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蛳经

父爱如山

韦大先生

人血馒头

故土之恋

难忘启蒙师

长长的流水

依依淮剧情

通榆河纪事碑文

螺蛳经

常言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过，我家的这本经倒是个例外，这就是——螺蛳经。

螺在水族中是个大家族，名目繁多，而螺蛳是淡水螺的通称，其中包括田螺，一般较小，但个别的也有大如鸡卵者。不才生于苏州，其后又在建湖水乡及上海生活过几十年，螺蛳乃常见之物，价格便宜，故常在寒舍的饭桌上出现。犹忆儿时，夏天爱至河中、水沟内摸螺螺——此土话也，也就是摸螺蛳——冬天农夫积肥，把河底的淤泥霸到岸上，不用半天，淤泥上便爬满了螺蛳，我和小伙伴们便嬉笑着将螺蛳拾回家，养在放淘米水的盆中，让它爬来爬去，慢慢地吐尽泥沙。食法大体是三种：红烧、做汤或煮熟后拌上细盐、糖霜，味皆鲜美；上海黄河路口的一家食店，每年春季，用青浦的大田螺，剥掉螺盖，塞进肉米红烧，更是清香醇厚。至今每一思此，不禁食指频动。

先民们早在渔猎时代，就视螺蛳为美食，不过当时生活水平低劣，食法自然极简单。随着文明的蒸蒸日上，烹调螺蛳的手艺越来越高明，终于使螺蛳成为珍馐百味中别具一格的佳肴。明初的大画家倪云林，喜食田螺，食法是先将螺洗净，泡在砂糖水中，然后再洗净，“以花椒葱酒再淹鸡汁中爨”。如此讲究，其味之鲜可想而知。清代的南京，更风行吃螺蛳，据时人甘熙的《白下琐言》记载：“青螺蛳肉为羹，味甚鲜美。皇甫巷旧有卖糖醋田螺者，称为绝品。”但是，像任何一种食品一样，不同文化层、不同生活圈的人,对螺蛳的看法往往迥异。宋代学者周密的《癸辛杂识》曾载：“丞相番阳马公廷鸾……家素贫，少年应南宫试，止草履襆被。一日，道间馁甚，就村居买螺蛳羹，泡蒲囊中冷饭食之。”这本来是肉食者马廷鸾老先生未发迹时的一段佳话，但不料某些自命高雅者，竟将螺蛳羹视为劣等食物之尤，久而久之，便形成流传至今的民间之语“螺蛳羹饭”,其涵义，清代学者翟灏的《通俗编·直语补证》解释得最为贴切：“猥鄙之食也。俗以人琐屑觅取财物，曰寻螺蛳羹饭吃。”真是贬到家了！这是当年的马廷鸾做梦也不会想到的。

显然是螺蛳与南方水乡人民生活非常密切的缘故，在浙江一带，螺蛳是俗文学中的重要角色。至今民间还流传着螺蛳精——一位勤劳、朴实、善良、美丽的农家少女化身——的种种故事，如：很多人家的切菜刀，忽然都锋利锃亮，大家心里明白，这都是助人为乐的螺蛳姑娘磨的。佛家的信徒们，非常同情螺蛳被食者挖肉剁屁股的惨痛遭遇，劝人勿食，买回放生，以期有朝一日，能在佛爷身边终成正果，拈花微笑。在这种阿弥陀佛思想的影响下，便出现了叫“螺蛳经”的儿歌，到处传唱：“螺蛳经，念把众人听，日里沿河走，夜里宿沙村。撞着村里人，缚手缚脚捉我们。九十九个亲生子，连娘一百落汤锅。捉我肉，把针戮；捉我壳，丢在壁角落，鸡爬爬，响角碌；玉皇大帝眼泪纷纷落！”（郑旭旦《天籁集》）读了这首生动的儿歌，你会情不自禁地觉得螺蛳真是太可怜了！

