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作  镇

印象高作

红色热土长北滩

红色小村唐大桥

红色堡垒咸家墩

沧海桑田话马楼

 

 

印象高作

◇ 彭淑玲

 

1

　　高作的地名难以从字面让人追根求源。县志记载，相传唐代初期，降将麻叔谋镇守盐渎，到此查访汛情，见此汛事工程构筑甚佳，连连夸赞，高作，高作。麻叔谋应该是隋朝官吏，后归降了唐。正史没有麻叔谋的记载，隋唐小说中有这个人物。民间还有另一种说法，唐代贞观年间，尉迟恭在高作西监造广福禅院，上大梁时，榫口难投，木工就将斧头、凿子吊于高空操作，并说，这个地方就叫高作罢。这里说的尉迟恭，就是历史上的名将尉迟敬德，东台西溪的海春轩塔、宝塔的朦胧塔相传均为尉迟敬德监造。按这样的说法，高作二字有两种意思，高超的匠作，或高空作业。在建湖方言中，作与凿同音，因此还有一个与此有关的歇后语，门头挂斧头——高作（凿）。

　　高作涔庄这个地名的读法值得一说。涔，辞海中读cén，为连续下雨、积水成涝的意思，而在建湖当地，涔读zàn，旧时为盐城永宁寺的庵田，曾经有不少的井，所以取名为涔。

　　高作历史上出了不少的名人，远的有吕谷金，力大过人，光绪十二年的殿试二甲，入选花翎侍卫，供职乾清宫，后外任某镇的总兵，不善钻营而未果，以亲老乞归养。中日甲午战起，上书朝廷请求军前效力，后因停战未成。马关条约签订消息传来，吕谷金痛哭流涕。当地有大花翎的老地名，就是因他而来。吕家是武举世家，除了吕谷金，他的先祖吕志高和吕臣忠是道光二十六年武科举人，吕志纯是道光二十九年武科举人。印家墩的印德芳，曾任清嘉庆的协台，每战身先士卒，积功擢镇海参将，再擢瑞安协镇，嘉庆五年以老乞归，七年而殁，家无余资。还有印鸾章，名笔水心，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后留校任教，为盐城的学校编写过《盐城县乡土地理》和《盐城县乡土历史》。他们留给后人的是做人的品德与操守。开明士绅汤锡铸、国画家杨幼樵、清末禀贡生李树滋、教育名流蔡仰山等，他们身上有民族的风骨，也有名士的风流，更有历史的传奇。陈毅将军曾经拜访过他们，他们的开明思想和义举得到了陈毅将军的肯定。其中的李树滋先生，曾东渡日本，后被南通实业家张謇聘为儿子张孝若的家庭教师。抗战前被开封大学聘为教授多年。

2

　　高作的土地是绿色的，也是红色的。陈毅将军、黄克诚将军、赖传珠将军日记或传记里多次提到这个地名。

　　1940年10月，建湖县第一个青年团组织高作青年抗日救国会在高作成立，有一百多名青年参加。王荫等作为进步青年代表还组织剧团排演抗日小戏，宣传好人要当兵，好铁要打钉，吃菜要吃白菜芯，当兵要当新四军的思想。1943年高作镇就有青年剧团了，新四军里有一个叫冰凝的护士长，皖南人，还参加过淮剧的演出。战争年代，有不少外地青年在这片土地上工作过，资深外交家秦加林1941年就担过这里的区委书记兼区队长、政委，当时的高作叫一区。秦加林是浙江省鄞县人，妻子金华彬也在这里做过民运工作。

