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父母赋予我们生命，实际上是感恩他们给了我们一段人生。每个人只要认真去实现人生目标，总会面对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困难，此时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以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去迎接，这便构成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画卷。承戚太鸿先生赠我他的自传《我这六十年》，让我进一步认识到我们应该具备的与人生对话的勇气和智慧。

六十岁是一个甲子，按照中国古代的说法，那是一个轮回。所谓轮回，至少说前面的六十年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新的甲子又会开始，但真的能走到第二个甲子的，古今中外无疑是屈指可数的，换句话说，真正有代表性的人生，是在这头一个甲子里完成的。戚太鸿先生的《我这六十年》回头去总结这一个甲子，让人感到的是他的坦诚与勇气。这种坦诚与勇气，不仅仅是指他在写作此书时的客观与冷静，更在于他这六十年里对人生所抱有的勇敢面对的态度，积极进取永不言弃的追求。

能够问心无愧地去回顾这一个甲子的人生道路，那其中给世人有益的启示自然是极有益的。人们经常会表白的是问心无愧，但人的一生最难的正在问心无愧。对自己，对家人，对事业，对人生要做到问心无愧，看起来是一个底线，但其实又是一个很高的标准。《我这六十年》中作者多次引用母亲教育子女们的一句话，那就是“强求不来，不由而得”。这似乎是要子女听天由命，但其实这是告诫子女们老老实实做人，不去妄求。实际上勇气与智慧正在“老老实实”这几个字，作者母亲的话转换成现代的报告语言，大约就是，机遇垂青有准备的人。如此而已。其实关键是有没有做好准备。这样看来，所谓问心无愧，还应该包括对机遇做好准备的内涵。戚太鸿先生出身贫寒，又处于政治风云变幻的年代，虽说有才气有理想，但从当时来看，几乎很难有成功之日。然而，他一小就不肯轻易放过任何学习的机会，就是唱歌这样的事儿，哼上了嘴就不肯丢，“新的、旧的，京剧、淮剧，不厌其烦”。我读着此段，有时在想，戚先生这书法家似乎是“不由而得”的，其实倘若有那么个机缘，说不定他也会“不由而得”成为歌唱家或者戏剧演员。所谓不由而得，其实是有个由头的，那就是自己平时的不懈努力与恒久准备，否则不用说“不由而得”，就是机遇摆在面前，也无法得到，这恐怕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有着很多教训的吧。

照我看，人生实际是一种心态。心态决定了我们对事物的看法，也就是哲学家们所说的世界观。什么样的心态才是一种正确的或者说有益的心态呢？认真一些，豁达一些。有人会说，这似乎是矛盾的。但在《我这六十年》里，我们可以见到戚太鸿先生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了起来。戚先生是书法大家，但这是后来的事，而且并不是他少年时代的理想，或者说，到少年时代他并没有想象过自己会成为一名书法大家。从书中我们可以知道，他的书法生涯实际是从刻图章开始，起先只是因为好玩，后来便是为了贴补家用，或许这样的目的说不上多么崇高，但却是非常实际的，而那时的戚先生表现出了高度的认真，对各种图章质地的刻法，对刻字必备的工具，都认真地研究。而对于最重要的写字，则更是精益求精，所以戚先生忍不住写道：“回想起来，我后来书法上有了长进，与那几年刻字有很大关系。”而戚先生那时的豁达，同样表现在对刻章的认识上，所谓“凭手艺挣钱”，养家糊口，这是豁达，而当有识货之人，调他去打工刻钢板，他又能抛下这来钱比较快的手艺，又何尝不是一种豁达？正因为在这些事情上拎得清，拿得起放得下，所以在戚先生的人生道路上，总觉得是左右逢源，时有善人相助。这样来看，如果说世界观决定人生也不为过。

人到六十，常常被称作耳顺之年。所谓耳顺，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既能听得懂别人的话外之音，又能受得了别人的话中之话。如此看来，这耳顺既是一种生活智慧，又是一种人生品德，而要想真正做到耳顺，特别是在六十就做到耳顺是件挺不容易的事。不过，孔子大圣人做到了，说明我们常人也是可以做到的，孟子不是说过吗？“舜人也，我亦人也。”这样的视角来看《我这六十年》，其中有许多记述让人感到戚太鸿先生的“耳顺”之智与“耳顺”之德，其中对事情的客观与严肃的态度，有点让人觉得是在读卢梭的《忏悔录》。

接受美学告诉我们，文本意义与作者本义的关系是多样性的，一个莎士比亚却有千百种的讲法，一部红楼梦也是如此。有人更极端地说，一个读者就是一个莎士比亚，就是一部红楼梦。其实这样的意思，孔圣人早就说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仁而未成仁者，更无缘智者，但毕竟是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正如每一个人都可以与人生对话。读《我这六十年》，也可以有我自己的看法，不知诸君以为然否，不知戚公以为然否？

 《我这六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