但人类也有非常可怜的时候，可怜到人比螺蛳瘦，甚至横遭涂炭，命归黄泉。这在童谣中也有反映。遥忆40年前，我还在乡间的三家村上小学，每当春风吹绿了杨柳，我们便在放学后，到田间挖野菜喂猪。等篮中快要装满野菜之际，小伙伴们便随手捡起一点螺蛳壳，埋在小土堆中，然后一边唱“编罢编罢螺螺，螺螺吃了回头草，带住江南往北跑”，一边让一位早已被令背过身去的小朋友，再掉过身来，猜螺蛳壳埋在两三处小土堆中的哪一堆，如猜中，则奖给一篮野菜，未猜中，则要拿出自己的篮中野菜。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则童谣是什么涵义，后来问老年人，才知道这是江南人往江北逃难的；待长大，读了一些盐城的家谱，才知道明初有不少苏州人被政府武装押送到苏北盐城一带开荒，这首童谣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流传的，反映了人们对故土江南的眷恋，被强迫背井离乡的痛苦。我的一位老乡陈衡志先生不久前还专门写了《淮东旧闻新录》，谈“洪武赶散”，考释这则童谣的来龙去脉。其实历代战乱，人民转徙沟壑，在大江南北逃来逃去，其惨痛，如早在五代时就流行的俗语“离乱人不及太平犬”，真可谓一语道尽了。

父爱如山

先父逝世已经40年，他去世时，我正当壮年，而今我已是风烛残年的望八之人了。老父的慈颜，几乎天天在我脑海里重现，虽然他总是沉默无语，但他是我无声的榜样：诚实，厚道，勤劳一生。

父亲少时家中生活贫困，无钱读私塾，13岁便离家到一户富农家里当小长工，养牛、耕地，小小年纪，终日辛劳。为了生计，父亲又逃荒到苏州，不识字只能当苦力，赶过毛驴，抬过轿子，当过门房，最后以拉黄包车谋生。十多年间，年年月月，多少个晨昏月夕，雨雪交加，父亲迈着沉重的步履，拉着黄包车穿行在苏州的大街小巷。苏州号称东方威尼斯，河水纵横，古老的拱形石桥密如蛛网。父亲拉着客人，不断上桥、下桥，上桥时，偶有善良的客人跳下车，走过桥，再坐上车，但大部分客人不会这么做。父亲每天都是大汗淋漓，而冬天，汗水很快被冷风吹得冰凉，身上很不好受。父亲只有一米六高，沉重的生活重担，压得他的背有点驼。1937年夏天，日寇占领苏州后，他逃到苏州乡下，藏在麦田，一阵邪风吹过，不知什么原因，一只眼睛几近失明。这年秋天，父母商量后决定，母亲带着襁褓中的我和大哥、二哥、姐姐一起逃往江北老家，投奔外祖母，父亲则继续留在苏州拉黄包车，苦度光阴。

我再次见到父亲已是1943年夏天，我已7岁。父亲回家探亲，途中被和平军抄走随身带的6块大洋，其中5块大洋还是邻居王小毛托他带回的。父亲后来拿了5块大洋交给王小毛的母亲，只字未提被和平军抢劫的事。父亲对母亲说，受人之托，就要承担责任，负责到底。父亲的忠厚、仗义，可见一斑。父亲给我们带了几斤山西红枣，语重心长地对我与二兄春才说：“小二子、小三子，我是睁眼瞎，一字不识，你们两个要好好读书，将来才会有出息！”1946年土地改革后，家中分到16亩稻麦两季的良田，父亲才从苏州回家务农。父亲特地买了几支钢笔，托船工藏在筒子里，送大哥、二哥和我一人一支，我高兴极了。父亲还带了不少美军二战后的剩余物资牛肉罐头，他舍不得吃，都给我们吃。

我儿时顽皮，不注意卫生，夏天下河游泳，抓鱼摸蟹，生吃草虾，经常肚子痛。13岁那年大伏天，我从河里上岸不久，肚子就剧烈疼痛，满头大汗，呻吟不止。父亲见了，立刻背起已一米六八的我走了三里地，到镇里医院就诊。一路上，有几个路人都说：“老爹爹，你儿子这么大了，你还背他，怎么这样惯他啊！”父亲一声不吭，只顾赶路，当中也未停下休息。经医生检查，我得了急性肠胃炎，当场服了药，还扎了针灸，不到一小时，我就不疼了。回家时，他默默地跟在我身后，没有半句怨言。

我努力读书，深感不能辜负父母。我和二哥一起考上初中后，父亲用小船运了二石小麦，到高作镇上卖了，给我俩筹足学费。我上高中，考复旦大学，读研究班，父亲都全力支持。他跟外村老汉割牛草时聊天，那位老爷子说，听说有个王春瑜，7岁时在高作区全区村民大会上，代表抗日儿童团演讲打鬼子的重要性，头头是道，真不简单！父亲笑着说：“他是我三儿子。现在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那位老爷子说：“您真是好福。”1956年夏天，放暑假时我回乡探望父母，父亲特地将外村老爷子的话告诉我，他笑眯眯的，内心满是喜悦。