　　从这片土地上走出了符炳生、蒋国友、孙玉堂、唐明勇、王银楼、吕立成、吕文殿、王东元、姚文奎、吕立喜、姜海宽、马爱青等一批革命烈士，他们牺牲时才二十多岁。《高作社志·人物》革命烈士登记表序云共录载136位烈士，实录载134位。这不只是一百多个鲜活的生命，更是一百多个家庭长久的哀思与痛楚。高作籍作家陆华先生的父亲也是烈士，他的文章《我的童年我的父亲》写的就是父亲的牺牲带给一个家庭的伤痛与愁苦，比起战争的宏大叙事，这样的伤痛和愁苦更是我们应该面对并思考的，尊重每一个生命才能真正的热爱和平。

　　1941年9月18日，抗日民主政府在季陆墩召开成立大会，发布建阳县建县公告，县委书记（当时称政治委员）冯国柱，县长唐君照，都是才三十岁的年轻人。今日建湖从这一天真正开始，民主政府最初在离陆墩三里多路的长北滩王氏宗祠办公，有些办公室分散设在长北滩的百姓家里。旧式的宗祠在战火中毁灭，现在旧址上建了新的宗祠，同时挂上了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的牌子。

　　当时的政权还处在地下状态，那些乡民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冒着家破人亡的危险，自愿为新政府、新政权服务，站岗放哨、送达情报、晒被子做杂活。这样的安排持续了三年多，政府机构1944年夏离开。在长北滩第一年的除夕，唐君照县长曾经办了一桌豆腐宴，宴请热心的房东和农会代表，表达政府的感激之情。原料是用士绅杨幼樵送的20多斤黄豆，做成辣豆腐、焖豆腐、炸豆腐、豆腐羹、豆腐丸子、红烧萝卜豆腐、青菜豆腐汤。一桌人吃得有情有义，有人戏称是吃了白马肉。那时候的政府一穷二白，与百姓之间有的是相互信任与帮助的情谊。

　　旧时高作土匪多，势力最大的是孙华堂、孙采堂、孙金堂，有三四百人，有枪支。他们如蝗虫一样，抢劫绑票，无恶不作，百姓既害怕又头疼。在黄克诚将军的回忆录里，也提到高作镇压土匪的事情：1941年敌人第一次扫荡后，开始进行镇压的地方叫高作，在阜宁城南、上冈附近。反扫荡中军部的医院退到高作，那里的土匪、流氓、反动武装把医院打掉了。我们就派二十二团的张天云同志大大镇压了一下。王良太的回忆中也提道：1944 年仗打得比较多，……5 月，我们总队攻克北秦庄，打掉了土匪孙华堂部。

　　新四军第一次经过高作时是在严冬，战士们多半在屋檐下、草堆里，枕枪而眠，老百姓看了深深感动并心疼。战士们帮百姓抗旱、排涝、挑水，百姓们给战士纳鞋底，补衣服，当战士是自家的孩子。浓浓的军民鱼水情，让高作人民永生难忘。至今，老一辈的高作人还会唱这样一首叫《新四军》的民歌：

　　人已睡，夜已深，外面阵阵脚步声，不敲门，不抓丁，脚步快，说话轻。

　　老奶奶侧着耳朵听，姑娘、媳妇放宽心，外面来的新四军。

　　快去点盏照明灯，好让亲人大步行。

　　新四军，子弟兵，鱼水相连怎忘情？

　　说到高作的抗日，马玉仁是必定要提的。马玉仁是马家楼人，生前先后任过混成旅旅长、扬州游击统领、淮扬镇守使，江苏陆军第三师师长、淮扬护军使等职。这是一个集匪寇一身的人，前半生在当时的淮安、扬州，留下了太多的骂名，百姓直接把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称为闹马党。他晚年幡然悔悟，在东海围垦植棉，开河泄洪，也做了不少有益于地方的事情。抗战爆发后，他毁家纾难，自费抗日，65岁时战死沙场。1947年3月14日，国民政府追赠马玉仁少将，6月18日复追赠陆军中将衔。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南昌建造百花亭，勒石纪念百名抗日殉国将领，马的名字也在上面。2015年8月25日，民政部公布了第2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马玉仁名列其中。高群村有马玉仁的墓。

