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渡江战役正式打响。在渡江战役中，江阴要塞起义发挥了重要作用，江阴要塞起义也是中国共产党军队以少量的牺牲换取成功的重要起义。如今起义已经过去70年了，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感谢江阴要塞起义的亲历者唐芬女士为我们回忆了那段历史。

回忆江阴要塞起义前后的那段经历

口述：唐芬  整理：唐妍

最近，我拜访了曾参加江阴要塞起义，目前还健在的王刚、何漪以及撰写《江阴要塞起义》的原海军政治部杨叔颖同志，他们都90多岁高龄了，思维都很敏捷，对曾经历过的事情记忆犹新。和王刚见面时，他还叫我的小名，让人觉得格外亲切。这一切又让我想起72年前，父亲受党组织委派，带着我们全家和外婆去国民党江阴要塞司令部后门对面的高巷11号建立地下联络站的事。我在家排行老大，那时刚过14岁，虽然父亲的工作是保密的，但在江阴的那段日子经历的事情，我还是历历在目。

一、历史回顾

1949年4月21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之际，国民党江阴要塞七千官兵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举行了阵前起义。当年担任十兵团司令的叶飞将军在《飞渡长江，会战淞沪》一文中写到：我认为江阴要塞起义是有功的，他不仅减少了我军可能付出的重大伤亡，而且使我军在江阴段得以顺利渡江突破。这个功劳归于华中工委的远见卓识，归功于要塞地下党同志的机智勇敢，和我29军十兵团同志的积极配合。

二、唐氏家族

我的父亲唐秉钧（字仲衡），1900年出生于草堰口的一个书香门第，早年毕业于上海政法大学，毕业后他放弃当律师的厚禄，回乡传播革命火种。1926年春，盐阜地区第一个党小组在草堰口小街北我的家里成立的。我们唐家是革命大家庭，老一辈为地方兴修水利，创办公益事业，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影响力。我祖父唐秀儒（肄武）从小喜爱习武，后经商。二祖父唐维儒（少友）是盐阜地区最早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是辛亥革命的革命党人，他的五个儿子就是建湖人口中的唐氏五兄弟。父亲这一辈的堂兄弟们多受他影响，很早就走上了革命道路。众多兄弟中有三位是革命烈士，他们分别是唐仲衡、唐君鄂、唐小石。唐君照、唐秉琳、唐秉煜和我父亲唐仲衡为江阴要塞成功起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建立地下联络站

二叔唐君照是策反江阴要塞起义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他当时在华中五地委担任组织部长。因四叔唐秉琳、五叔唐秉煜、表叔吴广文对国民党政府不满，想离开国民党军队。他们用暗语写信给二叔。二叔将此信转交给五地委书记曹荻秋，曹认为可利用这个关系，让他们留在国民党内部，为党工作。

1947年春，华中五地委派唐坚华（父亲的堂侄）去上海和唐秉琳见面，传达党的指示。这次会面是策反江阴要塞工作的第一步。当时唐秉琳（黄埔十期）任江阴要塞上校守备总队长。唐秉煜（黄埔十期）任国防三厅上尉参谋，吴广文（黄埔八期）任国防一厅上校参谋。唐秉琳去南京传达党的意图。

为了做好策反工作，党组织安排唐坚华带着全家到江阴，租住在江阴城兴国塔附近的一间民房里，以逃亡地主和商人的身份来往大江南北，担任政治交通员。为了确保情报传递和掩护唐秉琳、唐坚华等人的活动，在唐坚华搬家的同时，经二叔唐君照的推荐，我父亲扮成逃亡地主，以投靠亲戚为名，在1947年秋带全家六口人（母亲、外婆、我、弟弟和妹妹）住到了江阴城的高巷11号。

早在1946年底，我父亲乔装打扮先去上海找他的老师张君劢（民社党主席，中华民国宪法之父），以找老师谋生为由，辗转到江阴实地考察联络站的合理位置。有资料说，父亲去上海还做了张君劢先生的工作，想争取其站在共产党一边，后来没有成功。高巷11号是一座三进的老式房子，我父亲认为离要塞司令部近，便于和要塞地下党联系。父亲选择了最后一进，进出人少，比较安全。房子最后面有个柴火房，柴火房有个隐蔽的后门，父亲考虑可以撤退用。住房的对面有个客房，联络人员可在此落脚。父亲在房间里放了一张桌子、四把椅子，可以打麻将的名义作掩护，商谈工作。这都是父亲周密思考才决定的。虽在敌人眼皮下，但他认为也是最安全的。父亲接受这个任务时，就知道任务的危险性，关系全家人的性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父亲还是毅然接受了。

