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民间调查显示，广州已有三四千个老地名在城市变迁中流失了。文史专家黄淼章呼吁，尽快开展老地名普查，建立老地名名录，出台保护老地名细则，以拯救羊城的历史记忆。上海市政协委员姚卓匀痛惜，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大拆大建，使得不少老地名已不复存在，“这些老地名可都蕴含着上海的历史轨迹和文化传承。”

有的地名“老”了，铲土机轰鸣，不容商量将其“葬送”；有的地名“旧”了，往往被视为“不吉利”而被迫“下岗”；有的地名一“诞生”，就扮演着“狐假虎威”的故事……

地名，变得伤痕累累。

“某些传统地名，甚至就是一部长篇小说”

摄影家张祖道今年91岁高龄了，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曾是一名记者，喜欢在北京城区转悠，有些地名深深地印刻在了他的脑海里。例如，在北京西四附近，有一条赵登禹路，那是纪念卢沟桥保卫战中壮烈殉国的民族英雄赵登禹。另外，宣武门内有一条佟麟阁路，也是为了纪念抗日将领佟麟阁。张祖道说：“这些地名都是鲜活的历史，很沉重，在告诉我们历史并没有走远。”

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曾经明确提出：“地名是民族文化遗产。”在青年作家付秀莹看来，地名不仅仅是地理学意义上的符号，更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历史、政治、经济等内涵，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她表示：“有时候，毫不夸张地说，某些传统地名，甚至就是一部长篇小说。”

民政部地名研究所所长许启大曾和同事一道撰文指出，地名随着人类语言的产生而产生，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丰富、完善。人们不仅将自己的美好愿望融入地名中，而且将自然景观、人文特色等以地名的形式镌刻进历史记忆中。他表示，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也通过地名得以传承、发扬。例如，看到“纳木错”、“扎加藏布”、“娘曲”就知道是藏语地名。

“要改，可以，但是要讲个道理，而且不要讲歪理”

也有一些人往往无法跟地名“和谐相处”。

河北省民俗文化协会会长、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袁学骏袁学骏认为，传统地名经历过历史、文化的积淀，与民风民俗、百姓心理紧密相连。就日常生活而言，地名一旦固定下来，让老百姓好找，好查询。倘若采取行政手段，突然之间让这些地名消失了，或者改得“四不像”，这就等于把根切断了，让当地居民不舒服，内心难以接受，“地名都带着情感的温度，你就是要重新‘另起炉灶’，而且这个‘炉灶’还不如以前的，情感的温度自然就凉了下来。甚至让老百姓有逆反心理，你改地名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的嘴边经常说的还是之前的名字。”

张祖道认为，凡事不能“一刀切”，不能简单地把传统地名视为“老虎的屁股”，摸不得，改不得。关键是怎么改，“要改，可以，但是要讲个道理，而且不要讲歪理”。

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地方热衷于更改地名，理由恰恰都是歪理。例如，河北省完县原为金代所置完州，以“山川完美、坚固”之意而得名，但曾经因为有外商认为“完”是“完蛋”之意，而更名顺平县。江西鄱阳县一度仅仅为了简化书写方便，而改为波阳县，致使“鄱阳”这一有着专指功能的语意顿时“风飘云散”。后来忍不住又“折腾”了一回，恢复了鄱阳县的称谓。

“没有必要‘拉大旗作虎皮’，在名字上想跟外国接近，很幼稚，没意思”

张祖道觉得自己被时代抛弃了，“现在出门，眼前一抹黑，好多都是洋的东西，也不懂是什么意思，跟我的记忆对不上。”他认为，尽管地名不是“老虎的屁股”，但也没有必要“拉大旗作虎皮”，在名字上想跟外国接近，感觉这样才显得有派头，“很幼稚，没意思”。

付秀莹说，地名洋化、西化，是对传统民族文化的漠视和伤害，也是文化不自信和不自觉的一种特定的表现。

民政部地名研究所原所长刘保全曾经表示，在我国城市地名的命名中出现了盲目崇洋和照搬外国文化模式的倾向，如一些商品住宅区和大型建筑物的命名中出现了一种欧化、洋化倾向，完全丢弃了对中华优秀地名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刘保全说，有必要大力传承中华传统地名文化，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念引导地名命名更名活动，并积极应对世界多边思想文化的冲击。（本报记者 王国平）

转自《光明日报》2013年02月0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