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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之喻来源考议(唐张新)

发布日期:2011/10/17 14:37:08  阅读:7640  【字体:
 
 
                 唐太宗没有讲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又说成“水能载舟,水能覆舟”,这样一句充满民本与民主思想的名言,很多书籍上都说是唐太宗在与群臣交流时所说云云,经常引用的就是《贞观政要·论政体》,不过细一检索,发现不是这么回事,请看其第六章: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蔽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书》云:‘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征对曰:“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注),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注:人,即民,唐人因避李世民之讳,故称“民”为“人”。)
 
     从这段记载来看,唐太宗所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其意思与“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实已经无有二致,不过,这句名言直接引用的却是魏征。虽说这句名言并非唐太宗创造,甚至他引用过这句话目前也没有什么实证,但是唐太宗在中国历史上所创造的“贞观之治”,其根基还是在于他作为一位封建皇帝,已经在制度内为体现民本与民主尽了最大的努力,在世界政治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在中国政治史上是空前的,在整个封建制度下的中国也是绝无仅有的孤本,这完全是因为这种民本与民主意识只是来自于唐太宗本人的认知,他也只想把他停留在个例上而不是制度上。《贞观政要》首篇论君道,开篇第一句就是唐太宗这样一段话:“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此论可谓深入浅出,应该说除了白痴,历史上哪个皇帝都不难明晓此理,可是事实上要实践此理,却是要这些皇帝牺牲很多私欲,那实在是与虎谋皮,所以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是无法复制的。
 
    我们还是回到语源探讨的题目上来,魏征讲是“臣又闻古语云”,已经说得很清楚,这话不是他自己的创造,他只是把这句古语向唐太宗传扬之人。要让唐太宗时刻记住是人民赋予他的帝位,而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上帝与天神,魏征这个指导思想也是很强烈的,所以在魏征劝谏中我们常常会听到他发出的这类声音。在其最为著名的谏章《谏太宗十思疏》中,他说: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魏征这篇上疏见于《贞观政要·论君道》,也见于《旧唐书·魏征传》(卷71),本传中还载有唐太宗对魏征直言进谏的赞赏。不过,到了宋代欧阳修、宋祁所撰的《新唐书》,竟然不载魏征此疏了,真不知是少胆气不敢载,还是少见识不屑载?所以莫看这样浅显明白道理,能认识它接受它还真不容易,更何谈让帝王去实践它呢?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一部二十四史几多引用
 
     我想,我们从二十四史中寻找“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语源,自然也有点缘木求鱼。前面说过与虎谋皮,作为“封建帝王家谱”(黄宗羲语)的二十四史,本来就不可能体现什么民本与民主的思想,最多一些历史上能够体现这种思想的君主、名臣,其光辉难以被遮掩盖,还有就是最有见识的历史学家或许会关注这样的光辉。我读书少,反正在我翻阅的过程中,除了《旧唐书》之外,还真的没有见过什么这方面的引用与论述。
 
     不过,某日看《三国志》,在《魏书·王基传》(卷27)中发现了王基进谏魏明帝曹叡(ruì)的一段记载。王基,字伯舆。东莱曲城人。他文武兼备,才高于世,德溥于时,深得司马宣王(懿)、司马景王(师)、司马文王(昭)的器重。起先王基在青州刺史王凌那里供职,司马懿即征其入府,可是王凌不放,虽说人未至,司马懿还是提升他为中书侍郎。当时魏明帝盛修宫室,百姓劳瘁。《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卷3)中说:“是时,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百姓失农时。”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引《魏略》中的记载就更其详细,要知道当时三国争战可谓正处在白热化阶段,这么搞大约也很难避免民怨鼎沸。那么当时大将军司马懿我估摸他只会暗自高兴,虽不一定逢君之恶,但让他劝明帝收敛,这种傻事他是不会做的,他正等着明帝把人心推到自己这边呢。不过据史书记载,进谏的人还是不少的,《明帝纪》中说:“直臣杨阜、高堂隆等各数切谏,虽不能听,常优容之。”《魏略》中也载有太子舍人张茂的谏书,虽言极切,然而,“书通,上顾左右曰:‘张茂恃乡里故也。’以事付散骑而已。”也就是进谏并无任何效果。当然,这位魏明帝比较起其他封建帝王有一点还说得过去,虽不能从善如流,倒也没有加罪于进谏之人。估计王基也是这些进谏的直臣之一,他的进谏大约也不会有什么效果。扯得似乎远了些,我们还是来看王基所上之疏吧。
 
