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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起于哪一年?
我们一直说“八年抗战”，那是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算起的，但是也有一种说法，抗战应该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算。这里汇集有关资料，简要作一论断，供参阅。
一、1931年9月18日日本策划“柳条湖事件”，发动对中国东北的战争，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很快落入敌手，所以“九一八”一直被视为“国耻日”。但客观来看，虽然蒋介石推行的是“不抵抗政策”，张学良也严令东北军不得抵抗，但实际上从日本发动对东北的战争开始，中国军队与人民的抗战就开始了。东北军中最为出名的有马占山部嫩江桥抗战，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东北各地挺身而出，组织带领东北人民开展全面抗战，后来诞生了著名的“东北抗日联合军”，也就是传扬至今的“抗联”，而全国人民抗日情绪更是高涨。只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置民族大义不顾，把“攘外应先安内”更改为“攘外必先安内”，集中力量进攻红军，寄希望于国联来遏制日本的侵华野心，终于导致东北沦陷。
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
我以为，1931年9月18日是国耻日，又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日，不认识到这一点，既不能客观地反映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至1937年“七七事变”期间的历史事实，也会导致人们对中华民族面对民族危机誓死抵抗的误判。中国是“十四年抗战”，而不仅仅是“八年抗战”。
二、日本军队占领东三省以后，一直阴谋策划全面对华战争。从1937年6月起，驻丰台的日军连续举行军事演习。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借口演习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 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要求。日军向卢沟桥一带开火，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由此掀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
日军发起“七七事变”后，在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占领中国！”“为保卫国土流血！”的口号。蒋介石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蒋介石曾致电宋哲元、秦德纯（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等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卢沟桥、长辛店万不可失守”。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关于解决卢沟桥事变的谈话，他向全国人民宣布：“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序幕。可以说，1937年7月7日，是中国全国的抗日战争的起点，其重要的标志是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七七事变”后，中国的抗日战争才步入全国总动员总参与。
中国全面进行抗日战争是建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之上的，而这个统一战线的形成则是东北人民和全中国人民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换来的，是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业为重的牺牲精神换来的，是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率领东北军与西北军官兵发动的“双十二事变”以及许多国民党深明大义人士用自己的自由与生命换来的。
三、关于日本的“大陆政策（又称大陆经略政策）”，一直以来人们认为是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不甘处岛国之境”，立足于用战争手段侵略和吞并中国、朝鲜等周边大陆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是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主要特征和表现。我以为，所谓“大陆政策”，是指作为岛国的日本向中国和朝鲜等大陆国家进行武力扩张,梦想称霸亚洲、征服全世界的侵略总方针。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确实源于明治维新前后奠定的经济、政治、军事，尤其是思想基础。这一大陆政策共分六步：吞并台湾→吞并朝鲜→吞并满蒙→吞并中国→称霸亚洲→称霸世界。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日本“大陆政策”的根源实际要比这早得多，深得多，最早提出这种大陆经略思想的应当是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是日本战国时代末期封建领主，是继室町幕府之后，完成近代首次统一日本的大名，1590～1598年期间日本的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治国有方，多年战乱的日本一时间国泰民安。丰臣秀吉决心抛弃日本对中华文化的仰慕，建立一个包括日本中国印度朝鲜在内的亚洲大帝国，这是此后数百年来日本征服亚洲思想的发端。丰臣秀吉侵略中国必须先搞掂朝鲜，1590年他给朝鲜国王写信，说要假道朝鲜：“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此乃吾之宿志”。此要求当然被当时是大明帝国属国的朝鲜拒绝了。 丰臣秀吉把统领全日本的官职（关白）让给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专事侵华的军务准备。兵备齐全后，他宣布迁都北京的准备令：“奉天皇于大唐（明）之京都（迁都北京），可于明后年幸，将京城（北京）附近之十国（县）可供圣上（天皇）御用”，“周围百国（县）吾儿（养子）领有”，他准备放弃日本本土，交由他人统治。自己专门在中华坐镇享福。不久他放言，将“乘日本船渡海，居守宁波府”，因为宁波府“近天竺（印度）”，以便“尊圣意，占领天竺”。追溯以往，就是说不能轻视日本右翼的那种否定侵略战争的言论，其中包藏的祸心是深远的。
四、参阅资料：
