。民国25年（1936）冬，国民党慑于全国抗日舆论压力，释放关押的政治犯，许晴获释至上海，经于伶介绍在某小学排演儿童戏剧。

“八·一三”事变时，他和赵朴初在救济灾区难民委员会工作。后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去五战区活动，任歌咏组导演，曾在昆山等地作街头演出。后去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政工大队和安徽省民众动员委员会工作，为抗敌演剧6队导演过颜一烟的《渡黄河》、洪深的《飞将军》等话剧，收到良好的效果。同时，还在安徽省文化协会主办的《中原》文艺杂志上发表了话剧《汪、平沼协定》，深刻揭露汪精卫勾结日本战时内阁首相平沼麟一郎的卖国罪行。民国28年（1939）冬，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公开反共后，许晴撤至苏皖抗日民主根据地，曾担任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文教科长。

1940年，盐城民主政权建立后，随刘少奇至盐城，任盐城县教育科长，不久调华中鲁迅艺术学院任教授、戏剧系主任。是年冬，许晴曾深入湖垛镇体验生活，并创作《中华民族好儿女》歌词，1941年由孟波谱曲。这首革命歌曲，通俗易懂，战斗性强，很快在苏北根据地传唱开来（196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东进序曲》即以此歌为插曲）。

次年夏，在反击日寇对盐阜区的第一次大规模“扫荡”中，鲁艺分院迁到湖垛一带，分别住在高马庄等几个村子里。许晴组织临时服务团编排一些歌曲、快板，就地开展抗日宣传和动员。7月4日，他和章枚率领临时服务团到芦沟寺参加中学生夏令营活动进行戏剧表演和创作指导活动。同月20日，向敌人主锋侧后转移途中，在北秦庄遭日伪军突然袭击。队伍被冲散后，许晴带着一部分学生突围，并和战斗班奋勇抵抗。子弹打光以后，他被迫退到河边芦苇丛里，不料被侧后日寇用刺刀戳死，推入河中，壮烈殉国。

遗著有《重庆交响曲》、《怒吼吧，长江》、《王玉凤》、《惊弓之鸟》多部大型话剧。

烈士牺牲后，当地党组织安排群众安葬烈士，当地群众在家里为烈士代为祭奠3年。后来将北秦庄改为许晴村，合作化时改称许晴社。

按，关于烈士牺牲有几种不同的回忆。张牧（时为新安旅行团成员，北秦庄事件中突围成功者之一）《鲁艺华中分院遭日伪军袭击的经过》中记述，转移队伍被日寇发现后，许晴为引开敌人，自己猛然向东奔跑，被敌人击中，光荣牺牲。中共建湖县委调查组1957年5月专门到烈士牺牲地向当地群众了解烈士牺牲经过，在调查报告中记云：“此地干群一提此事，都印象深刻，记忆犹新，正如他们说的，这些同志的英勇牺牲的事迹，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和他们漫谈时，特别是年纪较大的，如徐庆西、秦书杭、秦宗元、秦书友的老婆等人，都滔滔不绝地向我们介绍当时情况。经过两天的时间，我们已将北秦庄事件的大体情况摸出。但由于这件事发生在早晨，同时这些同志在北秦庄只停留了几小时，而且又是在夜里（应为天比较黑），加之时间长了，对丘东平、许晴等同志牺牲的详细的具体情况还了解得不够清楚。例如许晴同志，有人认为是刀戳死的，有人认为是自尽的，有人认为是淹死的，有人认为是枪打死的……。”最后调查组采信的是参与打捞安葬遗体的群众的回忆，即本传中所记载的过程。

又按，1993年版《广陵区志》记许晴生于1914年。另，该志记许晴任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未言为华中鲁艺，显为误记。

附，《中华民族好儿女》（歌词，许晴作）

中华民族好儿女

春天的太阳放彩光，胜利的歌声响四方！我们是中华民族好儿女，千锤百炼已成钢。从不怕千难和万险，坚持抗战在敌后方。  敌后方，敌后方，前门有虎后有狼，反共派进攻要打退，鬼子来了要反扫荡。进攻扫荡都不怕，我们在斗争中成长。  敌后方，敌后方，军民合作力量强，抗战歌声震天地，民主旗帜在飘扬。抗战民主齐努力，我们的祖国得解放。  春天的太阳放彩光，胜利的歌声响四方！我们是中华民族好儿女，千锤百炼已成钢！

