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上演的现代戏，过去称之为新戏，又叫文明戏，二十年代初，盛行于江南大城市。1927年春，军阀孙传芳败兵沿通榆线北撤，到处封船、抓侠、抢劫，百姓深受其害。同年夏，北伐军进驻上冈镇以后，便在大纲公司（今上冈粮库旧址）组织演文明戏，宣传北伐。其中有的剧目，很能激发与鼓舞观众。如《打倒列强》这出戏唱道：“打倒列强……，除军阀……，革命尚未成功……，齐奋斗……！”演出一结束，台上台下就纷纷高呼：“欢迎北伐军！”、“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打倒土豪劣绅！”、“扶助农工！”、“欢庆北伐胜利！”。

当时上冈的文明戏剧团是由原上冈商会会长邓汉城等组织的。主要成员有：沈守静（女，她家大门口墙上钉有中国红十字会的搪瓷牌子，住今上冈中学西北角，她守寡时带头剪发，举着旗子随人流高呼：  “打倒军阀！”、“欢迎北伐军！”）、徐翼璜（又名徐镇北）、夏作非（又名夏雨功）和上冈小学部分师生等十多人，基本都是搞教育工作的。他们扮演的角色，有的穿长衫马褂或曲襟马夹、皮鞋，戴礼帽、眼镜，挂怀表，手持文明棍；有的穿西装，扎领带，戴拿破仑帽子，妇女有的剪发，上装倒袖（后又称箭袖），下装中半裙等。一般都在下午演出，开场先上演古装戏，继而便是文明戏。文明戏在正戏开演之前，又先有一场小戏，象幽默小品，让观众在笑声中受到教育。演员有临场发挥的本领，他们只知大致的情节，没有固定的台词，随机应变，碰到对话，对答如流，结合时事，大发议论，博得满堂喝彩。正戏上演，非常讲究内容与情节，唱做结合，动静有致，雅俗共赏。虽然道具简陋，但很能吸引观众。当时，没有扩音设备，观众喜欢闲谈，演员如是个好嗓门，下面一听，则鸦雀无声。道白是一口“官话”，不过还不象今天讲的标准普通话这么上规矩。不管大戏，小戏，演员在演出时都很认真。上冈这个古镇，过去虽有剧院，但都是演的古戏。广大观众一下看到演新戏，真是大开眼界，耳目一新。茶余饭后，街头巷尾，新戏即成为人们言谈的主要话题。

后来，上冈中、小学爱好文艺的师生，成了文明戏舞台的主要力量。在上冈小学、上冈中学，每逢应届生毕业，都举行一次同乐会，演文明戏。演出内容，按不同年月而有所变化，他们大都先在学校演出，然后到社会上公演。从1927年至1931年，每逢元旦，上冈小学都要举行一次内容丰富的联欢晚会，先后曾演过《寒夜曲》、《苏武牧羊》，《木兰从军》，《麻雀和小孩》、《明月之夜》、《葡萄仙子》等歌舞剧，舞台设在学校的礼堂，市民观众甚多。1931年举行过一次军民联欢晚会，舞台设在上冈商会门前，十分热闹，同学仇春江表演说书，题目是《马玉仁三打上冈》，由于演得精彩，所以博得观众热烈掌声。

战争年代，文明戏对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抗日战争期间，上冈镇在外地深造的青年陈宗泽、赵敬之、唐小什和孙嘉时、韩钟、周赓、皋学炳等利用暑假回冈之机组织青年抗日救亡服务团，他们和镇上年龄较大的青年学生，根据抗日形势需要，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们自编自演活报剧，在上冈角头街上演《放下你的鞭子》，还于上冈启新大戏院、南街、新兴场公署等处演出文明戏《汉奸自醒》、《打回老家去》、《九·一八》、《保卫黄河》，《打垮韩德勤》等，造成了较大影响，颇受群众欢迎，有力地鼓舞了有志青年的抗日士气。

解放战争时期，上冈小学的教师和地方干部张秀春（上冈镇妇女主任）、戴荣芳等参加了区政府组成的战时工作队。他们为了开展对敌斗争，迎接主力反攻，经常到各村化装演出《白毛女》、《铁骨头》、  《王贵与李香香》、《渔滨河边》、《照减不误》、《福贵》、《刘桂英是朵大红花》等戏剧，积极开展文艺宣传活动。上冈小学还派出教师协助镇上办业余剧团，成员从各行业有文艺特长的人中选出，有吴长友、侯维祖、沈国章，刘士俊、魏崇喜、徐万鹏、仲岚凤、孙启凤、董正玉等人，最多时达四、五十人。为加强领导，由副镇长兼团长，陆家璋负责道具的借用和保管。他（她）们本着“业余、自编、节约”的精神，在沧浪池北边（今女浴室）排演，于泰山院演出《嫁衣恨》、《血泪仇》、《三上轿》、《小二黑结婚》等。1948年以后，县内凡开活动分子大会或三干会，都调上冈业余剧团演戏。有一次调剧团，在建湖北大庵（今人民剧场旧址）演《刘胡兰》，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好评，结束后，县长陆逵代表县委、县政府奖励他们七百斤大米，一套大幕。

渡江战役胜利后，新戏在上冈又有了新意和新的内容。冈小师生不仅在学校排演了新的剧目，并协同上冈镇在纪念节日或重大活动时，组织群众游行队伍，队伍中有工人、学生、市民，还有腰鼓队、花棍队等。他们在行进中跳舞，唱歌、打腰鼓，磕花棍，不断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在路边观看游行的人，同游行队伍一起唱歌，一起欢呼。“解放区的天是明朗朗的天”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录自《建湖文史选辑》（第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