      基上疏曰:“臣闻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惧。夫民逸则虑易,苦则思难,是以先王居之以约俭,俾不至于生患。昔颜渊云东野子之御,马力尽矣而求进不已,是以知其将败。今事役劳苦,男女离旷,愿陛下深察东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驷于未尽,节力役于未困。”
 
     这其中说,“臣闻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正是与“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为一贯之言,而其同时又提到“颜渊云东野子之御”之事,表明王基正是从《荀子·哀公》中得到这一理念,而其云“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惧”,也正是唐太宗“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此语所本,其思想的承继是非常明显的。
 
                此语源自古人对《尚书》的解说
 
      二十四史中的寻觅不可能让人满意,此乃意料之中。一般的辞书对“载舟覆舟”语源进行了分析时,会列举《荀子·王制》中的一段话:
   
       马骇舆(车),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马骇舆,则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节也。
 
     这句话在《荀子·哀公》也有记载: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寡人未尝知哀也,未尝知忧也,未尝知劳也,未尝知惧也,未尝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问,圣君之问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曰:“非吾子无所闻之也。”孔子曰:“君入庙门而右,登自胙阶, 仰视榱栋,俯见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则哀将焉而不至矣?君昧爽(凌晨)而栉冠, 平明而听朝,一物不应,乱之端也,君以此思忧,则忧将焉而不至矣?君平明而听朝,日昃 而退,诸侯之子孙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思劳,则劳将焉而不至矣?君出鲁之四门,以望鲁四郊,亡国之虚(废墟)则必有数盖焉,君以此思惧,则惧将焉而不至矣?且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
 
     前一段记载,此句话前有“传曰”两字,表明不是荀子自己所云。后一段记载,说“丘闻之”,表明这话也并非出自孔子的原创,但可以明白的是孔子时代即已经有此名言了。
 
     那么这句名言最初出于何处呢?孔子只说“丘闻之”,自然很难作进一步推测,不过前一则中说到“传曰”,还很有点意思了。“传”,其意思是指解说经义的文字,不过中国古代它还有一个专门的含义,指解说《尚书》的文字,又叫“《书》传”。我们来看一下《孟子·梁惠王下》第8章: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代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在先秦诸子中,《孟子》的文章最有趣味,也最富逻辑力量。孟子在这里实际上是阻断齐宣王想把君臣关系绝对化,这当然是与孟子一贯的民本与民主思想一致的,孟子还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以至多少君王对他恨得牙痒,只恨孟子没生在他那个朝代。最恶劣的是那个暴发户皇帝朱元璋,他自己出生平民,亲自率领军队推翻了元朝对中原的统治,但是一旦为君,便无比痛恨孟子对君王的不敬,组织人员删节《孟子》,把孟子牌位从孔庙中逐出,使孔孟之道唱了好长一段时间的独角戏,最后还发狂说:“这老儿,倘生我朝,哼!”但其实离开了民本与民主思想的孔孟之道,哪里还是什么孔孟之道?
 
      孔孟这种民本与民主思想,《荀子·大略》中还这样表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国,非以贵诸侯而已;列官职,差爵禄,非以尊大夫而已。”当然这话与《尚书》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五子之歌》)、“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助上帝宠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泰誓》),是一脉相承的。
 
     这种民本与民主思想,实际是先秦政治的基础。到了商鞅、李斯、韩非把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强调礼制的思想扩张为政治统治的理论,把孔孟许多为了国家安宁、为了百姓安定的权宜之计常态化,法家们便粉墨登场,把废黜民本压制民主这种最最无耻的理论堂而皇之地兜售给君王,秦始皇这样的怪胎也就应运而生。虽说由于他的残暴,秦二世而亡,但推翻秦朝的汉王朝实际上承继了秦始皇君主至上的统治理念与专制制度。刘邦一改当初入关时“约法三章”,逐渐陶醉于君权所带来的快感,以至于刘邦这个流氓皇帝端着酒杯问其父“其产业孰于仲多”,俨然把偌大一个中国视为一己之私业。
 
     但直到汉武帝即位前,整个汉朝的统治基本体现出较为浓厚的自觉不自觉的民本与民主意识,汉文帝由于他本人的经历与见识,更是成为封建时代与唐太宗相媲美的一位“民”君。汉武帝时代,此时出了一个儒家传承史上最大的罪人,那就是董仲舒,他把“君权神授”的鬼话进行神化,把“君臣”关系绝对化,把“君权至上”理论化、系统化、制度化,所谓“三纲五常”从此不但使那些帝王心安理得地抛弃民本与民主,忘却他们对民众所应有的原始恐惧。更为可恶的是,他的这种荒谬理论,使得儒家基于人类生命本质而建立的“民为贵”的思想被扭曲被湮没,从此以“君为贵”的帮凶嘴脸象小丑一样出现在各个封建王朝的丹墀之下,当然给两千年间的中国民众与中华文明带来的祸害,真的是罄竹难书!
 