 

 

红色热土长北滩

◇ 王学言   王锦湘

 

　　长北滩是一个古老的地方。据稽考，600多年前，明初“洪武赶散”年间，王姓始祖揜石公从苏州阊门迁徙至此，凭借勤劳的双手，在一马平川、荒无人烟的盐碱地，建舍藏身，辟草莱，治水患，兴农耕，从此，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世代昌盛。因地处古盐城长建里（今建阳）之北，故称长北滩，沿袭至今。其时，今高作镇蒋王村、马楼村的西部（原陆沟村）皆为长北滩之地。上世纪人民公社化时期，长北村改称长北大队，1960年为了有利于大集体生产，划分为长北、植西两个大队，2001年两村合并，村名仍为长北村。

　　长北滩中部有一条河，叫条龙河，河水清澈透明，润泽着两岸土地，滋养着长北滩百姓，使这一带年年硕果累累，岁岁丰收。条龙河是一条流淌在乡亲们血脉里的河，是一条荡漾着梦想的河。据《盐城县志》记载，清德宗光绪年间，王氏族祖秀峦公乐善好施，在长北滩老王庄东南，选两河环抱之秀丽风水地段，建文曲祠堂，名曰“祗园庵”，占地30亩。内建主殿一幢曰“大成殿”，供有孔圣佛像，上书“文曲星君”之神位，供学子、游人膜拜。祗园建成花园式样，小桥流水，九曲回廊，一年四季，花开花落。梧桐、银杏、松柏等树，树冠如盖，郁郁葱葱，景色宜人。园里有僧人数名，既做佛事，又兼管花草树木。另有耕地30亩，以资助僧人食宿之用。园内还办起塾馆，供子孙们读书上学。凡进塾馆读书的孩子，先得拜见孔圣人，烧香焚纸、三拜九叩，以求文曲星赐予墨水。久而久之，祗园成了香客们求神拜佛的地方，香火很旺。革命初期，祗园曾一度成为我党地下工作者联络活动的接头地。抗战时期，祗园又成为新四军疗养所，有许多伤病员住此疗养。遗憾的是，驻守湖垛的日本鬼子和汉奸勾结，以窝藏“共匪”为借口，放火烧园，大火烧了两天两夜，一座秀丽的祗园毁于一旦。

　　长北滩是一方英雄的热土。为反抗专制统治和外敌侵略，当地民众曾多次奋起战斗。1941年9月18日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在烽火中诞生，为支持抗日，王氏宗亲主动请出先祖牌位，让出宗祠给抗日民主政府办公，长北滩成了全县政治、军事、文化、经济中心。刘少奇、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此留下足迹，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盐阜军区司令员洪学智等也曾先后到长北滩运筹帷幄，指挥抗敌。那时，长北滩几乎家家都住了新四军。为了打鬼子，父母励子抗日，妻子送夫参军，兄弟同上战场，成为佳话。为掩护新四军战士、县委书记金韬身怀六甲的夫人徐畹珍，王朱氏面对气势汹汹的日伪军，作出了置自身和13岁儿子王学尊生命于不顾的壮举。19岁的王学东冒着生命危险，建立起“铁打”的交通站，穿过日寇层层封锁，伪军的步步阻拦，为新四军传递情报。在解放盐城的战斗中，王曰进不顾重病在身，主动要求参战，视死如归，壮烈牺牲，地方政府组织十里八乡3000多人为他举行公祭。同样，在攻打响水的战斗中，王曰国临危不惧，冲锋陷阵，身负重伤，成了军中有名的独臂英难。1948年11月，波澜壮阔的淮海战役打响了，家乡人民响亮地喊出了“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王满仁以59岁高龄偕同郑一江等六位农民毅然奔赴战场，冒着枪林弹雨，抬担架，救伤员，谱写出一曲荡气回肠的战斗之歌。还有革命烈士王学会、王加洪，抗日英雄王学龙、王观琨等，如群星璀璨，使长北滩上空更加夺目！在漫长的岁月中，从这片土地上涌现出来的杰出人物和发生的传奇故事，留下的红色印记，弥足珍贵，使长北滩的历史显得更加厚重而辉煌。

