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校，一般认为周朝时设在乡一级组织单位的学校。不过也有学者认为，那时的乡校不只是教学的场所，还是公共集会议事的场所，有的干脆认为这后一种职能就相当于后代的议会一类。所谓乡，按照《周礼》所记当是国之下最高一级的地方单位。《周礼·地官·大司徒》：“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这样算下来，一乡达一万二千五百户人家。吕思勉《先秦史·宦学》中指出：“古代社会，有平民贵族之等级，其教育亦因之而异。”虽未语及古代学校与议事议政之关系，但让我倒是觉得，这乡校与国学或者实际是一个系统，乡校若有议事议政之可能，则国学亦当有此。《孟子·梁惠王下》第七章里说，国君任免大臣或行诛杀时，不能只听左右、诸大夫的意见，还要听国人的的意见，“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并说“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所谓遍询之法，显然是很难实行的，那么国君向国人征求意见，总得有个方式，有个场所，我想国学或者正是这样的所在，而乡校亦当是基层地方上的类似功效的组织，只是乡校应该不会有“人事任免”的职能。我短于考证，只能臆测。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郑国子产执政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这种论其中许多是不利于子产的。子产的手下然明劝子产毁掉乡校。子产不同意，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子产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他允许百姓议政，而且还在于他的动机与目的，在于他的雅量与诚意。他允许百姓参政议政，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不是为了营造亲民假象。他的态度是那么的诚恳，“百姓们赞成的，我就努力推行；不赞成的，我就改正”；他的思想是那么的深刻，“我们只能凭着忠诚与善意去减少百姓对执政者的怨恨，而不能凭着自己的权力去压制百姓的怨恨”，为什么呢？子产打了一个比方，就象防止黄河决口，洪水一旦泛滥，伤人必多，也无法拯救，但如果事先开一些渠道让水流淌，那么就不会出现大的灾难。也就是说让百姓参政议政，让百姓发泄自己的心中的怨恨，让百姓畅所欲言地发表对执政者的意见，执政者能从中发现自己的毛病并进而加以改正。

孔子并不轻易以仁许人。据《论语》记载，孔子对子产是很赞赏的，称赞他是为“惠人”，说他有君子之道，而其中突出地赞赏他“其养民也惠”。一般都认为这里的“惠”仅仅指物质与生活上的小恩小惠，现在看来，其中最重要的内涵当是让百姓讲话，即畅开言路，而这在孔子看来就是大仁大德。《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中记载，后来孔子评论子产不毁乡校这件事时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虽是拐了一个弯，但认定子产是仁人，子产行的是仁政，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以前，我对孔子的仁，一直象通常理解的就是爱人，而对爱人的具体内涵并不明白，或者说是从物质与生活这一面，就是想到精神层面，也只是想到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尊重，现在看来远远没有把握住孔子之仁的实质。孔子之所以不轻易许人以仁，特别是不轻易称许统治者以仁政，这就是因为他老人家所说的仁中包含着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百姓参政议政的权利。或许从今天来看，孔子还不够民主，因为子产仅仅是允许百姓参政议政就称许他为仁，不过想想在当时有几个贵族统治者有这样的雅量与诚意，再想想从秦始皇以后的统治者是如何地潜心于箝口之术，我们不必苛求于子产，自然也不必责备孔子的称赞了。

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此语是一个充分条件性质的假设，而非必要条件的假设，也就是说是不能反过来讲，庶人不议，则天下有道，于是工夫不用在有道上，而用在“不议”上，无所不用其极，则完全是对孔子的侮辱。所以朱熹《论语集注》中专门云：“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某些统治者自以为箝口之术颇多，殊不知，百姓之口可箝于部分，不可箝于全体；可箝于一时，不可箝于一世；可箝于口，不可箝于心。此是古训，同时也是古今中外无数事实所证明的铁律。如果不把心思放在有道上，而一心寻求对百姓的箝口之术，那正是最最无道的路径。这在孔子看来也就是最为残暴之事，也是基于此，孔子才会称赞让百姓议论朝政的子产是“仁者”。子产不毁乡校，也就是说国人们一直在议论着朝政，子产不但不毁乡校，还如其所言，百姓们赞成的努力推行，百姓们不赞成的或改之或缓之，把百姓们当成自己的老师来看待，这样看上去很有些有损权威，也很有些影响政绩，但是最大的好处是能使行政合乎民意，能使民众有一种成就感，有一种主人翁意识。《左传》子产执政之初，国人对他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以至于民谣唱道：“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可是三年之后，国人们感谢子产，民谣又唱道：“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史记·循吏列传》（卷119）中有着类似的记述，子产为相之前，郑国内乱相当严重，“上下不亲，父子不和”，子产“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儿童认真学习而彬彬有礼，老人休闲养生，未成年人不从事农活；市场上童叟无欺，没有人讨价还价；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田里家具都不需要带回家；民风淳朴，无需搞什么保甲制度。生活在这样的仁和社会里，百姓的心情是何等的愉悦，那是不用说的。子产担任郑相二十六年，去世时，“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曰：‘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左传·昭公二十年》记云，孔子听说子产去世的消息，流下了眼泪，并称子产是“古之遗爱”。这是对子产的盛赞，也是对仁政的期盼，其实这一切并不那么很难达到，而一切却又那么遥远，子产做到了，而这个起点实际就是“不毁乡校”，也就是真心诚意地让百姓们参政议政。

