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万里( 1890～1959)，建湖县（原盐城县）辛庄乡丁仁村人。他为人正直，为政清廉，同情进步人士，做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的事，在国民党中间阶层是个有一定影响的人物。

李万里，1896年(6岁)入私垫读书至1904年秋，随后离家考入盐城县教忠学堂。翌年上半年，转入淮安府中学。1906年秋，随其叔父李雨春去清江师范学堂附属高等预科学习。1908年毕业后，被保送至南京方言大学外语系学习，毕业后，即在盐城，仪征等地任中小学及师范讲习所教员。1917年，所著的《实业图存实施法》发表，为清末状元、民国初期实业家张審所赏识，召往南通面晤，破格收为门生，在协助张謇独立处理盐城一带盐垦公司纠纷中显示了出众的才能，更为张氏所信赖和倚重。1920年，任张子淮海银行总经理张孝若的私人秘书。第二年得张资助，东渡扶桑一年，考察警政，回国后著《考察日本警察实录》一书，后由张氏亲向江苏省省长韩国钧鼎力推荐，从此踏入仕途。

李万里的政治生涯，断断续续共26年：1921至1922年，先任江苏省政府参议，后任警务处科长，1925至1927年任南通警察厅厅长，1928至1930年任江苏省水陆公安管理处参事、内政部警政司第一科科长兼江苏省水陆公安教导团教官、江苏省民政厅三科科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军官研究班警察组组长、河南省政府清乡总局视察主任、清乡分署主任科员；1932年任山西省省政设计委员会委员；1934年下半年任江西省南昌行营二厅副课长，1935年2月至1939年7月，任江西省南昌县和河南省卢氏县县长, 1939至1941年任重庆卫戌总部咨议，1942至1943年回河南省任民政厅视察，1944年下半年复去重庆任中央警校教官，1945年1月至1946年8月再回河南，任第五战区高级参议；1947年1月至8月，任河南省致府视察，同年8月辞职，10月回江苏为民，随后定居上海，任华实中学教员一学期。

李万里在国民党政府军、警、政界任职20余年，但多为一般公务人员。最能反映出他的思想作风和政治倾向的，可以其主持南昌、卢氏两地县政时期的所言所行为代表。

南昌县有个名叫溏西湖（音）的地方，湖两岸居民每至农忙季节，为争水灌溉农田，互不相让，屡屡发生械斗。每次械斗，双方都有惨重的伤亡。如此年复一年，积仇甚深，至爱亲朋，对岸而居，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历任县长对此，均一筹莫展，只得听之任之。李万里接任不久，得知此事，一方面轻车简从亲赴现场，苦口婆心地劝导双方，晓以利害，一方面饬水利主管部门派员实地勘察，制订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案，于农闲季节发动民众疏浚河道。在兴修水利的同时，邀请著名票友义演，将所得建一大桥横卧河上，便利两岸居民来往。河成桥成之日，沿湖民众，无雀跃欢呼。以后，两岸人民不仅再未发生械斗，还结成姻亲，冤家成了亲家。这起延续多年的重大纠纷，终于获得圆满解决。

1937年秋，南昌地区连日暴雨，境内河水猛涨，又值台风过境，全境大小80多处堤垸险象丛生，岌岌可危。李万里亲率民众，栉风沐雨，日夜巡视，防台抢险。一天，有一处堤垸突然决口，汹涌的巨流滔滔不绝地冲入垸内，决日越撕越大，眼看着垸内大小村庄将被吞噬，快要收割的庄稼将被淹没，多少男女老少将葬身鱼腹，肥沃的土地将一片汪洋，尽成泽国。在这惨状即将发生的千钧一发之际，李万里闻声迅速赶到现场，毫不犹豫地纵身跳进决口，岸上民众看到县长如此奋不顾身，十分感动，也跟着纷纷跳入水中。大家手拉手，肩并肩，筑成一道人墙。其余民工见状，也立即投下门板、树段、泥土，由于抢救及时，终于堵住了决口，使堤垸内的生命财产免遭重大损失。