　　2012年建成的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纪念馆（复建的王氏宗祠），飞檐翘角，巍峨壮观。这座建筑承载着从家族记忆到民族记忆的红色往事，是市、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门左右两厢为展览厅，一幅幅图片，一件件文物，展示了当年中共建阳县委带领全县人民打鬼子和建设根据地的光辉历程，数以万计的海内外客人前来参观学习，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红色小村唐大桥

◇ 王学言   王金厚

 

　　唐大桥位于高作西南，戛粮河东岸，今属卞港村。从建阳向北到长北滩的戛粮河东岸，由于历史上地势低洼，元末“黄泛”后，这里是一片沼泽地。涨潮为荡，落潮为滩。后“洪武赶散”，江南移民到这里开发垦植，这些洼地才有了人气。

　　历史上，戛粮河是射阳湖通向大海的主渠道之一。戛粮河有一条流向洗泥沟的自然河，宽约15米左右，在破岸流向洼地的过程中，在自然力的作用下，形成了一个S形的大湾。在大湾的腹侧（河南）形成了一个较高的几亩大的土滩，清嘉庆初，这里有了人居。他们从高地迁徙而来，其中唐姓五世祖仰泉公从钟庄唐家湾迁来。为拓展耕植，到道光初，仰泉公携儿孙辈在小河折湾向南即村子的东北角架起了一座木桥。在水网如织的水乡，小桥颇多，偏偏这座桥能牵牛过桥，且有栏杆。不知何年何月，本就没有名字的自然村落，南来北往的人给它喊出了一个名字——唐大桥。

　　目前，唐大桥居住32户，常住人口117人，有唐、王、杨、陈、孙、嵇6姓。以务农、养殖、打工为生。

　　1940年秋天，八路军南下的某一部队，突然从戛粮河西来到了唐大桥，他们是晚上到的，夜间就宿在百姓们的户外。全村人感动了，真是早盼晚盼，今天终于盼来了。在老百姓的热情接待、给养下，部队在这里休整了两天。

　　“共产党来了，共产党的部队到了！”“在哪里？”“在唐大桥！”

　　从此，高作西乡，建阳向北，唐大桥家喻户晓。

　　半年后，共产党的民运队来了。方平、王大林、邹屏、常明初等，早早晚晚不断出入于唐大桥。他们隐住在附近的咸家墩，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反扫荡”的活动中心多在唐大桥、长北滩等水网地区。所谓“反扫荡”，一是组织民兵成立区大队、联防队，保家保粮，同时武装游击，偷袭鬼子在湖垛周边的弱势窝点；二是到处打坝，阻断鬼子汽艇下乡；三是藏粮储粮，支援主力部队。在日、伪、玩、匪猖獗的恐怖下，做好“反扫荡”并不容易。但是，只有8姓36户的唐大桥，参军参战的就有30多人，除两户船民，家家都有人参军（包括基干民兵）。并组织民兵模范班，筹集了10多支长枪，有力地配合区大队，参加打游击。家家做军鞋、送公粮，人人争贡献，户户心向党，在抗战“反扫荡”中，这个小村为全区做出了杰出榜样。由于经常受到民运队和西北行署的表扬，唐大桥成了远近闻名的模范村。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唐大桥先后有19人入党，17人参政，11人参军，其中唐光洪、管正昌、姚文成在淮海战役等战场上壮烈牺牲。在地方武装斗争中，还涌现出几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强人，如成华、唐光真等。唐光真15岁参加民兵，16岁当联防大队长。当时，胡甲、洗穆、孤峰三个乡为一联防大队，拥有民兵3个中队，共1000多人，上百支长枪。这位16岁的姑娘，手握盒子枪，身背长枪，带领民兵和敌人周旋。在她的防区内没有发生被敌人烧、杀、抢现象，多次受到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的表彰。

