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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中曹植之七步诗非“煮豆燃豆萁”(唐张新)
曹植“煮豆燃豆萁”之七步诗，可谓家喻户晓。不过，罗贯中《三国演义》则有异说，他认为七步诗另有所属，“煮豆燃豆萁”一诗乃曹植应声之作，其第79回“兄逼弟曹植赋诗，侄陷叔刘封伏法”中云：
丕曰：“吾与汝情虽兄弟，义属君臣，汝安敢恃才蔑礼？昔先君在日，汝常以文章夸示于人，吾深疑汝必用他人代笔。吾今限汝行七步吟诗一首。若果能，则免一死；若不能，则从重治罪，决不姑恕！”植曰：“愿乞题目。”时殿上悬一水墨画，画着两只牛斗牛于墙之下，一牛陷井而亡。丕指画曰：“即以此画为题。诗中不许犯着‘二牛斗墙下，一牛坠井死’字样。”植行七步其诗已成。诗曰：“两肉齐道行，头上带凹骨。相遇块山下，欻起相搪突。二敌不俱刚，一肉卧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气不泄毕。”曹丕及群臣皆惊。丕又曰：“七步为章，吾犹以为迟。汝能应声而作诗一首否？”植曰：“愿即命题。”丕曰：“吾与汝乃兄弟也。以此为题。亦不许犯着‘兄弟’字样。”植略不思索，即口占一首曰：“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由上所引可知，罗贯中《三国演义》中的七步诗是指的“两肉齐道行”一诗，而不是“煮豆燃豆箕”一诗。这与通行的说法是很不一致的。目前最早记载曹植“煮豆”七步诗的，当为成书于刘宋时的《世说新语·文学》，其文曰： “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后来明冯惟讷《古诗纪》则记作：“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那么罗贯中此说有什么根据呢？从目前所见资料看，“两肉齐道行”可能属于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中“三分虚”的一部分。今人赵幼文《曹植集校注》是相当完备的曹植创作集，其文集及附录均未提及此诗。罗贯中置此诗于小说中，一者乃小说塑造人物之需要，从七步为诗到应声而作，步步紧逼，较之独引“煮豆”一诗更能突显曹丕之残酷与曹植之才思敏捷；二者“两肉齐道行”极有可能前人已有附会之作，罗贯中引入《三国演义》。
正史中并无对曹植七岁作诗的记载，我想有人（如余冠英）对此表示怀疑，这是很正常的。但有人以正史对魏收“七步之才”的记载，而以为后来《三国演义》在创作中以此提升曹植，则是对《北史》的误读。魏收是北齐时代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北史·魏收传》（卷五六·列传第四四）说：“永安三年，除北主客郎中。节闵帝立，妙简近侍。诏试收（魏收）为封禅书。收下笔便就，不立藁草，文将千言，所改无几。时黄门郎贾思同侍立，深奇之，白帝曰：‘虽七步之才，无以过此。’迁散骑侍郎，寻敕典起居注，并修国史，俄兼中书侍郎，时年二十六。”这里所谓“虽七步之才，无以过此”，明显是以“七步之才”与魏收之才相比，说魏收之才与“七步之才”不相上下，所以这里的“七步之才”并非指魏收，而是另有所指，这里虽说没有指明“七步之才”就是指的曹植，但可以想象那是因为无须指明。这样来说，至少在《北史》成书的唐代初年，“七步之才”的说法已是人所皆知之事。再从另一方面来看，《北史》的编著者李延寿官职不高，但学识超逸，《旧唐书》赞道：李延寿“研考史学，修撰删补，克成大典，方之班、马，何代无人？”宋代杰出史家司马光精研史学，博览历代史书，他在给刘道原信中感叹道：“乃知李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也。虽于诙嘲小事，无所不载，然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无烦冗芜秽之辞。窃谓陈寿之后，惟延寿可以亚之也。”而魏收则是历史上有名的有才学而无史德的史官，他奉命修《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书成之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我这样不厌其烦的引录，是想说如果不是有所依据，则李延寿不会自己的编造这样的记载来赞美魏收，也就是说，在北齐时代“七步之才”就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事了。看来，要想否定“七步之才”指曹植，还得有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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