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蜕庵（1872～1958），名（钅志）成，今上冈北首杨巷（今建湖县上冈镇草堰口社区永丰村）人。幼年随父习文学医，15岁入私塾，19岁设馆授徒以谋生，23岁弃馆随大哥镕成苦读，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中秀才，后复设馆谋生，游学四方，渐入盐渎名流。解放后，曾任盐城县政协委员，甚受党和政府重视，时人尊为“臧四太爷”。

臧蜕庵终生喜书，86岁时，犹临唐人孙过庭《书谱》三册，分送好友与家存。据其四子臧瀚《臧蜕庵与〈草书字范〉》云，臧先生的墨宝，多半散失，其应《建湖文史选辑》征集，献出部分珍藏，影印以飨读者。1988年5月《建湖文史选辑》第二辑共刊有蜕庵书法两帧，一为其题写于《草书字范》前之小诗，诗云：“八十春秋爱学书，昕宵寒暑下功夫。百花齐放争舒艳，好把青年作楷模。”一为此书小序性质的文字，文云：“余幼时，先君子猷公书家藏欧阳率更令九成宫醴泉铭，命摩习；小楷，习多宝塔、黄庭经、钟绍经；大楷，习颜鲁公家庙碑；行书，习争座位；草书，习怀素草、孙过庭书谱。入京后，习石门颂、石门铭、张猛龙、二王法帖、董香光龙虎台。游故宫，见过庭墨迹，回环审视，又得影印本，昕夕临摩。现值百花齐放，书法亦美丽之花朵，又尚简体，今写此，以遗后进青年，若肯学习，于记录书函，便利多矣。”此外并刊钱自严所署书题《草书字范》。其实，此前臧蜕庵先生曾创作有行草体《书谱》抄本。

2012年3月29日，承臧蜕庵孙臧以伟（年82）来函，并赠《行草字范》一册。函云：“我是本县上冈北杨巷人氏。家祖原任盐城县政协委员，于58年寿终。盐城地区四级政府机关及全国各地名人敬送花圈挽联不计其数，哀乐护送灵柩至杨巷丰家墩安葬。我家祖于1955年亲笔写成《行草字范》抄本，后由盐城市中医院名医陶寿彭先生收藏。公心诚信，陶老将原珍本归还，我们遂进行复印。本着对家乡的热爱，现将《行草字范》复印件赠送贵县惠存，供社会各界人士观赏。”

据臧以伟先生来函，结合《行草字范》及臧科序，可知《行草字范》是臧蜕庵先生《草书字范》之前的一本书法著作，创作于1955年，未正式刊印，共有抄本三册，一册家存，另两册寄赠友人妥藏。此书稿由臧蜕庵自题书名《行草字范》，后有蜕庵遗像，当为后人编印时所加。正文计76页，末署“一九五五年农历乙未孟春”。

正文前有臧科2011年序一首。其序云：“臧氏蜕庵公，古邑盐渎人，生于1870年，卒于1958年，享年八十又七。先生出生耕读之家，早年随父兄务农并习书修文，苦读寒窗。及长，应淮安乡试取秀才。其国学所涉广博，尤善诗词书法。民国年初，蜕庵公曾入上海‘乐天诗社’，和申城文人墨客，以文会友，聚首倡和，时有诗词华章，书翰墨迹传布坊间，因年深时乱，散失无存。所幸先生苦读圣贤，素仰诗书传家之道，为念后辈读书成才，将其一生追摹前人法书之精辟创见，梳理成文，并亲笔写成《行草字范》钞本，全篇亦书亦论，妙笔成文，法度精深，足以为范。范本为真迹线装，弥足珍贵。初成之时，因时处纷乱，无可妥藏之策，经权衡辗转之后，便托寄知交，在本城陶府入藏。历50余载，时至辛卯，盛世和谐，艺文复兴。陶门后哲，名医寿彭先生，公心诚信，以原珍本，物归原主。遂由蜕庵公长孙以伟，接手传藏，并精心整理，奉若家珍。为纪传书原委，受以伟兄之托，嘱余为之补序，以求更臻完善，并昭示臧门后辈，有绪传承。心摹手追，发扬光大，以期得益久远。”此序记臧蜕庵生于1870年，与前述臧瀚文中所记清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有异。《烈士堂盐城杨巷臧氏宗谱》（臧以桂主编1987年印行）所记亦为1872年。此外，序云“将其一生追摹前人法书之精辟创见，梳理成文”，“全篇亦书亦论，妙笔成文”，此数语如果指《行草字范》，则易让人误以为此稿为蜕庵公论书法之著作，实际是行草体的《书谱》抄本。