　　2001年8月26日，81岁的王大林回忆当年在唐大桥做民运工作时，感念深切地说，在我一生的革命生涯中，最难忘的就是这个村。在那种险恶环境下，这个村人人心向共产党，对我们民运队比亲人还亲，好多事我致死难忘。例如，好爹爹（指农民唐如好）不知帮了我们多少忙，立了多少功。有一次好爹爹挑个羊油担子，去河西东沟益林一带收羊油，看到了十几个鬼子向河东走来，当时，我们的人还不知道，好爹爹心细，连忙跑过来，使我们的人走地下道脱险了。还有一次，通知好爹爹接受新情报任务时，他正好遇到汉奸带路捉人，好爹爹急忙送信给我们，使我们的人安全脱险。还有一次，在东沟东边，鬼子偷袭，好爹爹就和几个要饭的在一起捉虱子，看到敌人向南边走，好爹爹从北边小道送信给我们，使敌人的偷袭扑了空。像这些事，多得很，真是刻骨铭心，无法忘怀。

　　唐大桥盛名不衰的又一个原因是，这里的老百姓拥护共产党紧跟共产党一刻也不停步。建国后，陆仙芝带头先搞合作化，王克廉教子读书励志报国等都广传乡里。海军中将王兆海也是唐大桥人，1970年高作中学高中部毕业后，光荣入伍，在部队读完大学，经过20多年的军营努力，业绩辉煌，多次受到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接见和国家表彰。2004年，王兆海以解放军艺术团团长身份，带领解放军艺术团一行400多人赴香港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7周年演出。特别是他主导策划拍摄的红色系列文献电视片，如《建党大业》、《解放》等更是形象地展现了我们党的光荣历史。这位从农家院走出的将军，又为红色小村唐大桥在新时期内增添了光荣和骄傲。

 

 

 

红色堡垒咸家墩

◇ 王金厚   王学言

 

1

　　咸家墩位于高作西南，斜港河东，今属卞港村。

　　斜港河是戛粮河分流的一条自然河，沿河西岸地势低洼，即今也在海拔0.8米左右。清嘉庆前，这里是荒草丛生的水滩湿地，潮涨潮落，多为无主滩涂。道光年间，这里有了人气。他们从高地迁徙而来，为开垦种植，先择地扛土，筑起一个土墩子，在墩子上建舍安家，以防水患。于是，姜墩等这些以墩为名的小村舍就出现在斜港河边。他们在墩子的周围买地或圈地，在耕植地的周围又筑圩挡水，所以，又有了姜圩、上圩、下圩等以圩为名的地名。

　   在这批先后而来的移民中，有两位咸氏弟兄从建阳南高地迁来斜港河东，分别建起了土墩子，东边的较为高大，人称咸家墩。西边的靠近斜港河，人称咸墩下圩，两墩之间约200米。

　　东边的咸家墩，东临小内河，墩后墩西为取土扛墩的小沟，宽约5米。墩子东西长十余丈，前后4丈多。在小沟环抱下，人称金钩钓月之地。

　　民国二十年大水灾以后，咸氏两墩之间，斜港河上下两岸全是一片茫茫芦荡和水田，很是贫困、闭塞。

2

　　1938年5月29日，日寇“扫荡”永兴镇，惨无人性的“三光”，震惊了斜港河上下的村民。面对日伪猖獗，土匪横行，百姓们如在水深火热之中。

　　1940年10月初，八路军南下的某部队穿过斜港河，走过咸家墩后的小桥，他们高举抗日的军旗，向老百姓宣传抗日。咸家墩有几条汉子振奋了。

　　一个月后，麦子刚刚种完，有两位八路军骑马来到咸家墩前面的冯舍，家住冯舍的杨幼樵礼仪后，赠那军人一幅国画。画面上是一位老农在奋力耕耘，田野上麦苗茵茵，远景是村舍点点。左上角题诗：“野无旷土利民生，十月飞霜未罢耕。植得麦苗千万顷，国家实力在农村”。

