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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采诗制度与孔子删诗小议（唐明伯）
西周王朝是中国古代奉为楷模的王朝，而儒者们颇为津津乐道的便有其采诗制度。《国语·周语上》记邵公谏劝周厉王弭谤时说过：“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不悖。”《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本第1327页）其大意是说，周天子在泰山祭祀天地与山川时，会召见天下诸侯与祭，并由“太师陈诗”，目的是“以观民风”，这里的“民风”，有的说就是民风民俗，这实际很不全面，实际这里的“风”也有“讽”的含义，所谓民风，既有民风民俗一类的内涵，更有民情民心的意思。《汉书·艺文志》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应该是比较准确全面的说法。对于西周的采诗制度，也有人表示怀疑，认为是根据汉朝时的学者根据汉时乐府机关采诗而想象出来的。不过，如果这真的是一种制度，那自然是很合乎现代民意的一种制度。我宁愿相信它是真的。
说到采诗制度，那么对于《诗经》来说还有同样重要的，那就是孔子“删诗”。孔子“删诗”一说，起自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睢》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中华书局1959年第一版第1936页）其意思就是说，孔子时代的《古诗经》有三千多首，后经孔子根据礼义标准，删减为后世的三百零五篇的《诗经》，但司马迁的这一说法，一直以来就多受质疑。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上册中认为“其实删诗与采诗同样的无稽。……孔子在古籍中最喜言诗，见于《论语》有十八次之多，故删诗的传说易于发生。司马迁或者根据这种传说，或者误会了《论语》‘正乐’的意义，都不足凭信。”（作家出版社1956年9月第一版第11页）蒋立甫《诗经选注·前言》中的说法阐述得更直接一些，他说：“《诗经》的编定是经过几个世纪的酝酿，经过了千人万手，最后的总成乃是水到渠成，势所必然了。有人说这个汇编工作是由周王朝乐官们做的，这是对的。而象司马迁说的那样，孔子凭着个人意志，把原来上层统治者已较熟悉的东西大刀阔斧地砍削，十不存一，于情理上说不通。”他进而认为，“在孔子之前已有一部与今本《诗经》相近的本子流行于各诸侯国了。”（北京出版社1981年1月第一版第3页）
司马迁删诗之说，在我看来，即使不怎么准确，但有一点他无疑是对的，在孔子之前的古《诗经》其存诗数量要远远大于后来的《诗经》。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周朝采诗作为一种“以观民风”的制度，应该是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至于何以后来仅存下三百零五篇，编订时的删改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只不过是否如司马迁所说为孔子一人所为，这自然有待专家进一步地研究争鸣。这里想要说明的，在孔子之前有许多人做过《诗经》的编校工作，而有一个人与孔子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甚至对孔子后来对《诗经》的编订有着决定性的意义，那就是孔子的先人正考父。
首先是关于周朝采诗制度的延续方面。采诗制度起于周代其实并无怀疑，只是当时的人不知道要把这些采诗的制度本身详细地加以记载，以至于后人对于汉代的记载都不肯相信，这实在有些说不过去。实际上采诗制度许多专家认为是西周末年出现了问题，因周天子权威与控制力的削弱而渐渐荒废了，并进而影响到民间新诗歌新音乐无法象以前那样进入宫廷（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61页）。不过，由《国语》这段记载来看，至迟到正考父的年代，也就是东周初期这种采诗制度还较好地存在着，正考父实际是向周太师献上了商之名颂十二篇。