黄重厚传

黄重厚（1909～1941，一作黄仲厚），又名黄舜遗，1909年1月29日出生于泰县洪林乡（今姜堰市娄庙镇）红庙村的一个地主家庭。6岁读书，13岁毕业于县立第三高小后，考取中央大学国立南京中学。民国18年（1929），进上海大夏大学，次年考入暨南大学法学院政治系。在大学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和有关苏联十月革命的书刊，逐步加深了对中国社会和革命的认识。民国24年（1935）2月，黄重厚大学毕业，其家中在国民党里的关系，拟聘其任安徽省萧县县长，被婉言谢绝（《泰县志》记其辞去萧县县长任命）。他决定返回家乡，另寻报效祖国、拯救民族之路。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民国27年（1938）黄重厚在家乡张沐许家庄一带组建抗日武装，后编入国民党苏北保安第8旅，黄重厚任营长。次年，黄重厚被选送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成都中央军校第15期）受训。受训结束回部队不久，江苏保安第8旅旅长杨仲华公开投敌，并任黄重厚旅长之职，遭其严辞斥拒。他毅然解甲归田，并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是中国人，决不当汉奸走狗，做民族的败类。”

回乡不久，黄重厚接受其暨南大学学友黄逸峰之邀，出任苏鲁皖边区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扩充军支队长。他感到联抗这支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抗日武装，真心抗日，遂全身心投入队伍的组织。他带着500只联抗臂章，自出1000大洋充作军费（《泰县志》），深入乡村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动员青年投身抗日，同时积极筹集粮饷，动员亲戚和开明地主、士绅献枪献粮，很快队伍发展到3个大队。他的队伍军纪严明，坚决清除兵痞流氓。

1941年7月，黄重厚部奉命北上。20日部队刚到盐城，正遇日伪对苏北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大“扫荡”，部队遂投入反“扫荡”。22日（《江苏革命史词典》记为23日），部队从龙冈北上，穿过洪桥（今建湖县庆丰镇与盐都区龙冈镇交界建湖一侧）封锁线，下午1点左右经宋家楼（今建湖县上冈镇宋楼村）到达石桥头（今上冈镇沙汪村境内）附近。黄重厚令作战参谋张建新（一说张为参谋长）率1个连到北沿河突击搭船桥，当张抵达北沿河边时，日寇汽艇已经封锁河面，该连只得隐蔽于河堤下，并派人回司令部报告敌情。可是此时，黄重厚率大部队已经赶到。日寇发现后，遂蜂拥上岸，相继与张建新所率连队及大队人马交火。下午4时，指挥作战的黄重厚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泰县志》记为“仲厚渡河，不幸溺水牺牲”。）战斗持续3个多小时，天色近晚，日寇担心新四军部队增援，遂后撤。指战员们将黄重厚的遗体安葬在石桥头的大河南，便撤至十八团（今建湖县庆丰镇一带），连夜北进至高作镇。

很长时间，人们只知道这里安葬着一位与日寇作战牺牲的抗日首领，但究竟是谁一直不很清楚，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在收集整理革命英烈事迹时，经过反复调查，才搞清楚这位将领就是黄重厚。

按，黄重厚，《建湖县志·英名录》、《江苏革命史词典》、《泰县志》均记作黄仲厚，此据杨文亮、邵家宽所撰传略。《江苏革命史词典》记烈士1924年暨南大学毕业，疑将民国24年误为1924年。

又按，杨文亮、邵家宽整理的《从大学生到“联抗”支队长——黄重厚烈士传略》，记黄重厚在指挥渡河时不幸溺水而牺牲。丁德仪《边区铁石乡的对敌斗争》记云：“一九四一年大扫荡期间，有一支被我们收编过来的联抗部队，转移到石桥头附近，曾和日寇打了一次遭遇战，阵亡了正副团长（是亲兄弟二人，名字记不清），可能是杨仲华的部下。”这里所记当是黄重厚部，与日寇的战斗，值得注意的是此文记其兄弟俩阵亡，至于说是杨仲华部属，乃依黄重厚以前在杨部任职而误记，实际属黄逸峰所部。1940年10月，黄桥反顽战役胜利后，苏中抗日根据地得到发展和巩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领导人陈毅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经与李明扬、陈泰运等部商定，在新四军苏北部队与李、陈所部防区之间建立一块缓冲地区，并由三方共同组建一支联合抗日武装驻防，三方还一致推荐黄逸峰担任这支部队的司令。正式番号为“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

注：人物传记资料录自《建湖民族英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