我的母亲成丹梧，在家是独生女，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知书达理。外公去世后，外婆随我们生活。父亲接到组织委派后，我母亲和外婆义无反顾地支持父亲，没有半句怨言。父亲先行去了上海，母亲在家收拾行装，将家里的日用品赠送给了邻居，临行时将组织上拨的活动经费缝在我的棉袄内，由彭大爷护送我们5人坐帮船，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到镇江。当时镇江火车站黑压压的全是人，好不容易才买到去上海的票。我们全家老的老、小的小，没法挤上火车。幸好彭大爷力气大，把我们姐弟三人从车窗塞进火车，一家人差点走散。到了上海，住在亲戚家的柴火房，又冷又潮，弟弟因此染上天花，落下腿疾。几经辗转，我们才到江阴地下联络站。

四、要塞地下党的活动情况

1947年11月份，经华中工委研究决定，发展唐秉琳、唐秉煜、吴广文为中共特别党员，因吴广文在南京，手续缓办。这样要塞有了地下党员，策反工作有了新进展。

根据情报，国民党当局准备撤换江阴要塞司令孔庆桂。华中工委下达指令，希望唐秉琳物色有益于策反工作的人选，唐秉琳和唐秉煜物色了戴戎光，戴是阜宁人，和唐家有世交。如戴当上司令，对党的工作有利。经唐秉琳和唐秉煜多方周旋，在江阴农民银行领了守备总队30两黄金，给戴戎光做活动经费。因江阴要塞司令一职是个肥缺，1948年6月戴很高兴地当了要塞司令。

这时，华中工委传来指示，要求“抓实力”，争取江阴要塞指挥权。唐秉琳和我父亲商量，目前我们力量比较单薄，必须要加强。他们认为吴广文是黄埔八期的，资格比较老，要塞内部黄埔出身的中下级军官有许多是他学生。吴和王德容、梅含章同为黄埔八期，私交很深。后备总队三大队长曹炳山和他的手下人都是地痞出身（戴戎光从老家招兵买马来的），参加过盐阜地区帮会，吴广文的父亲是盐阜地区帮会头目，这样吴广文可以控制曹炳山。吴广文来江阴对策反工作有利。因戴戎光难以共事，吴广文本不打算到江阴。我父亲跟他详细分析了形势。国民党败守江南，为时不远，你到要塞会有用武之地，吴广文听了兄弟的劝说，他做了王德容和梅含章的工作，表示同去江阴为党工作。五叔唐秉煜因国防三厅走不开，他先在要塞挂名工兵营营长。经过几位的努力，戴宣布，唐秉琳担任炮台总台长，吴广文任守备总队队长，王德容任游动炮团团长，梅含章任参谋长。这样地下党特别党员掌握了要塞的实际指挥权，架空了戴戎光。

1948年九十月份间，要塞成立了政工处，处长夏益民是专搞特务活动的，为人奸刁狠毒。据唐秉琳回忆录记述，他和父亲商量，我父亲建议把工作系统分为两层，第一层，我们几个党员形成核心，成立党小组。第二层，对争取过来的可靠军官，建立单线联系，不暴露意图，对比较复杂的地痞、还乡团，虽没有指挥权，但因为他们紧要关头会破坏捣乱，要利用关系分化瓦解，控制有影响的人物。这时我父亲同学的女儿何漪来江阴找工作，我父亲想，如把她安排进要塞内部，可以为党工作。父亲请吴广文找戴戎光，说是黄埔老同学的女儿，设法安排在政工处，让她担任机要秘书，监视他们的行动，有情况及时向父亲汇报，并且和父亲建立了单线联系。

五、联络站的工作情况

我父亲是上海法政大学学法律的，他做事细致谨慎，考虑问题全面周到，是个很有见解的人。他平时身着长衫，头戴罗宋帽，给人的印象很儒雅。在地下党成员中，父亲最年长，大家都称他“二哥”，遇事都和他商量。要塞地下党常在我家开会，我父亲警觉性很高，他在门口不被人注意的地方用粉笔画上“十”字符号，表示里面是安全的，我母亲在门口佯装纳鞋底，我踢毽子，为他们放哨。因为我年纪小，不被别人注意，通知开会，都会叫我去。我常去要塞找叔叔，后门站岗的卫兵认识我，他们都给我放行。我也学江阴话，和房东太太搞好关系，我常帮她做些家务活，讨她欢喜。政工室夏益民常在门口转悠，我们全家人处处小心谨慎，平时买菜都是我去，我从不和陌生人接触。

