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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论古今风俗异同（陈玉树《盐城县志》；标点翻译：唐张新）
呜呼，古今风俗移易之故，气运、人事二者兼之，或阅数百年而大变，或阅百数十年而不同，其历千百年不改者无有也。
考新旧唐书载，大历中李承为淮南道黜陟使，奏置常丰堰于楚州，以御海潮溉屯田瘠卤，收当十倍它岁，观于此，知当时盐民尚以耕获为重。至乐史生于宋初，则云县人以鱼盐为业，略不耕种，盖由唐至宋而俗一变矣。然其时利擅巨海，能致富饶，牢盆之利未闻尽为客民所敓（夺），至康熙《府志》则云：“民惮远涉，百物取给于外商，即有兴贩者，自稻秫麦菽园蔬水鲜之外，无闻焉。若盐鹾之利则皆为晋徽有力者负之而趋，盖由有宋至国初而俗又一变矣。又《明史·河渠志》载崇正间黄淮奔注，兴盐为壑，少壮转徙江仪通泰间。孙渠（榘）《被缨集》则谓盐邑流民多逃往山阳，皆无渡江而南之说，盖路近而邦族易复，途远则乡闾难归，其时犹有安土重迁之思。今则每遇水旱穷佃隐民竞弃田庐，携妇孺过江乞食，络绎于途。江南经寇乱，田畴榛芜，招徕恳（垦）治，去者或留而不归，而本境之田益荒。如光绪府志所言有大可慨者。盖由明季至今日而俗又一变矣，此皆阅数百年而大变者也。又杨志云：“正统间成侍郎均宦，成归里不舆不盖，而康熙《府志》引天启《府志》云：‘童稚辄乘肩舆，行不让长。’靡靡颓风渐不可挽。”又云：“宏正间，民尚殷庶，敦庞俭质，有从先进之风；嘉隆以来，凋瘵日甚，俗渐浇漓，儇黠者复从而鼓煽之，郡邑之间寖以多故，词讼侜张，此倡彼和，月异岁舛， 嚣凌已极，此阅百数十年而不同也。
其最可异者，程志成于乾隆辛卯，云“酒醪纂组，稍事华侈”，府志修于乾隆戊辰，则云“酒浆纂组，踵事增华”；程志云“丧事，细民用浮屠，士夫或不染其俗”，乾隆府志云“延浮屠作佛事，名曰追荐”，则统士民言之；程志云“婚礼必亲迎”，府志则云“壻不亲迎，倩人代往”。六七年间而风俗奢纵有加，此宜归咎于人事，而气运不为之任过者也。
往者无论矣，统论今之风俗有较善于昔者，有较甚于昔者。康熙府志言，居亢不知凿灌之利，近涝不解排障之方，今则瓯窭咸浚沟渎，汙邪久筑堤防，兼捞取河泥粪田，田益沃而河益深。耆老言，此五十年前所未有。又程志言，惑于风水，殡不轻发，发殡之家，弔客骈拥，一日之内，坐食者几百人，供应颇烦，物力不继，故营葬亦难，有淹至十年不葬者，近人虽亦惑于堪舆家言，讲求风水，而守礼之家，或遵古人三月之制，未闻有淹葬至十年者。又程志云，庆寿多造门投刺，不尽登堂，今则以不登堂为大不敬，而投刺者稀。此为善于昔矣。唯士女竞华饰，被服丽都，婚嫁殡葬，岁时伏腊，多浮费醻醼，务求相胜，中人之家亦习为豪举，珍错罗山海，庖人择技精，城倡乡随，前呼后讦，稍不如是，则相率訾议，其陋较乾隆府志所谓“踵事增华”者抑又甚焉。四乡蚩氓，负气好争，一岁之中入城数四，识一豪猾胥役即夸述于人，以为荣幸。缘毫末之衅而酝邱由之争，以斗讼破其家者比比皆是，较之程志所谓“睚眦逞忿”者，抑又甚焉。夫民生在勤，耕织并重，盐邑则男勤女窳，不任纺绩，寸缣尺布皆购于市，即缝纫所资亦必至临用时始捻棉为线，以手而不以器，准其所用而止。弗勤则匮，冻馁随之，乃或不能自持，沦于污贱，较之康熙府志所谓“女不蚕织，俯仰无资”者，抑又甚焉，此皆人事之失，非关气运之衰。
