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秀夫纪念馆

国破家亡日，先生蹈海时。

嵚崎鬼神日，壮烈天地悲。

梓里新风改，英魂故宅归。

浇漓休叹世，正气化尧曦。

2002年清明节

爱国诗人陈玉澍

驾得长桥鹊影寒，限人离别是狂澜。娲皇若未将天补，漏尽银河水不难。纵使天钱未易酬，何妨两度会牵牛？他年我入钦天监，闰月都教在孟秋。”——这首传颂江淮的《七夕》诗的作者，是清末著名的盐城诗人陈玉澍。他原名玉树，字惕庵，故里在今上冈镇。光绪十四年（1888）考中举人，以后再试落第，在腐朽的科举制度下，他是并不得意的。由于他始终没有混到个进士头衔，因此一辈子连个七品芝麻官那样的乌纱帽也没有戴过。这种境遇对他的进步思想，倒是起了促进作用。

古往今来，咏七夕者可谓多矣，但写得象陈玉澍这样好的，实属罕见。好就好在：透过对银河、娲皇的批判，我们看到了诗人对牛郎、织女的深切同情，从这一个侧面，闪耀着他对世俗礼教愤懑、抗争的火花。陈玉澍一不信鬼，二不信神，诗歌中洋溢着唯物论的战斗精神，他在《戏题寺壁》中写道：“……愚者藐不畏，焚香拜土偶。高堂无旨甘，丛祠有肴酒。设遇塑像人，大言出吾手，尔拜木居士，先向吾稽首——众人聆此言，恍然应却走!”事实难道不正是如此吗?人世间一切泥塑木雕的偶像，都是工匠制作的。向神佛磕头，不过是向工匠磕头罢了!他在诗中嘲笑人们给死人烧纸钱，尖锐地问道：“东汉始有纸，纸乃蔡侯作，何以无纸时，不闻鬼穷饿？”这问得何等有力！念经的人都迷信佛最灵，能给不公平的人世带来公平。陈玉澍在诗中驳斥说：“史称佛有灵，我疑佛无情。不拯梁武帝，不援楚王英。独活诵经人，岂可谓公平!”这些批判神鬼的诗，今天读来，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

在陈玉澍的诗篇中，奔流着诗人爱国的热血。在甲午（1894）中日战争中，他写了几十首诗，挞伐日寇，抨击腐败的清王朝丧权辱国，歌颂为国捐躯的将士。

陈玉澍不仅仅是个诗人，他还是位反对“拘守古法不变”，主张变法维新的学者。他对经、史的研究，有很高的成就。粱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著录了陈玉澍《卜子年谱》等著作。光绪二十五年（1899），他在上海印成《后乐堂文钞》九卷问世，一年后，又以续编九卷刊行。抗日战争中，著名文学家阿英（钱杏邨）在盐城编《盐阜民族英雄传》，列入陈玉澍，但他未能找到《后乐堂文钞》。我有幸收藏了这位乡先贤的《文钞》两部，真是得天独厚了。

又是秋深蟹肥时

西风渐紧，重阳渐近。遥忆童年，在老家建湖县水乡，这时的螃蟹，一个个“膀大腰圆”，最大的，蟹壳有小碗口那样大，两只就将近一斤，煮熟后，它的“黄”呈金色，香气诱人，蟹腿只需咬断两头，用嘴一吸，肉便入口，不需佐料，五味俱全。蟹豆腐更是美食中的一绝。家母将蟹洗净，撕碎后，在盆中捣烂，然后用清水在麻布上将蟹汁过滤至盆内，再倒入锅中，用文火煮，不一会就凝固起来，捞出，切成块状，变成了蟹豆腐。倘做汤，将蟹豆腐倒进锅中，加水，煮沸后，放些韭菜叶，宛如翡翠拥白玉，真正是色、香、味俱佳，而其鲜美更是无与伦比，今日思及，不禁食指大动。