“文革”期间，四凶横行，人妖颠倒。我因参加了1967年1月28日复旦大学“炮打张春桥”的活动（简称“1·28事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父亲赶到上海，给我背了一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是家乡高作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协会主席，工宣队不好说他什么。1970年春，我的妻子，一位年轻的红外线专家被迫害致死。父亲又安慰我：“她是好媳妇，就这么没了，可怜哪。你将来的帽子一定会摘掉的，会再团起一个家的！”父亲的鼓励对我是莫大的安慰，支撑我度过漫漫长夜。遗憾的是，他没有等到我平反，就于1975年2月不幸辞世，虽然享年83岁，称得上是高寿，但对我来说，没能在平反后好好孝敬他老人家，实在是抱憾终生。如有来世，我一定好好报答他，愿老父亲在天之灵安息。

韦大先生

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但人民的绝大多数，从来都是默默无闻的。韦景尧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韦先生生于1895年，读过私塾，启蒙老师是淮安的一位老秀才。他也曾教过私塾，因此村民都呼为韦大先生，其夫人也就成了韦大师娘。他俩无子女。韦大师娘不识字，但主政，她对韦先生的读古书、作古诗，说话动辄引经据典，诗云子曰，十分反感，竟以“大痴子”称之，韦先生无可奈何，真乃隔膜之悲哀也。

我第一次见到韦先生，是在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的一次乡民大会上。韦先生上台演讲，说：“我家有一条牛，准备卖了，买枪打鬼子！”这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家搬至大卜舍后，与韦先生家仅一河之隔，他常来我家，与家父、家兄或寒暄，或闲聊。韦大师娘，人甚畏之，我也不例外，故并未到其家玩耍。1948年夏天，韦大师娘有病，执意要童子（迷信职业者）来她家驱邪，而在童子作法事过程中，需要两位少年手抱雄鸡，跟在童子身后，韦先生特来邀我与小伙伴孙宝堂（现任高作中学教师）去充当抱鸡使者。我们受宠若惊，欣然前往，事毕，韦大师娘赏给我们一块高作街上买的大饼。

自我读高中后，与韦大先生来往渐多，因我爱好文史，与他的共同语言日渐多了起来。我曾向他学作古诗，但终究因不愿戴格律的枷锁，半途而废。1960年夏，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读研究生，遂返乡探亲。韦先生闻讯，来我家，邀我去吃饭。这时，天灾、人祸已经横行，父母的口粮是每天四两大麦。因此，我以及双亲都一再婉言谢绝，但终究拗不过韦先生的坚请，我只好从命。桌上摆着两碗大麦片饭，一碗咸肉，一盘炒韭菜，一碗蛏干汤。韦大师娘不上桌，却一再要我多吃菜，韦先生则连连说：“菲薄甚矣，又无酒，务望海涵。”我一边吃着，一边心中非常不安：在这饥馑的年代，穷乡僻壤间能弄到这些菜，太不容易了，而一碗饭就得花去老两口的一天多口粮！这些年来，我在国内外出席过很多次盛宴，并在香港赴过亿万富翁豪华的家宴，但留给我的印象日渐淡薄，唯韦先生夫妇请我吃的这顿饭，却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他们敬重我这个当年在他们家跟在童子身后，抱着公鸡围绕神像转圈的放牛娃，居然成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韦先生说：“你现在已由大学生而大学士矣”，我虽不敢当，但两位老人家尊重知识的热忱实在感人肺腑。韦先生大概是预感到生命之火行将熄灭，饭后叹息着说：“我将与草木同朽”，并作了一副自挽联，贴在家中。我一再安慰他，但他只是苦笑着摇头。后来我才知道，他终于未能走出那个特殊年代的死亡线，默默地倒下了。

一饭之恩当永报。可是，我竟无从报答韦大先生夫妇，思之凄然者再。他写过不少诗，去世后，都亡佚。所幸的是，近四十年前，上海乐天诗社出版过《纪年诗集》，内收韦先生63岁时写的诗一首，现抄录如下：