还有人拿孔子另一句话说事，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实此种读法与孔子一贯“教民”的思想有悖，与孔子“开民智”的一生追求相违，很早就有学者认为应当读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集注》引程子之语曰：“圣人设教，非不欲家喻而户晓也。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岂圣人之心乎？”所谓“朝四暮三”，《庄子·齐物论》中的一则寓言故事。说有一个养猴人给猴子饲料，对猴子们说：“早上给三个而晚上给四个。”猴子们都大怒，不答应。养猴人说：“那么这样吧，早上给四个而晚上给三个。”猴子们听了都高兴万分。庄子本来是用这则寓言批评那些“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者的，后来也用来批评反复无常者。所谓“朝四暮三之术”，还是就养猴人而言的，此术简言之即愚民政策。

有人总以为愚民之术简便有效，还有人更以为箝民之口是最有效的愚民之术，实在是无知狂妄得很。最能说明这一条的是周厉王弭谤，所谓弭谤，就是制止批评指责一类的意见。《国语·周语上》记载，周厉王残暴不仁，百姓们纷纷批评指责，一时可谓民怨鼎沸。大夫邵公告诫周厉王：“民不堪命矣！”周厉王不但不改邪归正，反而采取巫术与特务手段，“以监谤者”，只要听到谁在非议朝政，便杀了谁，这样一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周厉王大喜，向邵公炫耀说：“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向周厉王指出，这么做是阻塞言路，在分析危害时，也以防川来作比喻，他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这样的道理应该是非常明白了，邵公又从法理上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为民者宣之使言”，他说：“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首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最后他预言：“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周厉王不听，国中依旧是“莫敢出言”，可是不到三年，这位当初自诩弭谤高手的周厉王就被国民撵下台，放逐到彘地去了。此后凡是实行愚民政策、奉行箝民之术的统治者，无一能够例外。

据黄炎培《延安归来》记载，1945年夏，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黄炎培等6名国民参议员为了推进国共和谈前往延安。延安朝气蓬勃、健康向上的情景，与他们在陪都重庆所见所闻的乌烟瘴气适成鲜明对比。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到家里作客，正是在这个简陋的窑洞里，黄炎培提出了摆脱封建朝代兴亡周期率的问题。他坦率地说：“吾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的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侯，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到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所提出的兴亡周期率也是极有见地的，而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希望也是相当厚重的。毛泽东深思以后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此答应该说真正说到了要害处关键点，这也是他从中国革命实践中得出的必然的结论。黄炎培也深感这确是一条新路，他说：“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8月第一版第148页）这条民主之路也是仁者之路仁政之道。

唐代文学家韩愈在《子产不毁乡校颂》里写道：“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已衰，谤者使监。成败之迹，昭哉可观。”邵公三千年前就揭示的道理，子产二千多年前就取得成功的实践，说明仁者无敌，仁政永恒，一切由以雅量与真诚畅开言路起。如果说，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百姓谋福祉，那就不存在害怕百姓批评的理由；如果我们一心向善，全无个人与小团体的私利，那么就不会缺乏这样的雅量与真诚。事实已经证明也必将继续证明，执政者会很有能力，但能力再大，也不要幻想去防民之口，也不要去挑战民心向背。摆脱封建社会周期律，肯定不能用封建的方法，要抛弃封建的方法自然必须抛弃封建的思维。而要做到这一切，那就是“宣之使言”，让百姓畅所欲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