其实，吃蟹时鲜美可口的感觉，远不及捉蟹时的兴趣盎然、时有惊喜。那时故乡的田，还没有“旱改水”，也就是把一年只收一季稻、全年泡在水里、俗称沤田的水田，改成稻、麦两季的旱田。走在田埂上，四面皆水，如临泽国。水田里有太多的螃蟹。夏末秋初，稻子还没有成熟，螃蟹却渐渐大了。在田埂上，蟹们打了很多窟，在窟中安居乐业。抓这样的蟹太容易了：扯一把青草，塞在窟口，再糊上烂泥，不消几分钟，蟹因窟中空气稀薄，艰于呼吸，便会爬至窟口，而且多半已昏昏然，逮住它，真是不费吹灰之力。但是，如不小心，扯断了蟹的一只脚，这个窟就再也不会有蟹钻进去；反之，就仍会有新的蟹入户此窟。因此，田埂上有无数蟹窟，但究竟哪些窟中有蟹？学问可大了！全凭仔细观察后累积的经验。童年的我们，对此可是保密的，各有各熟悉的、几乎十拿九稳的蟹窟。也正因如此，家乡流行过这样的俗语：“熟窟好㧷蟹。”放学回家，我和小伙伴赤足走在田埂上，不时抓几只蟹回家解馋，真乃其乐融融。

又是秋深蟹肥时！但是，由于生态环境的变化，故乡的稻田里，早已没了蟹的踪影。回首往事，不禁怅然久之。

卖糖时节忆吹箫

北国，寒凝大地。在晴朗的日子里，望着窗外天空上缓缓移动的白云，我的思绪常常飞向南方的故乡，飞向童年的旧梦。儿时随父母乡居，入冬后就是卖糖时节。这里的“糖”字，在更准确的意义上说，应当写成“饧”，古人多用此字，而且多半指的是麦芽糖。麦芽糖是淀粉糖化的产物，我国古代先民早在《诗经》时代便会制作。北魏学者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有具体记载。但明清之际学者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卷六中的记载，最为简明。要言之，是用糯米蒸饭，加上大麦芽，在石白中春成面糊，然后加水，在釜中用温火熬成，再榨之，去糟，用细火煎，并以竹片搅动，至成糖为止。这就是曾经“常令痴儿出馋水”的麦芽糖。

笔者儿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在盐城海隅的水乡泽国，地瘠民贫，商品匮乏，我能吃的糖，只有麦芽糖一种。生产此糖者，也是个别农民。说是“个别”，因为在乡间能掌握其实很简单的制作麦芽糖技术的人不多。有此手艺者，从来秘不示人。家乡附近的方圆十几里内，自产自销此糖者，也不过两三家。卖糖人挑着担子，一边走，一边吹着箫，神情颇为悠闲。这种箫是用黄铜制成的，较短，似乎只有五个孔，吹奏起来，音色激越、清脆，很远都能听到，与竹箫低沉、伤感的音调，迥然不同。因此，从初冬直至早春，笔者和小伙伴们每当听到箫声在进村的田埂上响起，便禁不住心头狂喜，奔走雀跃。家母不是找出一点烂铁，就是拿出早已风干的猪骨头，或者是一包头发，与卖糖人换糖。麦芽糖甚黏，切时需用较重的铁刀，切下后，还需用另一把铁刀背敲打，糖块才能与刀分离。其时每当听到切糖的丁当之声，我和小伙伴们多半口水已经流出。有时，卖糖人吹着箫，从我们就读的村学前经过，大家虽不敢闻箫起舞，却也禁不住把目光移向窗外，倘离下课时间不远，老师往往也因时制宜，宣布下课。大家就都挤到糖担前，闹闹嚷嚷。古人有“糖担圣人”诗一首，大体上将学童买麦芽糖的情景，生动地描绘出来。清初学者褚人获记云：“《支颐集》有糖担圣人诗……曾记少时八九子，知礼须教尔小生。把笔学书丘乙己，惟此名为上大人。忽然糖担挑来卖，换得儿童钱几文。岂知玉振金声响，仅博糖锣两三声。”（《坚瓠补集》卷一）