　　那马背上的军人就是八路军将领黄克诚。

　　咸家墩的咸文和时年32岁，在家门前的冯舍读过私塾，和杨幼樵很有往来。八路军的走过，将领的来访，他激动了，看到了光明。当年寒天，他和21岁的侄男咸德森等筹集了大刀、棍棒、土枪，在斜港河东组织了一个自卫队，自卫队一共是三十几条汉子，他们公开防御和对抗土匪孙华堂，心中期盼的是共产党八路军。在那种情况下，几十条汉子能拿起刀棒、土枪和土匪斗争、自卫，确实不是一件易事。

　　几个月后，1941年初夏，小满时分，沤田刚刚栽秧，咸家墩来了一位穿旗袍的姑娘，她住到了咸文和家。随后又来了十多位青年男女，他们大部分住在咸家墩，还有几位姑娘先住在陈少山家，后搬到王恒友、王祥生家。这些人白天看不到，晚上却走村串户，和咸文和的自卫队早早晚晚常在一起。

　　这些人叫民运队。

3

　　1941年5月中旬，新四军和盐城西北行署党委为保存民运工作实力，将进驻十四区的民运工作队分成两线，一线是就地组织群众公开斗争；一线转入地下，深入敌后开展抗日运动。转入敌后的民运队共十余人，队长是王大林，于5月下旬到咸家墩，在上级安排下，先到实地侦察的是戴坚（为掩护身份特意穿了旗袍）和刘大谟。随后，王大林、方平、吴林英、常明初、萧萍、金华彬、邹屏、秦加林等陆续前来。西北行署领导人冯国柱、刘阳生不时也住到了咸家墩。

　　据当年来此的方平回忆：当时上级选择咸家墩为地下驻地对外是绝密的。因为潮河西是敌占区，西南荡区有国民党杂牌571旅，东北有孙华堂等土匪猖獗，唯咸家墩上下十余里比较偏静，沤田水网，道路不通，鬼子难进。咸家墩还有一个咸文和为首的自卫队，是党组织寻找和依靠的对象。还有，六区参议会会长杨幼樵家住咸墩前，此人心向共产党，在盐城西乡很有威望，新四军将领黄克诚、陈毅、张爱萍在湖垛沦陷前，和杨幼樵多有接触，盐阜区党委宣传部长曹荻秋到咸墩后，和杨幼樵也常来常往。为了民运队的安全，杨幼樵曾捐助十多支长枪以壮大咸文和的自卫队。咸家墩除了地形好，周边环境也较稳定，南有王洪章、北有田宗邦，他们都是神枪手，他们的民兵连武装实力强、素质高，鬼子害怕。这些环境优势，可能也是上级选择咸家墩为地下据点的原因之一。

　　方平回忆：民运队到咸墩后，先是分片负责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保家抗日，我和王大林多在西片唐大桥上下；秦加林、金华彬负责北片长北滩上下；邹屏、常明初多在建阳上下等。刚两个月，我们刚发展咸文和等第一批共产党员，日伪侵占建阳、湖垛，一路烧、杀、抢。西北行署党委和民运队立即在地下开展“反扫荡”。组织民兵武装游击；到处打坝阻断鬼子气艇下乡；藏粮储粮支援主力。

　　就在这“反扫荡”取得胜利、民心振奋、众望所归的时候，盐阜区党委决定撤销盐城西北行署，成立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9月18日那天早上，邹屏、王大林、树海等是步行去季墩的，咸文和的联防大队随行，此时，联防大队已有民兵500人左右，近百支长枪。我们几个女同志是民兵中队长许友诚和咸德厚、王永生撑船送我们过去的。