（一）关于“九一八事变”
1、日俄战争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１９０４－１９０５年间（清朝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一年），日本与沙皇俄国为了侵占中国东北和朝鲜，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进行了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以沙皇俄国的失败而告终。
日俄战争期间，俄国发生了1905年革命，把俄国腹地闹的天翻地覆，对马海战之后，尼古拉二世为首的统治集团，完全失去了赢得战争并利用战争的胜利扼杀革命的希望，日本方面鉴于人力物力的巨大消耗，也认为继续打下去对它不利。美国总统欣然出面斡旋。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俄国被迫于1905年9月5日在朴茨茅斯同日本签订和约。 规定：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享有政治军事及经济上之“卓越利益”，并且不得阻碍或干涉日本对朝鲜的任何措置。俄国将旅顺口、大连湾并其附近领土领水之租借权以及有关的其他特权，均移让与日本政府。俄国将由长春（宽城子）至旅顺口之铁路及一切支线，以及附属之一切权利、财产和煤矿，均转让与日本政府。此外，条约还规定将库页岛南部及其附近一切岛屿永远让与日本。
日俄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不义之战，是交战双方站在对立的立场同时侵略中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争夺利权的战争。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居然要求清政府在东北三省以外地区严守中立，让出东北地区作战场，坐视日俄两国在中国境内为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而厮杀。清政府无力约束交战双方，屈辱地宣布“局外中立”。
日俄战争期间，中国东北是双方陆上交锋的战场，当地人民蒙受极大的灾难，生命财产遭到空前的浩劫。旅顺的工厂被炸毁，房屋被炸毁，就连寺庙也未能幸免。耕牛被抢走，粮食被抢光，流离失所的难民有几十万人。日、俄都强拉中国老百姓为他们运送弹药，服劳役，许多人冤死在两国侵略者的炮火之下，更有成批的中国平民被日俄双方当作“间谍”，惨遭杀害。这场战争不仅是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粗暴践踏，而且使中国东北人民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和人身伤亡。更为严重的是，这为日本实施它的“大陆政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此外，这次战争很大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留日知识分子的神经，让他们从中看出专制国（俄国）永远无法战胜立宪国（日本）的道理，从而促进了中国的立宪民权运动，客观上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这场在中国领土上展开的两国争夺殖民利益和东亚霸权的不义战争，不仅是对中国神圣领土、主权的粗暴践踏，而且也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使他们蒙受空前浩劫和极大的耻辱。
2、“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北军与日军的兵力对比
兵力人数: 日军在东北的正规军１．５万余人（第２师团为缩编部队，每步兵联队缺１个步兵大队，每大队缺１个步兵中队，全师团约１．０４万人；６个独立守备大队，每大队４个步兵中队，每中队１６０人，共约４０００余人；还有旅顺要塞部队和重炮兵大队等)，另外有在乡军人和警察等辅助部队约１万余人。总兵力约２．７万人。日军以沈阳为中心，部署于南满铁路沿线，以便于机动兵力。
具体兵力部署为： 第２师团司令部，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驻辽阳；步兵第３旅团，旅团长长谷部照少将，驻长春；步兵第４联队，驻长春；步兵第２９联队，驻沈阳；步兵第１５旅团，旅团长天野六郎少将，驻辽阳；步兵第１６联队，驻辽阳；步兵第３０联队，驻旅顺；骑兵第２联队，驻公主岭；野炮兵第２联队，驻海城；工兵第２中队，驻铁岭；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驻公主岭；独立守备第１大队，驻公主岭；独立守备第２大队，驻沈阳；独立守备第３大队，驻大石桥；独立守备第４大队，驻连山关；独立守备第５大队，驻铁岭；独立守备第６大队，驻鞍山；重炮兵大队，驻旅顺；关东军宪兵队，驻旅顺；旅顺要塞司令部，驻旅顺；特务警察队，驻大连；在乡军人总部，驻沈阳。
中国东北军方面：
兵力人数方面:在东北的正规军１６．５万人、非正规军４万人，总计约２０万人。“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为了调停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新军阀的中原大战，调10万大军入关，自己也常驻北京。
部署驻地方面:
辽宁驻军：独立第７旅王以哲部，驻沈阳；独立第１２旅张廷枢部，驻锦县；独立第２０旅常经武部，驻郑家屯；骑兵第３旅张树森部，驻通辽；省防一旅于芷山部，驻山城镇；省防二旅张海鹏部，驻洮南；公安总队（由原第２０师改编）黄显声部，驻沈阳；辎重教导队牛元峰部，驻沟帮子；
东北空军、海军及宪兵司令部，均驻沈阳；
吉林驻军：独立第２１旅赵芷香（后张治邦接任）部，驻宁安；独立第２２旅苏德臣部，驻双城；独立第２３旅李桂林部，驻长春；独立第２４旅李杜部，驻依兰；独立第２５旅张作舟部，驻吉林；独立第２６旅邢占清部，驻哈尔滨；独立第２８旅丁超部，驻哈尔滨；骑兵第４旅常尧臣部，驻农安；省防第１旅孙鹤喜部，驻方正；省防第２旅王绍南部，驻蛟河；炮兵第１０团穆纯昌部，驻长春；边防军公署卫队团冯占海部，驻吉林；哈尔滨特区公安大队王之佑部，驻吉林；山林警备队赵维祥部，驻延寿；
黑龙江驻军：省防步兵第１旅张殿九部，驻扎兰屯；省防步兵第２旅苏炳文部，驻海拉尔；省防骑兵第１旅王南屏部，驻绥化；省防骑兵第２旅吴松林部，驻克山、拜泉；独立骑兵第２旅程志远部，驻满洲里；独立炮兵第９团朴炳珊部，驻泰安镇；边防军公署卫队团徐宝珍部，驻齐齐哈尔；兴安屯垦军苑崇谷部，驻索伦；保安大队窦联芳部，驻齐齐哈尔。
（二）关于“七七事变”
1、 中共中央1937年7月8日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全国。全文如下：
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军队，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暨全国同胞们！
本月七日夜十时，日本在芦沟桥，向中国驻军冯部治安部队进攻，要求冯部退至长辛店，因冯部不允，发生冲突，现双方尚在对战中。
