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安生

高作，是建湖县所属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小镇。过去，我对它了解不多。最近，朋友王学言送我一本由他参与编撰的《高作风情》，让我大开眼界，认识了许许多多令人心怀敬意的高作人。我不由得感叹：一个70余平方公里、37000多人的水乡小镇，居然走出那么多有抱负有血性有品格有情怀的人，实属罕见！

高作的过往先贤、历史英雄，不胜枚举。这里，我想只粗略扫描一下当代高作籍的有关知名人士。政界：王俊、刘是龙、王春才、程立斌；军界：王兆海、夏咸柱、王观彬；学界：袁振宇、王冠庭、王春瑜、颜世贵、吕以乔、颜世彪；等等。

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部不平凡的奋斗史。地位与荣耀，业绩与辉煌，我不想多说，只想评品他们如何做人的点滴。

振兴盐城北京咨询委员会主任王俊20世纪70年代任华北输油管道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时，朱镕基在指挥部下属的电力公司任调度科副科长、工程师。一天，王俊到高碑店工地察看，见高高瘦瘦、身穿黑色旧中山装的朱镕基正在抬电线杆，显得很吃力的样子。王俊当着朱镕基的队长的面说：“镕基啊，你就抓好你技术管理的事，这个杆子不要你抬。”那个队长听了，就不再让朱镕基抬电线杆子了。后来有的干部认为朱镕基过去有错误，是“右派”，应该让他多吃苦。王俊说：“技术人员不让他管技术，要他干粗活，不如多找一个农民工。”王俊还说：“他过去有没有错误我不知道，他现在没犯错误我就要用。”在那里，王俊和朱镕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冠庭，高尚医德传为美谈。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秋天，从苏北远道而来求医的陈某某，摸到瑞金医院要找王冠庭，值班人员把他挡在门外，说王医生不在，并且甩下一句话：“乡下人真烦！”这位患者情急之下与工作人员发生争执。王冠庭得知情况后，非常严肃地教育了工作人员：“凡今后外地找我看病的，尤其是农民，不准无端阻止，更不准瞧不起乡下人，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没有权利看不起他们。”建湖县上冈镇一位姓薛的姑娘，患自身免疫性肝病，慕名到瑞金医院找王冠庭医治，在上海等了好几天。王冠庭得知情况后，立即帮助她与有关专家会诊，联系住院床位。患者家里一时拿不出住院费用，王冠庭就自己到住院部打条子担保，使患者及时入院治疗。

颜世贵，人民日报社北京记者站原站长、记者部党委原专职副书记，高级记者。我们早就相熟，他给我的印象是：沉稳、低调。他在职时每次回到盐城，从来不惊动市里，一点也没有中央大报大牌记者的派头。这次读《高作风情》，进一步知道了他的一些从业经历，令我感佩。1979年10月中旬，颜世贵和另一位记者欧庆林受报社之命到湖南临武县童子村调查当地群众缺水的情况。俩人坐了40多个小时的火车到了郴州，再换乘汽车到县城，又走了几十里山路，才到童子村。童子村，一个穷得让人无法想象的山区农村。他们连续深入采访了几天，写成记者手记，在《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还写了内参，得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批示，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拨款引水，从而使童子村告别了吃水难的历史。在童子村，颜世贵他们还做了记者的分外事，与当地干部一起爬绝壁、钻溶洞，踏勘水源，寻找可行的引水方案。25年后，颜世贵特意去了一次遥远的童子村，看看那里的农民生活得可好。25年了，童子村的父老乡亲一点也没有忘记为他们“解渴”的人民日报记者。当颜世贵出现在村口时，村民们用鞭炮声迎接了他。在村支书的大门上，还贴出了他和已故的欧庆林的嵌名联，上联：世代感洪恩沾雨露花开富贵；下联：庆云辉五色仰光华彩映山林；横批：感谢政府和记者。离开童子村时，颜世贵是在鞭炮声中眼含热泪与村民们挥手告别的。做记者，一辈子只要有这一次礼遇，足矣！

1992年8月，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副教授吕以乔应邀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医学院做访问学者。在墨尔本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一边进行学术交流，一边利用节假日去打工，当花园剪修匠，当擦地板、扫马路的清洁工。1994年年底，吕以乔回建湖老家探亲，村支书找到他，提出请他拉10万元赞助为家乡铺一条路。对拉赞助事，吕以乔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婉转地表示：“经费我尽力支持。”当时吕以乔每月的工资才二三百元，不可能一下子拿出10万元。他常年在校园内教书，与政府官员、企业老板接触很少，也不可能拉到这么多赞助。但是，为了帮助乡亲改善生产生活环境，为了兑现自己的诺言，他悄悄将在墨尔本大学期间打工挣的一万多美元拿出来，分期兑换成10万元人民币交给村里，建成了一条长2500米、宽8米，有7座钢筋水泥小桥，可通行载重卡车的乡村路。上海市南市区人民政府原副局级巡视员程立斌，也是将退休后打工积蓄的20多万元捐给家乡造桥铺路。

很可贵的是，《高作风情》还记述了许多平凡百姓的美德。年逾九十的抗战女战士唐光真多次捐款扶贫济困，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之际，她向县教育基金会捐款3.3万元；抗战英雄吕斌，担任县马厂粮库主任期间，“宁流千滴汗，不损一粒粮”，成为全国劳动模范；普通农家妇女郑步英，悉心照料瘫痪媳妇26年，被评为首届“中国好人”；……

这些高作人，无论是名人，还是普通百姓，都用他们的人生轨迹书写了一个大写的“人”。不是吗？他们尊重知识，爱惜人才，侠肝义胆，敢于担当，比之那些颐指气使、媚上压下、趋炎附势之徒，判若云泥；他们重情重义，知恩反哺，心地柔软，扶弱济困，比之那些借职牟利、盘剥百姓、恃强凌弱之辈，相距千里；他们情怀高洁，恪守道义，勤以立身，善以养德，比之那些背信弃义、巧取豪夺、唯利是图之流，犹如鸿雀。他们的故事诠释一个道理：做人要讲品格，做人要有品位。

这使我想起有关“高作”这个地名的传说。相传，唐朝初年麻叔谋镇守盐渎，到此察访汛情，见备汛工程构筑甚佳，连连夸赞：“高作！高作！”还有一说，唐代在此建筑寺庙，监人尉迟敬德夸赞工程“高作！”，意为高超的匠作。后这座寺庙就命名为高作寺。我觉得这两个传说都好，异曲同工，都是说高作人做事认真，标准高、技艺高！我想就此延展一下，我们不仅做事要有“高作”，而且做人要有高标杆。所以，本文的题目“高作人”，也可以这样解读：“高——作人”。

                                        转自《盐阜大众报》2016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