六十三年春夏秋，

浮沉身世去悠悠。

心雄从未嗟垂老，

体健何尝论退休。

发掘技能蠲旧习，

钻研学理逐新流。

洞明世务称先觉，

不让他人据上游。

诗如其人。读此诗，一位不甘落伍的乡村老知识分子的形象，便生动地展现在眼前。在我的心中，韦大先生并未与草木同朽。

人血馒头

读过鲁迅小说《药》的人，决不会忘记用人血馒头治病的悲剧。《药》是小说，人物、情节当然是虚构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而且就在当代，却居然有用人血馒头治病的事实。我的故乡在建湖县高作乡。我的外婆就在离高作镇不远的大墩村。童年时，我经常去外婆家，常常看到住在外婆家河对岸的名叫孙三十的人，人们通常都叫他小名三十子。此人个子不高，面黄肌瘦，听说害了肺痨，却无钱医治。1950年“镇反”时，在高作南边枪毙了一名罪犯。孙三十闻讯后，特地到镇上买了馒头，沾上这名罪犯的血，拿回家去吃了。在场围观者，有的吓得瞪大眼睛，有的摇头叹息，但也有人啧啧称羡，夸奖三十子胆大，有种！有一次，老外婆跟我说起这件事，老人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连声说：“罪过啊，罪过啊。”不用说，人血馒头绝对没有治好孙三十的病，后来他还是一命呜呼。令人感到悲凉的是，在离鲁迅写《药》的背景——辛亥革命几十年后，活生生的华老栓式的人物，还在继续相信人血馒头的妙用。这是何等的不幸！

故土之恋

我的远在澳洲的儿子宇轮，看了我写的《塔树之恋》、《卖糖时节忆吹箫》等怀念故土的散文来信说：“你还未老，怎么老早就有那样强烈的怀旧情绪？”这也难怪，在城市里出生、长大的人，很难理解像我这样在乡间泥水里泡大的放牛娃，对土地的深深的眷恋。“野人怀土”。离开对土地的依恋，哪里还有故土之恋？是的，故土上还有先父母的坟墓，以及诸多亲友。但是，离开土地这最伟大的母亲，既不会有他们，当然也更不会有我。

作为史学家，三句不离本行：一部中国古代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土地关系史，或者说争夺土地的历史。我从三岁记事起，就感受到家中“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痛苦：年年佃别人家的土地种，因而年年就得租别人家的房子住。母亲、大嫂，年年要和大量的泥巴，糊租来的茅屋墙，那是一件非常累的活，至今我还能回想起她俩糊墙时沉重的叹息。五岁时，我跟着母亲下地割麦，我不听她的劝告，拿起她的镰刀就割，但毕竟人小力弱，第一刀下去，麦子没割到，倒把左脚砍了一个大口子，鲜血直淌，母亲急忙往伤口上撒了一把土，血也就止住了。至今，伤疤犹在。这也是故土打在我身上最早的烙印，让我永远记住了农夫的艰辛。1946年夏天，在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我家分到了地主的三间房、十六亩稻麦两季的好地。从此，我家彻底告别了年年搬家的日子，也告别了贫困。这年的春节，在大年三十晚上，母亲看着满桌丰盛的年夜饭，含着泪花，动情地说：“我家什么时候过过这样的好年？这要感谢共产党的‘土改’啊！”从那个时候起，我进一步懂得了，土地是我家——也是亿万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所。

在寂寞的书斋，我常常仰望窗外蔚蓝的晴空，思绪随冉冉白云，飞向故乡，回到那洒下我多少汗水，给我带来多少欢乐的十六亩地上。靠近打谷场的那块二亩地，因地势低洼，他们叫它“小洼塘”，土质特别肥沃，亩产稻子四百斤（这在半个世纪前，已是高产量了）。割稻时，往往能在水中抓到黄鳝、螃蟹、鲫鱼之类，今日思之不禁食指频动。紧挨二亩地的，是三亩地、四亩地……田埂上，每当“春风又绿江南岸”，蚕豆花的清香，沁人心脾；夏天时，碧绿的毛豆，颗颗饱满；而清晨，带着露珠的青草，更是翠绿欲滴，我不到半小时，就能割满一筐，老水牛吃得头都不肯抬；秋天，割完稻子，就得赶紧将稻把挑上谷场。十三岁那年，我年少气盛，特逞能，一鼓作气，挑起了将近一百五十斤的稻把！可是，坏了——突然觉得全身力气在猛然下沉，两粒睾丸竟随阴囊一下子垂下几寸长，着实吓我一跳，赶忙回家，告诉母亲，母亲看了一眼，说：“不要慌，没事的！”说着，就很快煮了一碗不切碎的长粉丝，让我慢慢吸下去，一碗粉丝还没吸完，两只宝贝就安然无恙地“官复原位”，而且从此再也没“下放”过。走笔至此，我深为少年时的莽撞哑然失笑。秋深时节，北雁南飞，薄暮时分，我赤着脚，拎着木桶，跟在父亲身后，为老水牛拉的犁铧不时注水，不远处传来邻人孙五爹苍凉、悠远的赶牛歌声，在晚风中飘散，飘向邻村，飘向天涯。