不管日寇在芦沟桥这一挑战行动的结局，即将扩大成为规模的侵略战争，或者造成外交压迫的条件，以期导入于将来的侵略战争，平津与华北被日寇武装侵略的危险，是极端严重了。 这一危险形势告诉我们，过去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新认识”、“新政策”的空谈，不过是准 备对于中国新进攻的烟幕。中国共产党早已向全国同胞指明了这一点，现在烟幕揭开了。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第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
全中国同胞们！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二十九军，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立刻援助二十九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潜藏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分子及一切日寇侦探，巩固后方。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我们的口号是：
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
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
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
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驱逐日寇出中国！（人民网资料）
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军队，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暨全国同胞们！
本月七日夜十时，日本在芦沟桥，向中国驻军冯部治安部队进攻，要求冯部退至长辛店，因冯部不允，发生冲突，现双方尚在对战中。
不管日寇在芦沟桥这一挑战行动的结局，即将扩大成为规模的侵略战争，或者造成外交压迫的条件，以期导入于将来的侵略战争，平津与华北被日寇武装侵略的危险，是极端严重了。 这一危险形势告诉我们，过去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新认识”、“新政策”的空谈，不过是准 备对于中国新进攻的烟幕。中国共产党早已向全国同胞指明了这一点，现在烟幕揭开了。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第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
全中国同胞们！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二十九军，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立刻援助二十九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潜藏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分子及一切日寇侦探，巩固后方。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我们的口号是：
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
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
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
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驱逐日寇出中国！（人民网资料）
2、 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讲话——《最后关头》 （1937年7月17日）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国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 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付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国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个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了6年之久，续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会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无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木又，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受任何约束。
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为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的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国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 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付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国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个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了6年之久，续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会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无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木又，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受任何约束。
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为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的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3、毛泽东《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1937年7月23日）：