李万里出任南昌县长之前，南昌县的乡镇保长为了中饱私囊，经常巧立名目摊派钱粮，广大民众深受其扰，但敢怒而不敢言。李万里上任后不久，了解了这一情况，立即着手解决，把应征收捐税的名称、数量、日期等有关项目，一一公之于众。收费统一采用三联单，没有三联单，百姓可不出分文，如有强行索要的，可以随时扭送县府查处法办。为了落实这一措施，规定各保每月将收支账目公布上墙，并在保民大会上宣读。每次开保民大会前，必唱几首歌曲，其中有一首的歌词是：“保民大会逐月开，家家户户有人来，自己的事情勤商讨，一切账目要公开。”这样做很有效果，深得民众的拥护。

李万里对孙中山先生关于“必须唤起民众”这一号召的贯彻执行是不遗余力的。他认为要唤起民众，必先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除了加强学校建设，教育好青少年外，还必须抓紧成人教育，尤其是农民教育。为此，他发动各乡保甲，普遍办起民众识字班，利用农闲和晚上，组织文盲、半文盲入学。亲自编写《民众读本》印发给学员，人手一册，并且定期检查考核。识字班的学员识了字，明了理，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也不断得到提高。

李万里赴南昌上任不久，就接到一程姓青年从狱中托人辗转带出的一封信。信中说，他与先生的儿子李二葵是同学，因对时局不满，发了几句牢骚而被捕，请求设法营救。李万里经过调查，情况属实，认定程姓青年是个爱国爱民的热血青年，不应遭此不幸，于是竭力活动使其获释，恢复自由。

1937年7月，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国共两党进行了第二次合作，“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少”，结成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7月，被免去南昌县长职一年之后的李万里多地拥护，并且见之于行动。他是单传，他的儿子李二葵也是独子，这年高中刚毕业，他毫不迟疑地动员儿子入伍。送别时，他谆谆教导二葵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值此国难当头，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汝当以国事为重，效命疆场，以尽国民之责。汝若贪生怕死，便不是我的儿子，汝若为官，不得爱财，如贪污一文钱，也不是我的儿子。”一个堂堂的县长，竟能亲送独子出征杀敌，这件事在当地影响很大，对抽选壮丁补充兵源、壮大抗日队伍起到一定的作用。后来，他又将妻女送回已属抗日根据地地的原籍——今建湖县辛庄乡丁仁村。

地处豫西南的卢氏县，系河南省的边陲小县，西与陕西省接壤，境内时有共产党活动。一天，该县国民党党部主任委员向李万里提出，要他下令逮捕朱阳关学校某教师，理由是这位教师积极向民众宣传抗日，是共产党。李万里颇感诧异：宣传抗日有何罪过？积极宣传抗日便是共产党，这是哪家的逻辑？即使真的是共产党，现在是国共合作，也不能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逮捕起合作者来，削弱抗日的力量。对于国民党党部这种不顾大局、党同伐异的做法，他不以为然。但是他更知道卢氏县地方势力是何等之大，他一个外地人，孤掌难鸣啊！不遵照办理不行，逮捕无辜又情非所愿。再一了解，这位教师是朱阳关所在乡乡长的朋友，于是灵机一动，吩咐秘书，先电告该乡乡长此事，要他作好准备，然后出票传讯。比及传票送达，那位教师早巳隐蔽起来了。

还有一次，李万里接到专员的手令，要他立即停止使用手下的三位青年，并驱逐出境，理由也是说他们是共产党。李万里对这三位青年的正直、热情和干练深信不疑，可是顶头上司的压力迫使他不得不违心办理。后来，他多方出力，通过教育部门出证明，证明这三人不是共产党员，而将他们安排在境内学校教书。

李万里主持南昌、卢氏两地县政的几年，是他努力排除干扰，实现夙愿，施展才能的几年。他的所作所为，在为一切善良的人们所称道的同时，也为地方恶势力所不容，结果被免了职。而在两任县长的最后一年，他才50岁。离开任所时，还是上任时的一肩行李，此外，便是两鬓新添的白发，额上新刻的皱纹。

1949年5月，上海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李万里积极支持爱女李国娥报考华东军政大学，参加了革命工作。他的学生黄朴斋在黄炎培处服务（黄炎培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等职，抗战期间，李万里在重庆时与他有过交往），函邀他到北京由黄炎培保送入革命大学研究院学习，他因年事渐高并避投机之嫌未成行（他后来认为这是晚年的最大过错和遗憾）。

这位在海峡两岸有着许许多多门生旧雨的老人——李万里先生，因患肝癌，1959年病故于上海，终年70岁。生前还著有《河南办理警政纪要》一书。

录自《建湖文史选辑》(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