做地下工作常会遇到危险。1948年6月，唐坚华和妻子返回江南的途中被国民党查捕，这给策反工作带来很大威胁，如果唐坚华处出问题，要塞地下党组织和父亲的联络站都要遭到破坏。大家万分焦急，我父亲四处奔波，打探消息，设法营救唐坚华，由于唐坚华坚贞不屈，要塞党组织没有被破坏。

唐坚华被捕后，华中工委选派吴铭接替唐坚华工作。1948年年底，吴铭按照指定的地址，扮成商人模样，找到联络站，和父亲对上了暗号，两人紧握双手，惊喜而又激动。我见“老家”来人了，就跑到门口放哨。五叔唐秉煜特地从南京赶来，晚上地下党小组五人开了碰头会，传达了党的指示精神。不久，吴广文以亲戚的名义在守备总队给吴铭安排了工作，我父亲在要塞也谋个副官职位。吴铭落脚在联络站，白天他们在要塞内部收集情报，晚上和父亲一起整理后由吴铭送到规定地点，再由交通员及时传递到江北。因吴铭曾从事过地下情报工作，他很有经验，传递的纸张是经过特殊处理的，表面看是一张白纸。这条交通线让渡江总指挥及时掌握要塞内部情况和动态，也带来了党的重要指令。

1948年底，吴铭去江北汇报工作未归，五叔获得国民党江防部署图要送到江北，本派我父亲去江北，因父亲身体不好，经大家研究还是觉得五叔合适。我父亲找到船老板，说是“王大中”先生要去江北收账，搭个便船去江北。五叔去江北10多天，国防三厅打电话要五叔回南京。四叔唐秉琳只好搪塞说五叔遭遇车祸。我父亲找他的同学马锡川在苏州博习医院开了证明，将这事掩盖过去。吴铭和五叔迟迟不归，大家都焦急万分。当时我见父亲彻夜难眠，身体每况愈下。弟弟的腿疾越来越严重，疼痛得不能走路。父亲怕接触过多外人暴露身份，和弟弟两人都强忍着病痛未去治疗。他说联络站的经费有限，我们不能动用公家的钱去治病。那时金元券不值钱，物价天天上涨。我就买了一捆纱，再拿一小支一小支去换取食物和日用品。我们全家省吃俭用，但不能亏待了联络人员。

不久，21军通讯连和电台班搬到高巷11号中间二进的屋子，联络站的安全遇到了更大的威胁，有同志提出搬到安全的地方。党小组研究认为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正因为大院里住了21军通讯连和电台班，我们的人进进出出也大都穿军装，且都是当官的，这样反而不被特务注意。他们和通讯连长拉拢关系。

1949年3月，为了配合大军渡江，江阴要塞地下党归第三野战军十兵团领导，派李干（团长）、徐以逊（营教导员）、陆德荣、王刚（营副教导员）加强要塞地下党起义工作。接到这个消息后，我们全家准备接待。我去要塞找何漪帮忙缝被子。房东太太问，你们缝这么多被子，是何小姐要出嫁了？我们笑笑说，马上请你吃喜糖，就这样掩盖去了。我父亲很细心，发现都是新被子，怕引起别人的怀疑，赶忙换了些旧的。十兵团的四位干部到联络站后，对外说是唐秉琳招来的兵，他们在这里住了三天后，乔装成唐秉琳和王德容的卫士，潜伏到要塞内部。

起义前三天，王征明科长奉十兵团首长命令，紧急过江来负责起义工作。我父亲通知有关人员，“老家”有人来了。午饭后，他们佯装到江边散步，和一群“卫士”来到一个小渔村的新的联络点。王征明向他们传达首长下达的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4月19日清晨，吴铭从江北带来了密令，五叔唐秉煜也来了。父亲叫我们打了一盆水，拿来一个杯子。吴铭拿出一把牙刷和一张发黄的纸。他在杯子里放上药粉，加水和一下，用牙刷沾上水，在发黄的纸上涂刷，然后再将纸放进盆里，这时纸上显示出十兵团司令部给要塞地下党的密令：一、渡江日期确定为21日。二、发起渡江前四小时在长山对岸燃起三堆火。三、联络记号是左上臂缠一条白布。四、当日口令“上海部队”。最后是祝贺渡江战役胜利和策反工作成功。