说实话，恋故土，最恋是春天。春末夏初，经常下起毛毛细雨，我放学后，最喜欢骑在牛背上，到一大片尚未开垦的荒地上去放牧。北庄一叫西北厢的一位孙姓少女，也最喜欢骑在牛背上，到这里让牛吃草。她家比较富裕，她放牛时，居然手拿短笛，呜呜地吹着，这在方圆十里内，堪称独一无二。她比我大两岁，性格爽朗，很喜欢我，聊天时，经常放声大笑。转眼间，我已是六十一岁的老翁了，不知这位孙姐现在生活得怎样？呵，曾记否？两小无猜放牧时……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愿故土安然无恙，我的心永远与之同在。

难忘启蒙师

如果说，作为一名学者、作家，我的文笔还算流畅、简洁，这得力于我在少年时代打下的语文基础，比较扎实。从小学到中学的语文老师，他们对我的启蒙之恩，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这大半辈子，写过几百万字。但第一篇作品——严格地说，是第一篇作文的写作、刊出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1943年，我虚岁7岁，在今建湖县高作镇蒋王庄小学读二年级。夏一华老师教我们写作文。他要我们把看到的有意思的事，写下来。我想起我们一群小伙伴在一小块空地上种鸡毛菜（即小青菜）的情景，觉得很有趣，便用毛笔在亻放纸上写道：“鸡毛菜长出来了，绿油油的，多好看哪。蝴蝶在上面飞来飞去，多快乐呀！”夏老师看后，微笑着，用红笔在我的作文上批了一个优字，并贴在教室的土墙上，这就是发表了，同学们下课后都去看，我自然很高兴。夏老师肯定我这篇作文，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句，但文字通顺，没有错别字，字也写得很认真。我的第一篇作文，受到夏老师的表扬，对我以后的成长，具有重要影响。我幼小的心灵茅塞初开：什么叫写作？这就是写作嘛，打消了对写作的神秘感。夏老师是个温文尔雅的人，皮肤白净，身材瘦弱，穿长衫，戴礼帽。一次我在描红簿上，竟然写下“夏老师像个大姑娘”一行大字。这真是没大没小，太不尊重老师了。夏老师看到后，很生气，用戒尺打了我的手心几下。但他显然是手下留情，我并不感到很疼。自这次“大姑娘”风波后，夏老师仍然耐心地教我如何做作文，并不时表扬我。我儿时相当淘气，又不讲卫生，头上长了不少虱子。夏老师没有嫌我，有时下课后，他帮我捉虱子。当时我就产生联想，他批改我的作文，改掉错字，跟在我的头上捉掉虱子差不多。令人痛惜的是，夏老师只教了我们一个多学期的课，便因患肺结核病倒，不久即去世，年仅20多岁。岁月悠悠，近一个甲子过去了，我常常想起这位第一个在写作道路上扶我学步的老师，没有当初的第一步，哪有我后来漫长的、通往成功之路的步履呵。