由此可知清初卖糖是敲锣而不是吹箫。明末人写的小说《生绡剪》第二回，也曾描写老脱其人，向一名老道借了一副糖担、糖锣，将担子挑进一户人家的大门槛内，“将糖锣又乱敲起来”。明代画家徐文长曾作《昙阳》诗十首，其中第五首有云：“……托钵求朝饭，敲锣卖夜糖。”这是明朝人卖糖鸣锣的明证。不过，在更遥远的古代，卖糖是吹箫的。清人苏州人蔡云撰《吴歙》咏麦芽糖诗谓：“昏昏迷雾已三朝，准备西风入夜骄。深巷卖饧寒意到，敲钲浑不似吹箫。”个中消息不难窥知。五十多年前，周二先生知堂老人在《卖糖》（见《宇宙风》第74期）一文中，引崔晓林氏著《念堂诗话》卷二中的一则说：“古卖糖者吹箫，今鸣金。”所言甚是。宋朝人马永卿《懒贞子录》卷二指出《周礼》“小师”关于“箫”的注释是“编小竹管，如今卖给饧者所吹者”。可见箫在古代很流行，并为卖糖人所乐用。不过，古代的箫是“编小竹管”，即多管排箫，今天我们常见的单管箫，出现较晚。民谚有谓：“横吹笛子竖吹箫，千日胡琴拉断腰。”无论怎么说，家乡卖糖人吹的是箫，真是步古人余韵，断而相续，“礼失求诸野”，幸何如也。不过，飞速前进的现代化车轮，常常把我的一些童年旧梦碾得粉碎。

近日有客从故乡来，问起吹箫卖糖事，答曰：“现在的儿童吃水果糖或巧克力，谁还高兴吃麦芽糖？已有好多年不见吹箫卖糖人的影子了。”显然，这一古老的风流余韵，也终于消失在乡间的小陌、谷场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中，成了绝响。

人过中年喜忆往，往事如烟多怅惘。箫声咽，儿时旧梦何处觅？凝神眺望冉冉逝去的白云，平添一怀愁绪。其实，人生之旅，有太多离愁别绪——包括童梦的失落。奈何！

我为何赞赏《中国小通史》

岁月不居，达伍老先生已谢世多年。近几年来，我碰到几件事，使我又一再想起他的话。前年春天，有关机构作为一个中国人，要不要懂点儿中国历史？按常识说，答案应当是明摆着的。我在少年时代就爱好文史，成年后，更在名牌大学专攻历史近九年，比抗日战争的时间还要长一些，当然熟悉中外圣贤强调历史重要性的经典言论。但是，那些教导，都不及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一个早春的夜晚，我在扬州听到的一位老前辈的一席话，对我的震撼之深。他叫孙达伍，30年代毕业于大夏大学，后入党，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江苏建阳县（今建湖县）民主政权的文教科长，解放战争时期曾率领全县民工大队支援淮海战役。我读小学时就知道这位乡贤的名字。我在扬州夜访他时，他担任扬州师范学院党委书记。谈起历史，他神情严肃地说:“一个人如果不懂点儿历史，还能叫人吗？！”请不要以为这是孙老的极而言之，似乎太情绪化。仔细想来，假如一个人连父亲、祖父的来龙去脉——也就是家族史中的现代史都一无所知，他能够珍惜祖辈、父辈的荣誉，或他们的教训吗？大而言之，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国家、民族的历史一无所知，肯定是个愚民，在一定条件下，很有可能干出有损于国家、民族尊严的勾当，或其荒唐行径令人难以容忍。及新闻界曾经做了一番调查，发现当今的很多青少年，对历史知识的无知，已经达到了令人惊诧的地步。多家媒体报道后，引起教育界、史学界的震惊。