     暂且打住,再说语源问题。对《孟子》这段话中“于传有之”,汉代赵歧《孟子注》云:“《书》云‘独夫纣’,此之谓也。”宋代孙奭《孟子注疏》云:“于传有之者,孟子答宣王以为传文有是言也。故《书》云‘汤放桀于南巢’,‘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纣’。又《史记》‘武王伐纣,纣走入登鹿台,蒙衣其朱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以黄钺斩纣头,悬大白之旗’是也。”这里虽然还没有明显看出“传”或者就是专指传《尚书》,但《尚书》之传却是当时最重要之传,这当然是与《尚书》这种先秦政治文献专辑这样独一无二的身份所决定的,同时也由于其源久远需要解说的缘故。《辞源》“书传”一条有两释,第二释为:古文《尚书》之注。旧题汉孔安国所注曰孔《传》,宋蔡沈《书集传》谓之蔡传》,简称书传。清代《尚书》学者以古文《尚书》为伪作,称孔《传》为“伪《传》”或“伪孔《传》”。这里意思是,《传》是常用来专指解释《尚书》的著作,不过这并未说出源头,还是还强调是专门针对古文《尚书》而言。虽说如此,我想,我们当然可以作这样的推测,“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句名言出自孔子之前某位哲人解说《尚书》某段文句时所说的。不过,后来有学者径直认为这一名言出自《尚书》,甚至说是《无逸》,有的说出自《蔡仲之命》,有的说出自《五子之歌》,其实这几篇虽说体现了当时浓厚的民本与民主思想,但从表述上并没有明确的这句话。
 
      最后,还要再罗嗦几句,引述这么多资料,可以证明唐太宗说过并没有说过这话,不过,从《贞观政要》看,唐太宗采纳了这雅言,而且不光是写在书上,更重要的是在治理国家时坚守着这一条。自从秦始皇创制了封建专制制度后,我们当然就不能幻想封建帝王真正的会把人民当作主人,但是看到人民的力量,承认人民的力量,这样的帝王无疑要比那些漠视百姓,草菅人命,穷兵黩武的君主更让人民接受,至于人们把这样的帝王作为救星一样来企盼,正说明君主们一贯的专制成性。唐太宗用我们常说的话,当然是个好皇帝,然而肯定唐太宗不是说就以他为榜样,今天的时代不同了,人民的价值不但没有变,而且更为重要,这是一种时代的潮流。党中央十七大更是把民本与民主思想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这里引用几段胡锦涛总书记十七大报告中的话: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全社会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基层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人民当家作主”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不过中国长期封建思想的积淀,使我们对这样一个根本常常处于一种麻木状态。过去有过一出著名的戏,其中有句戏词“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后来也被克隆出许多类似的话语,只是“当官不为民作主”却是不变,其实,当官“为民作主”这个暗含的前提完全是背离人的生命本质,也是背离先进政治本质的,其与秦始皇的统治思想完全同源的一种为官理念。人们之所以津津乐道这些为自己作主之人之事之言,那实在是与祸国殃民之人之事之言比较,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已。
 
     封建时代的官员常常自称“父母官”,或被“父母官”,于是“为民作主”自然天经地义,然而作威作福也似乎成为题中之义。其实,从中国古代“父母官”思想之传承源头来分析,所谓“民之父母”,是告诫为官者要“爱民如子”,再贴切的话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要的是一颗“爱民”之心。《荀子·大略》中说:“君子之于子,爱之而勿面,使之而为貌,导之以道而勿强。”讲的是君子如何子女,实际正说的如何爱民。在我们今天,还是要记住十七大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根本的论述,那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弄清“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句话的源头既没什么把握,或许弄清了也没什么价值,但弄清这一句话的价值却是我想弄清这句话源头的出发点。
 
作者:佚名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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