上了初中后，葛葵先生、王文灿先生、唐则尧先生，对我的作文热情鼓励、严格要求，激发了我的作家梦，同样是令我终身难忘的。1949年秋，我考入盐城师范初中部（前身是著名的海南中学），教我们语文的是葛葵先生。他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比起小学时代的老师，他真是位大学问家了！他对历史、古典文学、现代文学，都很熟悉。教语文课，分析主题、文章作法，深入浅出，对相关作家的生平，娓娓道来，津津有味，并不时讲起他参加南京学生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示威活动的情景，他当时念的他们写在大横幅上的一首诗，我至今仍记忆犹新：“黄金美酒万民血，玉盘佳肴百姓膏。烛泪落时民泪落，欢声到处哭声高。”他提倡课余要多读现代作家的作品。正是在他的启发下，我由读传统武侠小说、旧小说，转而读新文学作品，《小二黑结婚》、《吕梁英雄传》、《茅山下》、《新儿女英雄传》等，便是我最早接触的新文艺作品，使我大开眼界。葛先生给我们出的第一篇作文题，是《我最崇拜的人》。我看过小说《精忠说岳》，便写了我崇拜岳飞，及为什么崇拜岳飞。葛先生在课堂上表扬我这篇文章写得好，但指出，岳飞是个愚忠，这一点不值得效法。显然，他是懂得历史唯物主义的。非常遗憾的是，葛老师因肺病复发离职，住院治疗、在家休养，于1953年去世，还不到30岁。此后，王文灿先生、唐则尧先生相继教我们语文课。王先生原是校医，但知识渊博，书法亦佳，他教生理卫生、数学、语文，都很受同学们的欢迎。他批改作文一丝不苟，对我的每篇作文，都认真分析，指出优缺点，而更多的是鼓励。时值抗美援朝，我写了一则美军思乡的小调，他用红笔批曰：写得好，可翻译成英文，作瓦解美军用。这真使我受宠若惊。回想起来，这恐怕是我大半生以来，我的作品所受到的最高评价了。文灿先生健在，80多岁了，衷心祝福他寿过期颐。唐则尧先生是位严师，表情严肃，不苟言笑，我在私下给他起了个“唐老虎”的绰号，这是对老师的大不敬。后来有同学向唐老师举报，他找我谈话，指出我不敬师长的错误，但并未高声训斥。有一次作文，他出了题目，我却擅自另写了抗日英雄、神枪手王洪章的故事。他看后，严厉批评我自说自话，太随便，怎么可以绕开老师，自拟题目？说写作是件严肃的事，不可随随便便。但是，他非但没有判这篇作文不及格，反而批道：讴歌抗日英雄，很有意义，通篇文笔流畅，能吸引读者，可试向报刊投稿。唐老师说的写作是件严肃的事，不可随便，谆谆教诲，使我受用不尽。成年后，特别是我走上研究、写作的道路后，文章无论长短，都是心血结晶，从未信笔涂鸦。唐老师在上世纪80年代去世，仅得中寿，呜呼哀哉。

1952年秋，我进盐城中学读高中，二年后，因病辍学。在此期间，语文老师万恒德先生对我的帮助最大。至今我保留了一本由他批改的作文簿，他对每篇作文的批阅意见，促使我的作文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最近，我将刚出版的杂文、随笔集《铁线草》寄给他，聊表敬意。

在我看来，过语文关，最重要的是过作文关。固然，想写好文章必须广泛阅读，勤奋练笔，但即便是了不起的天才，也很难离开小学、中学老师的启蒙。我只是一个仅有中等智商的人。我之所以能笔耕不辍，实在要感谢读小学、中学时的语文启蒙老师们。晨昏月夕，在散步林荫时，在握管凝思间，我常常想起他们，不尽的思念，在我心头萦回，呵，难忘启蒙师……

长长的流水

一

1949年夏天，我从高作小学毕业了。这是当时高作区唯一的一所高小，应届毕业生一共才10名。毕业以后，干什么？虽然当时我只有十二岁，但我的心，却早已飞向海南中学。我记不清自己最早知道海南中学的大名究竟是什么时候。但是，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一提到海南中学，就像今天的儿童知道北大、清华、复旦一样。是的，几十年前，在建湖一带的穷乡僻壤间，海南中学是最高学府，别说在孩子心目中，就是在大人心目中，也是颇为神圣的。我曾几次听到庄稼人聊天时说：“海南中学的先生，一个月工资有一石米呢！”在他们的眼里，海南中学的老师都是拿高薪的大学问家，不胜歆羡之至。对于孙海南老先生的大名，方园几十里内，更是如雷贯耳，我当时也是早已闻之了。原来，家乡流行一句歇后语：孙海南赶蝗虫——吃了也见人！据说有一年闹虫灾，飞蝗蔽日，蝗群停在哪儿，不一会庄家全被啃光。孙老先生见蝗群飞来，急忙走到他家的稻田里，一看，稻子全啃光了，老夫子义愤填膺，指着遍地的蝗虫，高声叱责：“吃了也见人！”大概是孙老先生的名气太大，加上在村民看来，大骂蝗虫未免太夫子气，消息竟不胫而走，百口相传，居然成了经常挂在人们嘴边的歇后语。儿童的想象力都是很惊人的。在我儿时的想象中海南中学的创始人孙海南先生，是如孔夫子一般庄严，博大。

