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早工，这是我们这个区域的农村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农民劳作方式之一，特别是在农业学大寨的年代里，打早工是家常便饭，一般是每天早上四点多钟就下田干活了，一直干到八点左右早工才结束。那时的农村是以队为基础，集中干活，大兵团作战，大寨式记工，往往是上工记出勤，生产队记工员就给画个圈，平均记分。劳动力就是工分，工分就是口粮，口粮就是那个年代的命根子。干一天活，好些的生产队的工价，一个工仅几毛钱；差些的生产队，一个工只有几分钱。打一个早工苦累几个小时也只有几分钱而已，但，为了生存，还是要干。

　　夏季大忙，既要割麦，又要插秧，这是农村最忙、农民最苦，也是最累的时候，大约在凌晨3时左右，生产队长就吹哨子喊出工了，空腹干两三个小时，回家吃早饭，吃了早饭再出工。疲劳战把人拖得筋疲力尽，但打早工能获得一份炒大麦粉（焦屑），可以够两个人吃一顿。在当时来讲它的实用价值已远远超过工分，因为工分，远水解不了近渴，焦屑能填肚子，能救急。为了这份炒大麦粉，我每天上学前都要去打早工，夏天干的活一般是起秧（拔秧苗）。

　　当时十六七岁的我，还是个孩子，早上特别想睡觉，又累又困，梦中先是听到队长的哨子声，后来，又听见我父亲喊我，等父亲再一次催我时，我才慢吞吞地从铺上爬起来，揉着惺忪的双眼，拖着沉重的脚步，抄起秧凳，去秧田起秧。这时天上还有稀疏的星星，月亮勾儿挂在天幕上，懵懵懂懂的我似醒非醒地来到田头，双脚插到水田中，那冰冷的水的刺激使我从脚一直凉到心，这时才真正从梦中醒来。

　　可是，有一天，预想不到的麻烦来了。

　　那天早工结束时，队长通知我，你早上领了焦屑，早饭后，还得上工，不要上学校了。骄横的队长，听那腔调，他似乎就是皇上，一切都要听他的，其实我心里明白，那“左”得出奇的生产队长，早就妒忌我们兄弟读书，也不是一次对我父母说，苦的工分又不够口粮钱，还让孩子读什么书。人高树大的，让他们回来干活，免得老吃“周转”。我还真佩服我父母有远见，再苦再累，还是艰难地支撑着让我们读书。所以，队长的话我只当没听见，早饭后，背起书包，照常上学。

　　第二天，我继续出现在打早工的队伍里，队长看到我，气得眼睛瞪得像只灯泡，牙齿就差把嘴唇咬出了血。哨子一响，大家集合。他让我站在大家的面前，令我低下头，说我出工是为了套取焦屑。其实这话被他说中了，这是破坏农业学大寨，这在当时可是个不小的罪名，为了批判我，队长上纲上线地给大家上了一堂火药味很浓的政治课，颠三倒四，词不达意，“帽子”满天飞，整整浪费了一个早工。我委曲求全地蔫在那里，不敢出声，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听任批判。那时的我，面对贫穷实在有些无奈，我只能选择沉默，忍耐，亦或是坚强。事后，他还到学校找老师告了我的“状”，让学校开除我。

　　学校老师看我学习成绩很优秀，舍不得开除我，没有听队长的。

　　以后的日子，我早工照打，学校也照上，队长无奈，看到我，只当未看见，一声不响。我呢，只要有早工打，不仅能换回一升焦屑，解决肚子问题，又能继续上学，哪管他人的讥讽或给我戴什么“帽子”，都无所谓。今天，回过头来看，在那荒唐的年代，我对生产队长的做法也理解。

　　艰辛的日子，屈辱的滋味支撑起我勤奋学习的脊梁，它成为一种进取不竭的精神动力促使我通过学业不断进取，走上社会，并进入机关。而那段难忘的打早工经历，无疑是我人生中一笔宝贵财富。

转自《建湖日报》210年7月2日 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