　　大会选择季陆墩是临时决定的，因为前一天在周家舍遭遇敌人，发生枪战，恐预订计划泄密，就改在就近地召开。

　　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士气大涨。县委书记冯国柱虽出入不定，但大部分时间住咸文学家，曹部长来时住王永生家，后来的金韬住咸国兴家，树海住咸德银家。县政府下设民政科、保安科、司法科、财经科和税务局、通讯站等。保安科住咸文学家，民政科、通讯站先在咸文海家，后移王祥生家。司法科住咸国兴家，财经科长项南及税务局多和县大队随行。

　　咸国兴回忆：1941年8月半前后，民运队干部住咸家墩出入无常，当年腊月起，金韬常住我家，他是个大个子，随身有个卫身棍，不能拽，脱壳后里面是双刃刺刀。金政委有4个警卫员，都和他住一起，住在我家小敞（通向主屋的穿道屋里），不是天天住，来来去去不定时。在我家里先后审过顾一某、王再某、薛善某等案件，陪审人有杨幼樵、徐安鹏、陈曙东等开明人士。

　　方平说，那时科长在哪家，哪家就是那个科。一切都是内线，开会也是开小会，开短会，从不开大会，更不开长会。鬼子投降前，从不把外人带到咸家墩谈话或开会。没有固定会址，都是临时选择可靠地点。为了安全，我们的住地从不告诉别人，别人也不问，这是战争年代的纪律。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哪里？一般人都知道在“建阳北乡”“高作西乡”，但究意在哪里，领导人在哪里，一般人既不知道，也不要打听，回报是单线，找你工作也是单线。鬼子投降后，主力转移。支前、土改是地方工作两大任务，高作区支前物资筹集，全县土改工作试点也是在洗穆乡完成的，1947年土改复查，曹荻秋在咸家墩、赵墩、路墩一住就是成月。尽管1946年以后，县政府主要领导和机关逐步迁到湖垛，但我们全家是在1948年秋后，王大林任县委书记时，才搬到湖垛。县委、县政府各科局挂牌办公是在淮海战役告捷以后。

4

　　抗战时期，咸家墩不仅是藏龙卧虎，根据地里的根据地之一，还是一个拥护革命投身革命积极参军参战参政的模范村。咸文和的大哥咸文学（盲人）有4个男孩，在大儿子咸德森的带头下，只留老二种田养家，老三咸德锋和老四咸德才都相继入伍。咸文和二哥咸文海有4个女儿，先后有3个女儿投身革命。二女咸德华15岁跟随方平参加民运联防，16岁参加打游击。咸文和的大女儿咸奇16岁参加民兵，18岁参加新四军三师七旅。参政在区乡工作的还有咸德余、咸德厚等多人。到解放战争和建国后，咸家墩走出的男男女女几乎都投身革命，如咸文和的儿子咸德尧、咸德基、咸德奎等都先后参政参军。还有咸国柱、咸国庆、咸阳等都是出色的好干部好党员。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咸家墩所在的东北村在革命战场上壮烈牺牲的烈士有王万生等4人，战场上负伤定二等乙级以上的残废军人有王俊生等6人，留在部队或转业到上海等地工作的科处级干部，仅小小咸家墩就有咸德锋等8人。

 

 

沧海桑田话马楼

◇ 王学言   王金厚

 

　　马楼，亦称马家楼。位于高作创业河北二里，东距西塘河一里多，今属马楼村五组。

　　高作前后，塘河两岸，西到戛粮河，由于地势低洼，历史上曾是一片沼泽地。“洪武赶散”后，这里有了人气。长北滩、季墩、陈圩等以“滩”、“圩”、“墩”为地名的村舍，印证了这里的地貌史。在这几十里方圆的洼地上，有一块近500亩的平坦高地，高出周边田地近一米。在高地的中央，又有两块各5亩左右的高墩子，西边的较为高大，高出高地近2米。民国二十年大水灾，这两个高墩子却安然无恙。