示以俭而祛其奢，率以让而化其争，导以勤而砭其惰，凡士君子生长是土，皆与有责焉。康熙府志云“由数乡绅谦谨之倡而俗渐醇古”，今读书谈道之士不少于古，讵不足为民倡乎？然杨志云：“盐民轻生乐斗，一言不相能，辄自经死。”杨令禁抑之，民间始无经死者。又崇祯间，教谕郝忠烈公教士以忠孝大义，逮鼎革之际，盐邑诸生多起兵殉难，此则官是土者之转移风俗，捷于绅士之明征矣。
白话文译文：
唉，说起古今风俗的变化缘故，应该是自然规律与人力所为两者兼而有之，有的经历数百年而发生重大变化，有的经历百十来年而有所不同，至于说经历千百年而并无变化的情况那是没有的。
考《新唐书》、《旧唐书》的记载，大历年间李承任淮南道黜陟使，上书皇帝请在楚州筑置常丰堰，用以防止海潮倒灌屯田和卤池，这样收成可十倍于前。据此看，可知当时盐城还以耕种屯田为主要收入来源。到了《太平寰宇记》的作者乐史，他出生于宋初，在书中则记盐城一带的人以捕鱼、晒盐为生，基本上不耕种庄稼，这可以说是从唐到宋而风俗发生一次重大变化了。不过宋时盐城之民从大海中获利，能实现富足的生活，晒盐获利，并未听说全部被外地客商占取，而到了康熙时期所出的《淮安府志》上则记称：“百姓不愿外出，各种用物都从外籍客商那里购买，即使有些搞买卖的，除了贩运些稻米、高粱、麦子、豆子以及蔬菜、水产之外，再没有其他东西了。至于象盐业巨利，则全被山西、安徽等地有实力的客商占取了，这可以说是从宋朝至清初风俗发生的又一次重大变化了。还有《明史·河渠志》记载，崇祯年间，黄河、淮河泛滥成灾，兴化、盐城一带尽成沟壑，青壮年迁徙至江都、仪征、南通、泰州一带谋生。明末孙榘《被缨集》也记称盐城一带的灾民大多逃往淮安，都没有渡江逃往江南的记载，大概是因为江仪通泰及山阳一带道路较近而宗族易于恢复，道路一再远则家乡难归，可见当时还有“安土重迁”的想法。如今，每遇水旱灾害，穷困佃户、隐居乡间之民，马上就抛弃田地房屋，带着妻子孩儿渡江谋生，络绎于途。江南一带经过长期战乱，田野荒芜，到处招请劳力垦荒，到了那里有的就留下来不再回到家乡，而盐城一带的土地也就更加荒芜了。有如光绪年间所出的《淮安府志》所说的那样令人感慨万端了。这可以说是从明末到今日而风俗再一次发生的重大变化了。以上这些都是经历数百年而发生的重大变化。
杨瑞云主修的《盐城县志》记载说：“明英宗正统年间侍郎成均宦回盐城故里，不乘车辆不备伞盖。而康熙《淮安府志》引明天启年间所修《淮安府志》则记云：‘儿童少年都乘坐肩轿，行路不让长辈。’荒靡颓败的风气渐浓，无法挽回了。”又记道：“明弘治、正德年间，百姓以致富为荣，虽然家境富足却节俭朴素，有追求高尚的风气；而嘉靖、隆庆以后，世风衰败颓废，日渐浮躁浅薄，那些轻薄狡猾之徒又从而鼓动助长这种风气，郡县之间逐渐是非增多，诉讼之词充满欺诳之词，相互助长，风气更是每年每年都在变坏，轻浮之风、越轨之事已经无以复加。这是经历百十来年面风俗就有变化的情况啊。
这里最令人惊异的还有，程国栋主修的《盐城县志》成书于乾隆辛卯年（乾隆36年），记云“酒宴服饰，稍稍有些华丽奢侈”，而《淮安府志》修于乾隆戊辰年（乾隆13年），则记云“酒宴服饰，争相追逐丰盛华丽”；程志记云“办理丧事时，普通百姓延请和尚，士大夫阶层有的并不沾染此恶俗”，乾隆府志上记云“延请和尚做佛事，称作追荐”，则是统概士大夫与普通百姓而言的；程志记“举办婚礼，新郎一定亲自迎娶新娘”，府志则记云“婚俗新郎不亲去岳父家迎娶，而是请他人代往迎亲”。六七年之间而风俗奢侈、放纵倍加厉害，这些应该归罪于人力的作为，而自然规律不能为之承担责任。