其次关于献诗制度。从现存记载来看，周朝的采诗制度，至少有这么几方面，一是使者采诗，并呈给周朝太师。《汉书·食货志上》记云：“春秋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这类使者有的是周王室直接派到各国，也有的可能就是各国自己派的，这些使者中除了乐师与官员，还有什么人呢？东汉何休在《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注云：“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范文澜《中国通史》上说这成为一种养老人采诗制度，大约很些想象的意味，但有这样的做法估计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二是各国的负责者整理旧诗，并呈给周朝太师。使者“徇于路”所采的诗应该说大部分是向庶民与普通士人征集的，而对于各国宫室内部的诗歌，则主要会由各国大夫负责。由各国自己所派的采诗使者自然先要把所搜集的诗歌献呈本国的乐师或负责的官员，“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何休语）。宋国实际就是亡商遗裔，武庚分封诸国时因为纣王的庶兄微子阵前起义，故而将商朝旧都商丘一带封给了微子启，国号宋，也正因为如此，正考父这位宋国的大夫得以承担起“校商之名颂”的责任。三是太师整理加工。《汉书·食货志上》说这种整理加工就是“比其音律”，应该是并不完全的说法，这中间除了音律方面，因为要向天子献诗，那么在内容的删改整理估计是免不了的事情。四是太师陈诗，天子以闻。
第三是关于正考父所献商颂的来龙去脉。先说来源。《诗经》中的商颂究竟是宋国立国后的作品，还是宋国立国前也就是殷商时的作品，此事也一直争论不下。对于《国语·鲁语下》中“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中的“校”字，据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介绍，魏源《诗古微》中释为“审校音节”，认为这十二篇是正考父所作，而王国维《说商颂》读为“效，训”献“，认为是正考父之前的作品，也就是有宋国的也有殷商时的作品，而陆冯的观点倾向为宋国之诗。由“校”而言，释为创作一类的意思，则此句似有不通，因为后面有个“于周太师”，补充说明献是通的，补充说明作则不通了。正考父时的商颂本来不止十二篇，所献的只是“名颂”（韦昭注称为颂之美者），也就是献诗本身就有一个删诗的过程。再看去脉。韦昭注语中引郑玄之说，实际很是值得注意：“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故余五耳。”今《诗经·商颂》中存诗五篇，即《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从孔子时代到今天这中间经历了将近两千七百年，中间虽经历战国大乱、秦燔诗书等无数灾难，《商颂》与《诗经》其他部分都完整地传承下来，这其中可见孔子编纂《诗经》的功劳。但从另一面来看，正考父校商颂至孔子编诗经，其间二百年，作为宋国宫廷中的祭祀乐歌，是否会散失得如此严重，这是很值得怀疑的。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被孔子删除的可能性要大于所谓由于“礼坏乐崩”散失的可能性。
算了，考证本非所长更非所乐，还是回到另一个重要的话题上来，那就是正考父校商颂对于孔子后来的整理《诗经》应该说有着很重要的意义。《毛诗序》说：“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以《那》为首。”微子，是宋国的始祖。戴公，是周宣王、幽王、平王时期的宋国国君。有人据此而怀疑韦昭注解，认为献商颂的正考父并非孔子先人，而当是另有其人。不过，就我来说，还是更愿意相信韦昭的说法，献商颂的正考父乃是孔子之父，这样的话，那是一件多么有意义也有趣味的事啊。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那是说《书》中所记有许多失实之处，会误导人们的认识，照我看，尽信史亦不如无史，因为那样会摧毁掉我们难得的快乐与自信。
孔子删《诗》是为了更好地传《诗》，虽然他老人家没有明确地说过标准，但他一贯的思想那就是仁政，据此而进行删改，希望以此为一本教科书，教出那些做官为君者，能够以一颗仁爱之心去对待百姓，让社会和谐安定。可惜地是，两千多年的实践证明，他老人家实际并没有达到目的，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来都只有短暂的仁政。何以如此？我想，这与孔子误会了西周的采诗制度有关，孔子只相信由上而下，却未重视采诗制度中的由下而上。真的，让人深感遗憾的是，西周的采诗制度没有在中国封建时代很好地传承下来。古人说：“诗言志，歌咏言。”哀乐动于心，诗歌发于声。由诗歌而知民心是否向背，民情是否乐苦，民风是否和邪，由民声来观民风，这样的方式其实是政治风险最小的方式。所谓言路畅达，才能政通人和。邵公劝戒周厉王的那段话前面还有数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这是发自两千多年前的声音，说不上多高深的学问与智慧，只是以常事喻常理，当然要懂得常理，还真不是那么容易，周厉王就听不下去，继续着自己的“弭谤”之举，“国莫敢出言”，只是不过三年，这位周天子就被赶下了台，流放到彘地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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