《书谱》，唐代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孙过庭的著作，写于武则天垂拱三年（687年）。据今传《书谱》看，当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为序，下卷为谱之正文。今仅序传世，而谱或以为失传，或以为当时作者即未能完篇，不知孰是。孙过庭，吴郡人，出身寒微，迟至不惑之年才出任率府录事参军之职，不久遭谗议而去官。此后，遂专注于书法创作、研究与教学。孙过庭极推王羲之书法，而《书谱》无疑既是其草书艺术代表作，也是其累年书法研究代表作。臧蜕庵十分推崇孙过庭的书法及其理论，少年时代即承家训习《书谱》，“游故宫，见过庭墨迹，回环审视，又得影印本，昕夕临摩”，耄耋之年先以行书体书《书谱》，即此《行草字范》，后两年又以草体书《书谱》成《草书字范》，可见在臧蜕庵心目中，当以《书谱》为范。

《行草字范》，起自《书谱》“余志学之年，留心翰墨”，终至“岂可执冰而语夏虫哉”，该谱最精要部分尽皆抄录。中国书坛求险绝瑰丽之习，崇尚浮华之气，孙过庭时代已经蔚然成风。所以孙过庭《书谱》中批评此风，更倡“君子立身，务修其本”，他认为书法“固义理之会归”，贤达之士当“存精寓赏”，也就是把高尚的义理通过精湛的艺术表达出来。他又认为“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否则“既失其情，理乖其实，原夫所致，安有体哉”。当然，唐时书坛铜臭味或许远未如今日之重，书法作品教化引导价值、修身养性价值乃主导价值，非今日书法俨然逐利求名之器具可比。《书谱》主张书法当讲法度，所谓“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翰不虚动，下必有由”，虽然孙过庭认为智巧应当兼重，但重要的还在于不虚动，在于落笔当有依据，正如杜甫作诗所谓“无一字无来历”，这里的“有由”正是所谓来历，实际就是法度。当然这种法度并不仅仅是某一位或某一些书法家摸索与实践的成果，更主要的还是在于书法艺术的内在规律的体现。在孙过庭看来，如果“心昏拟效之方，手迷挥运之理”，那是无法创作出美妙作品的。孙过庭同时亦倡扬创新，所谓“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所谓“违而不犯，和而不同”。他对老年人与青年人学书的特点分析得也很透彻，他说“思通楷则，少不如老；学成规矩，老不如少。思则老而愈妙，学乃少而可勉”。他还深入书法作者的心灵，指出既不可自鄙，更不可自矜。他认为“自鄙者尚屈情涯，必有可通之理”，即鄙视自己作品的人，只要不放弃更高的追求，总有达到佳境的成功之日，而“自矜者将穷性域，绝于诱进之途”，即过高地估计自己那是堵塞自己前进的道路，再无提高之时。《书谱》主张正直而高水准的书法批评，对那种“既昧所见，尤喻所闻；或以年职自高，轻致陵诮”的作风，甚为不屑，以其“犹惠侯之好伪，似叶公之惧真”。他劝慰书法之士，“士屈于不知己，而申于知己”，并引庄子之语“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老子之语“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之则不足以为道也。岂可执冰而咎夏虫哉！”也就是说，当坚持书法正道，修身养性，勿求一时之誉，勿逐一时之利。

《书谱》皆精到不易之论，正中臧蜕庵所处时代之书弊，亦正中臧蜕庵之下怀。《书谱》本草书，臧蜕庵虽以行草书之，实秉《书谱》之旨意，当得起“法度精深，足以为范”八个字。我并不懂书法，但书法作品当以传递健康向上为正途，以赏心悦目为通则。今天的书坛应该说正途仍然坦荡，通则依旧尊尚，只是人们对于那些痴迷邪格、追逐险怪之风气，批评得不够，以至此风渐长，并拉得“多元化”、“艺术创新”之类虎皮作起大旗，迷乱世目，贻误后学，确实应该引得人们警觉。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想，《书谱》千年不易之论，蜕庵苦心之嘱，更当引领我们看准正途，坚守通则。此理书界当勉，为文者当勉，处于此世做人似亦当以为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