六、我在要塞起义前的那段经历

地下工作是险象环生。要塞发生了一次放船事件，戴戎光将吴广文软禁起来当替罪羊。吴广文在唐秉琳等人的帮助下，逃离江阴要塞。我的父亲将吴广文全家转移到他的同学马锡川苏州的住处。后来吴铭可能考虑无锡离江阴更近些，将吴广文转移到无锡，便于联系。

吴广文的守备总队有3000官兵，策反工作很大部分是吴广文做的，这时很需要吴广文出来工作。20日上午10时，吴铭和我父亲商量，叫我做掩护，和五叔唐秉煜将吴广文接回江阴。我记得那天穿的是黑底带花的旗袍，五叔带着国民党国防部的通行证。他们交代我，如有排查就说是吴广文的女儿。我们坐着吉普车去了无锡。为了不暴露，司机把我们送到无锡车站后回去。直到晚上，临时雇了辆轿车接吴广文一起回江阴。车行途中不断听到枪声，沿途国民党21军岗哨林立，检查颇严，我当时很害怕，五叔紧紧拉着我的手。车到南门，吴广文表弟杨蔚然接待我们。吴广文先到原住处埋伏起来，五叔从小路回黄山营房。我被送到一个老乡家，老乡将我送到新的联络点，全家人看到我平安归来，才松了口气。

起义前夕，父亲通过同学何信徵（何漪的父亲）、马锡川，把地下党四家属安全转移到苏州马锡川处。可是父亲为方便接应解放军和地下党联络，带着我们全家搬到黄山炮台对面的小渔村。父亲在紧要关头把党交给的任务放在首位，没有考虑自己及家人的安全。

我永远忘不掉21日的那个夜晚，我母亲抱着生病的弟弟，我拉着70多岁的外婆和5岁的妹妹伏在山坡上。只见一团团火光在我们的头上飞过，有时在我们的前方落下，子弹和炮声不断，我们吓得全身发抖，一家人紧紧地抱在一起，我们姐弟几个都很懂事，膝盖和腿都磨出了血也没吭声。直到天亮，父亲带来好消息，解放军已顺利过江，起义成功了。我们全家人激动万分，我们的任务终于完成了。虽时隔70年，但那段惊心动魄的场景，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七、返回故里

江阴要塞地下工作结束后，我父亲和弟弟的身体更差，因为忙于起义工作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为了不给组织增添麻烦，父亲选择回老家盐城，最先是住在吴广文父亲家。父亲回盐城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组织上配备给他的绸缎长袍、皮鞋、皮箱完好无损的交给组织。组织上安排他工作，由于病情不断恶化，不能前行。弟弟的膝盖红肿疼痛难耐，经人介绍去新兴场开刀，那时西药很紧张，只能用中药消炎。中药方有讲究，说只有男人煎才有效，病重的父亲艰难地为儿子熬药，可是太晚了，弟弟还是离开了我们，弟弟的去世给全家带来了很沉重的打击。我是看着弟弟出生到长大，我们姐弟感情很深。背着父母，我常常痛哭。弟弟去世后，父亲的病情更重了，完全卧床不起，全身浮肿疼痛。我放学回来后，常给他按摩捶背。王德容团长从江阴专程到盐城来看望父亲，他坐在父亲的床边，两人手拉手，有说不完的话，他看到我们这个家的状况，心里很难受，回江阴后给父亲用饼干盒寄来盘尼西林。因为父亲身体太差，挂水后全身发抖，不适应。1950年春，父亲离开了我们，离开了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当初父亲和弟弟是健健康康去的江阴，回来后是这样的状况，想着这些，我就泪流满面，感叹命途多舛。

父亲去世后，家庭生活更拮据了，为给父亲和弟弟治病，家里能变卖的东西都卖了。沉重的生活担子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母亲一下子愁白了头。最小的妹妹刚出生，上有老下有小，可是母亲顽强地领着一家人生活，到居委会找些零活干。我白天上学，晚上帮着糊火柴盒，剥花生来维持生活。不久，党组织追认父亲为革命烈士，盐城专署陈达专员和季木斋科长料理父亲的后事，将他安葬在老家草堰口，并安排母亲工作。

2009年，为纪念渡江胜利60周年，八一电影制片厂韦廉导演的24集电视连续剧《江阴要塞》在中央八套播出，我被邀请参加该剧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并和我父亲的扮演者周征波及其他演职人员合影留念。2011年，国家统一管理烈士墓地安葬，我们将父母亲的墓迁到建湖县烈士陵园。建湖烈士纪念馆开头篇“创建党组织，点燃革命火种”，介绍了父亲的革命斗争史。我们和子女常去烈士陵园祭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