一 两种方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卢沟桥事变〔２〕的第二日，七月八日，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宣言中说：
“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 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抵抗，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打算。全中国同胞们！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第二十九军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切实援助第二十九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的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潜藏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分子和一切日寇的侦探，巩固后方。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
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这就是方针问题。
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先生在庐山发表了谈话。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该谈话举出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个条件：
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先生在庐山发表了谈话。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该谈话举出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个条件：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该谈话的结语说：
“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这就是方针问题。
以上是国共两党对卢沟桥事变的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宣言。这两个宣言的共同点是：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 退让。
这是对付日本进攻的第一种方针，正确的方针。
但是还有采取第二种方针的可能。近月以来，平津之间的汉奸和亲日派分子积极活动，企图包围平津当局，适应日本的要求，动摇坚决抗战的方针，主张妥协退让。这是非常危险的现象。
这种妥协退让的方针，和坚决抗战的方针是根本矛盾的。这种妥协退让的方针如不迅速改变，将使平津和华北尽丧于敌人之手，而使全民族受到绝大的威胁，这是每个人都应十分注意的。
第二十九军的全体爱国将士团结起来，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
平津和华北的全体爱国同胞团结起来，反对妥协退让，拥护坚决抗战！
全国爱国同胞团结起来，反对妥协退让，拥护坚决抗战！
蒋介石先生和全体爱国的国民党员们，希望你们坚持自己的方针，实践自己的诺言，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以事实回答敌人的侮辱。
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 共产党人一心一德，忠实执行自己的宣言，同时坚决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
二 两套办法
以上是国共两党对卢沟桥事变的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宣言。这两个宣言的共同点是：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 退让。
这是对付日本进攻的第一种方针，正确的方针。
但是还有采取第二种方针的可能。近月以来，平津之间的汉奸和亲日派分子积极活动，企图包围平津当局，适应日本的要求，动摇坚决抗战的方针，主张妥协退让。这是非常危险的现象。
这种妥协退让的方针，和坚决抗战的方针是根本矛盾的。这种妥协退让的方针如不迅速改变，将使平津和华北尽丧于敌人之手，而使全民族受到绝大的威胁，这是每个人都应十分注意的。
第二十九军的全体爱国将士团结起来，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
平津和华北的全体爱国同胞团结起来，反对妥协退让，拥护坚决抗战！
全国爱国同胞团结起来，反对妥协退让，拥护坚决抗战！
蒋介石先生和全体爱国的国民党员们，希望你们坚持自己的方针，实践自己的诺言，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以事实回答敌人的侮辱。
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 共产党人一心一德，忠实执行自己的宣言，同时坚决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
二 两套办法
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之下，必须有一整套的办法，才能达到目的。
一些什么办法呢？主要的有如下各项：
一些什么办法呢？主要的有如下各项：
（一）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动员我们的二百几十万常备军，包括陆海空军在内，包括中央军、地方军、红军在内，其主力立即出动开到国防线上去，其一部分留在后方维持治安。委托忠实于民族利益的将领为各方面的指挥员。召集国防会议，决定战略方针，统一战斗意志。改造军队的政治工作，使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确定游击战争担负战略任务的一个方面，使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配合起来。肃清军队中的汉奸分子。动员一定数量的后备军，给以训练，准备上前线。对军队的装备和给养给以合理的补充。按照坚决抗战的总方针，必须作如上各项的军事计划。中国的军队是不少的，但不实行上述计划，则不能战胜敌人。以政治条件和物质条件相结合，我们的军力将无敌于东亚。
（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开放爱国运动，释放政治犯，取消《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和《新闻检查条例》，承认现有爱国团体的合法地位，扩大爱国团体的组织于工农商学各界，武装民众实行自卫，并配合军队作战。一句话，给人民以爱国的自由。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阿比西尼亚的覆辙，前车可鉴。如果坚决抗战出于真心，就不能忽略这一条。