　　西边的大高墩子叫马楼。

　　仅仅一个几亩大的高墩子，何以叫马楼？传说多多。

　　一说西汉时这里盐产丰富，刘沏采纳桑弘羊的《盐铁论》，盐业官营，官府在这里筑了望海楼，以观察天气、海潮和防犯海盗及盐产走私之用。其周边几百亩高地是官府的屯兵地，养马场。因马多楼高，故称马楼。

　　也有传说，隋唐时，高丽、倭奴国拜盖苏文为帅，侵犯我沿海，掠夺骚扰不断。唐王李世民亲征，拜薛仁贵为帅，率大军10万，战船3000只，屯兵古射阳湖（今钟庄、高作、建阳一带）连绵几十里，战船列阵西塘河。河西500米为元帅帐（今薛家滩），帐后300米为中军帐（今马楼）。马楼、薛家滩周边几百亩高地为李世民、薛仁贵所筑。高地北侧的界沟河是当年的取土沟，也是军营的壕沟。因中军帐木楼高耸，旌旗高悬，兵强马壮，后人称此地为马楼，而屯粮、养马的军备地则称马场（今建阳马厂）。

　　还有一说，高地、高墩的历史源远流长，但称“马楼”则是“洪武赶散”后，有叫国能、国瑞的两位马氏先人，他们迁到高地以后，居住于高墩子上，后枝繁叶茂，渐发展为东、西、南、北四门一宗的马姓大家族，并在墩子上建了马氏宗祠，因祠楼高大，远近人皆称此地为“马楼”。

　　马楼一名莫衷一是。但马楼地高奇特确是事实。建国后，马楼旧址上先后建起了马楼小学，马楼中学。读书人每每回忆母校，都觉得这块奇特的高地上，定存有待揭开的文化蕴藏。

　　马楼村小名大，在近代史上，在抗战时期的地方版图上，标有马楼的地名。

　　马楼是抗战老区的根据地之一，走出一大批抗战英雄，最著名的当数抗日名将马玉仁。

　　据《塘河流韵》记载，马玉仁，马楼南门分支马墩人，1875年生，其父马京元无田无业，靠打短工、杂活谋生。母董氏给人家缝补浆洗糊口。马玉仁有姐弟8人，每逢春寒不济时，常随父母乞讨流浪于朦胧街头。13岁丧父，生活所迫，跟人贩卖私盐营生。后投军，军阀混战时，曾在冯玉祥部下任军长。冯败于蒋，马潜回家乡。抗战爆发后，马玉仁想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遂请缨抗日。蒋介石任命马玉仁为“苏北沿海第一路抗日游击司令”。马招集抗日民众2000余人。军费不足，他自费养兵。在射阳沿海多次痛击日寇。马在日、伪、顽三股势力夹击下，孤军抗战，十分艰难。其参谋金新吾劝其投敌，马怒不可遏，当晚将其投水淹死。他告诫部下要抗战到底，不当汉奸，不做亡国奴。其侄儿马益华多次掳掠民财，为严军纪，马玉仁公开枪毙，大义灭亲，军容大振。1940年1月3日，在射阳三合尖，马玉仁与前来扫荡的日寇作战，因寡不敌众，在指挥战斗中连中两弹，壮烈殉国，终年65岁。后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衔，碑刻于南昌。1986年，中共中央军委把马玉仁的事迹收入《国民党抗战殉国将领》一书。2015年，马玉仁被民政部追认为烈士。马玉仁牺牲后，棺葬于马楼东南的西塘河边，并建有享堂。余部由副司令计雨亭率领，参加了新四军，继续抗日。

　　抗战时期，建国前后，马楼村英才辈出。他们拥护共产党，紧跟共产党，积极投身抗日、解放和建设祖国的第一线。这些时代骄子和马玉仁一样，又为古老马楼续写了新的历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