不久，我就考取了海南中学。九月初，父亲和其他人家合计，雇了季家墩的一艘船，送我们开学去。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家长和乡亲们站在河岸上，依依送别的情景。从此，我即开始了海南中学的学习生活。虽然只短短几年，但是，海中的生活却使我终生难忘。弹指间，几十年过去了，但孙村，陈村附近的草木、房舍、小河——不，更重要的是海中的老师，同学，不时从我的记忆深处涌现出来，勾起了我对母校不尽的思念。海南中学，你的名字像长长的流水，滋润着我的心田，永不停歇……

二

海南中学的物质生活是很清苦的，但是，它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培育出来的艰苦朴素、紧张而又活泼的革命传统。

校舍奇缺，教室宿舍都很陈旧拥挤。晚上上自习，一个小组的同学，只能围着一盏用墨水瓶做得煤油灯看书。灯光很弱，但因煤油质量很次，煤烟很大，坐在下风的同学两个小时过去，鼻孔都熏黑了。于是，大家每天轮流坐在下风的位置，真是有苦同吃，有烟同熏，没有人有怨言。至于宿舍，那也是够差的。第一学期，我们班级住在大礼堂北面的阁楼上。所谓楼，不过是在礼堂的四周，主要依托房柱，搭着一块块木板。因此，楼也者，宽不过五尺。在房柱钉几块脚蹬也就算楼梯了。冬天，苏北平原上朔风怒吼，从礼堂的屋顶和四周的墙缝中钻进来，常常冻得我们很难入眠。

我们每月的伙食费，是交25斤大米，或相当于这么多米的货币，柴米油盐菜，通通都包括在内了。少年时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25斤大米光吃饭也不够，故而，每次吃饭都要上演争夺战。身材高，力气大的每战必胜，像我这样年龄小，体力弱的常常只能望空桶兴叹。

我们的生活条件虽然很差，但没一人叫苦。清晨，哨子一响，大家便迅速起床，在礼堂外的场地上操练。开饭时，每个组派一人来领菜，值日生吹哨后，才能吃饭。周末，开大会前，歌声此起彼伏，文娱积极分子们吹起笛子，口琴，拉起二胡。夏季来临后，我们更高兴了，中午结伴下河游泳。在天气晴朗的夜晚，我有时走到河边，看远处的河面上，一轮红日在渐渐西沉，薄雾似的水气，慢慢在河面升起，我不会作诗，但感到心灵被大自然抚慰着，净化着……

三

海南中学的老师们对教学十分认真，老师的业务水平都很好，讲课时注重启发式，理论联系实际，课堂气氛活跃。这些老师在我心中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我在海中求学的几年，葛葵老师教我语文，他知识面广，记忆又好，在教学中常常与课文有机结合，介绍历史，文学等方面的知识。杨幼樵老师教我们美术，当时他已年过古稀，白发苍苍，银髯飘飘，他是德高望重的著名民主人士，诗人，国画家。在抗战时期，曾和陈毅同志唱和诗。但是，杨老毫无架子，教我们作画，讲解细微，生动。宋飞先生教我们音乐，他用浑厚的歌喉唱《伏尔加河船夫曲》，《康定情歌》仿佛仍在我耳边回响。还有唐则尧先生教我们数学，周俊先生教我们政治，丁蓬先生教我们体育。海中的师生亲密无间，尊师爱生，蔚为风气。在任何时候，学校的品德教育都放在第一位。

几十年来，我常想起海南中学，想念孙村。进海中读书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在这里，知识的门窗进一步向我敞开了。在海中的墙上贴着三句话：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人生的每一个时刻，都应该有他高尚的目的；路是人走出来的。这三句话，我一直把它们奉为座右铭。愿母校当年的同窗不要忘记这三句伟大的格言。这里，我更愿寄语现在母校就读的青少年们，要了解校史，继承海中的光荣传统，刻苦学习，奋发向上。

请记住：只有不忘记过去的人，明天才能生活得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