（三）改革政治机构。容纳各党各派和人民领袖共同管理国事，清除政府中暗藏的亲日派和汉奸分子，使政府和人 民相结合。抗日是一件大事，少数人断乎干不了。勉强干去，只有贻误。政府如果是真正的国防政府，它就一定要依靠民众，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最有力量的政府是这样的政府。国民大会要是真正代表人民的，要是最高权力机关，要掌管国家的大政方针，决定抗日救亡的政策和计划。
（四）抗日的外交。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任何利益和便利，相反，没收其财产，废除其债权，肃清其走狗，驱逐其侦探。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
（五）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苛捐杂税的取消，地租的减少，高利贷的限制，工人待遇的改善，士兵和下级军官的生活的改善，小职员的生活的改善，灾荒的救济：从这些起码之点做起。这些新政将使人民的购买力提高，市场繁荣，金融活泼，决不会如一些人所说将使国家财政不得了。这些新政将使抗日力量无限地提高，巩固政府的基础。
（六）国防教育。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新闻纸、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禁止汉奸的宣传。
（七）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财政政策放在有钱出钱和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的财产的原则上，经济政策放在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的原则上，一切为了抗日。穷是错误办法产生出来的，在有了合乎人民利益的新政策之后决不会穷。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说财政经济无办法，真是没有道理的话。
（八）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执行抗战的方针和上述各项政策，依靠这个联合阵线。中心关键在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政府、军队、全国各党派、全国人民，在这个两党合作的基础之上 团结起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这个口号，不应该只是讲得好听，还应该做得好看。团结要是真正的团结，尔诈我虞是不行的。办事要大方一点，手笔要伸畅一点。打小算盘，弄小智术，官僚主义，阿Ｑ主义，实际上毫无用处。这些东西，用以对付敌人都不行，用以对付同胞，简直未免可笑。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国人应从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顿在恰当的位置。在今天，谁要是在团结两个字上不生长些诚意，他即使不被人唾骂，也当清夜扪心，有点儿羞愧。
这一套为着实现坚决抗战的办法，可以名为八大纲领。
坚决抗战的方针，必须随之以这一套办法，否则抗战就不可能胜利，日本永在侵略中国，中国永无奈日本何，而且难免做阿比西尼亚。
对坚决抗战方针有诚意的人，一定要实行这一套办法。试验坚决抗战有诚意与否，看他肯采取并实行这一套办法与否。
另外还有一套办法，那就是样样和这一套相反。
不是军队总动员，而是军队不动员，或向后撤。
不是给人民以自由，而是给人民以压迫。
不是民主集中制的国防性的政府，而是一个官僚买办豪绅地主的专制政府。不是抗日的外交，而是媚日的外交。
不是改良人民生活，而是照旧压榨人民，使人民呻吟痛苦，无力抗日。
不是国防的教育，而是亡国奴的教育。
不是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而是照旧不变甚至变本加厉的无益于国有益于敌的财政经济政策。
不是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长城，而是拆毁这个长城，或是阳奉阴违、要做不做地讲一顿“团结”。
办法是跟着方针来的。方针是不抵抗主义的时候，一切办法都反映不抵抗主义，这个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教训。方针如果是坚决抗战，那就非实行合乎这个方针的一套办法不可，非实行这八大纲领不可。
三 两个前途
前途怎样呢？这是大家所担心的。
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就一定得一个驱逐 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这一点还有疑义吗？我以为没有疑义了。
实行第二种方针，采取第二套办法，就一定得一个日本 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这一点 还有疑义吗？我以为也没有疑义了。
四 结论
一定要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
一定要反对第二种方针，反对第二套办法，避免第二个前途。
前途怎样呢？这是大家所担心的。
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就一定得一个驱逐 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这一点还有疑义吗？我以为没有疑义了。
实行第二种方针，采取第二套办法，就一定得一个日本 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这一点 还有疑义吗？我以为也没有疑义了。
四 结论
一定要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
一定要反对第二种方针，反对第二套办法，避免第二个前途。
一切爱国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坚决地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坚决地反对第二种方针，反对第二套办法，避免第二个前途。
全国的爱国同胞，爱国军队，爱国党派，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地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坚决地反对第二种方针，反对第二套办法，避免第二个前途。
民族革命战争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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