过去的事情不必去论述了，概括地评价今之风俗的话，有比往日好的，也有比往日变得更坏的。康熙《淮安府志》上记说，当时的人们住在高处的不知道开凿河道的功利，住处近于易涝区域的又不明白排水筑堤的办法，如今高地再狭小也都知道疏浚沟渠，低洼之处即使是下等田地也会早早筑好堤防，同时还罱取河中淤泥用来肥田，田越来越肥沃而河道也越来越深。老年人说，这是50年前所没有的事情。程志上记称，时人为风水这说所困惑，亲人去世不能随便发丧安葬，而一旦到了发丧之日，其家前来吊丧的宾客络绎不绝，一天之内，无事而吃饭的可达数百人，保证供应本身就很烦杂，而财力也无法保证，所以安葬一事甚为困难，以至有亲人去世后淹留至10年而不能安葬的事情。今日之人虽说仍然受惑于风水先生的鬼话，讲究风水，但遵守古礼的人家，有的还是遵从古人三月之内安葬的规制，没有听说过有淹留至10年才安葬的事。还有程志上记云，当时贺寿的人大多是到门口道声祝贺，并不进到正屋叙谈，如今则以不进正屋为最大的不敬重，因而仅在门口道贺的情况很少了。这些都是比往昔好的地方。只是士人、妇女争着比着华美的服饰，衣服华丽繁多，而婚嫁丧葬，逢年过年，大多在应酬与宴请上作不必要的开支，务求胜过别的人家，中等人家也习惯于大肆挥霍，菜肴则罗列山珍海味，厨师则选择技艺高超之人，城里倡导乡下随行，前呼后应，只要有人不这样做，大家都会对他加以指责批评，此俗之鄙陋比乾隆《淮安府志》中所说的“踵事增华”的情况还要厉害得多。四乡的百姓，赌气任性，争强好胜，一年之内多次进城，一旦结识一两个奸猾胥吏就在乡邻面前夸耀，自以为荣幸。因为细小矛盾而酿成涉及乡里的纷争，以至因为争斗诉讼而导致败家的情况比比皆是，较之于程志所说的“睚眦逞忿”的情况，那又要厉害得多了。百姓谋生在于勤劳，男耕女织应该并重，盐城一带则是男子勤劳而妇女懒惰，不愿从事纺织，寸纱尺布都从集市上购买，即使缝纫所需，也一定要到临用时才用棉花捻线，仅靠手捻而不用工具，够此次使用就不捻了。不勤劳则所用匮乏，受冻挨饿的日子也就随之而来，有的甚至不能自己把握，陷身于污贱行业，较之于康熙府志所云“妇女不养蚕纺织，没有一点钱财”的情况，又要厉害得多了。这些都是人们努力上的失误，与国家所气运衰败与否无关。
树立节俭的示范而去除奢侈，树立谦让的榜样而化解争斗，劝导勤劳而批评懒惰，只要是生活在这里的士君子们，都有这样的责任啊。康熙府志说：“经由数位乡中绅士倡导谦和与谨慎，风俗逐渐淳厚古朴。”如今读书论道之士不比往昔少，难道就不足以为百姓倡导吗？然而杨志记云：“盐城百姓轻视性命而喜欢争斗，一句话不相和睦，就上吊而死。”县令杨瑞云严令禁止后，民间此风才停止。还有明末崇祯年间，县教谕郝忠烈公教育士人当明忠君孝父之大义，到了明清交替之际，盐城生员中有许多起兵勤王，为国捐躯。这些都是一地为官者改变风俗，要比绅士的作用还要快捷的明证啊。
简注：以御海潮溉屯田瘠卤收当十倍它岁，此句以意断之。其最可异者，此段据其意当为程志先出，府志后出，但据其所云则乾隆戊辰时在辛卯之后。邱由之争，此句疑为丘里之争所误，遂以意释之。所释或误，录此以就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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