前年夏天，冯小宁导演的弘扬爱国主义的电影《紫日》在天津放映，当小学生看到日本法西斯用刺刀捅中国母亲时，他们竟然哄堂大笑起来。这使冯小宁感到悲愤莫名，我看了多家报纸报道后，深感悲哀。在孩子们的幼小心灵里，怎么一点儿民族是非感、善恶感也没有？去年夏天，我更切身经历了让我感到更悲哀，乃至于十分愤怒的一幕。当时我住方庄小区,居委会放映《紫日》，请居民看，我也去了。看到前述令人惨不忍睹、惊心动魄的镜头时，我身后的四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三男一女，竟然放声大笑！我的灵魂为之颤栗。这四位的灵魂居然麻木不仁到如此地步！倘着他们稍有一点儿历史知识，知道日本法西斯在我国曾经犯下的滔天罪行，怎么会笑得起来？当然，正如我在电话中与上海的学林前辈王元化先生交谈时他指出的那样，这不仅仅是对历史的无知，更是人性的迷失。但是，身为史学工作者，不能不使我更迫切地感到普及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否则，会有更多的青年，像上述那四个人一样，让人有理由怀疑他们“还能叫人吗？！”

这套《中国小通史》，正是向青少年普及中国历史知识的读本。我想，即使不是青少年，文史爱好者也不妨读一读本丛书。比起洋洋几百万字的皇皇大著《中国通史》，本丛书每册只有十万字左右，共八册，加在一起，也只有八九十万字，故称小通史。而且更重要的在于本书不是史话，更不是时下泛滥成灾、肯定后患无穷的戏说历史，而是严肃、严谨的通史著作，只是尽可能简明、通俗罢了。各册的作者，都是断代史的专家、学者，本丛书堪称是专家写的普及读物。我不敢保证每册的文字都能如行云流水，文采斐然。但我敢保证，每位作者都紧紧把握住历史脉络，将断代史的主要内容，高度浓缩，交代得明明白白，一览无余，史实准确。读者读的是信史。每册的最后一章，都是同一历史时期的世界各国概况，如果读者能读完全书，就会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大中国，怎样由屹立于世界的强国而走向衰弱，直至最终天朝崩溃——清朝垮台的，我们的老祖宗是怎样从先进一步步走向落后的。事实上，《中国小通史》的目的正是为了让青少年在思想上树立起一块金色盾牌，抵御有害于国家、民族的种种非理性、反人道的错误思潮的侵蚀。我坚信，只要广大青少年越来越懂得历史，“还能叫人吗？！”的人将越来越少，甚至消失。

否定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是错误的

一个没有民族英雄的民族，很难说是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在相当程度上说，是由众多民族英雄用他们的赤胆忠心、大智大勇、热血忠魂铸就的。南宋末年蹈海殉国的民族英雄陆秀夫，就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之一。他是在今建湖县建阳镇出生的，这是盐城人民的骄傲。事实上，如果我们把曾受到鲁迅高度评价的明末绍兴作家王思任的名言稍加修改，我们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地说：盐城非藏污纳垢之地，乃报仇雪耻之乡。1943年，文学家钱杏邨（阿英）先生在盐阜抗日根据地，曾编了四卷《盐阜民族英雄传》，内收盐城历史上民族英雄20人，第一位就是陆秀夫。如果全国各省市，能够把该地区的民族英雄传，都汇编成册，将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优秀教材。

我们应当懂得中华民族融和的过程。

我们脚下的广袤国土，锦绣山河，并非自古皆然，从来如此。国土的形成过程，与中华民族发展的过程，差不多是同一的。这，伴随着征服、被征服，入侵、反入侵，落后的游牧生产方式，企图凌驾于发达的农业生产方式，而最终被农业生产方式所同化，连同游牧生产方式的代表人物——王爷、奴隶主、农奴主以及他们的骏马、弓箭、牛羊、草原、大山。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融和过程，也是炎黄子孙赖以生存的疆域的发展过程。融和，多么温情的字眼！而实际上，与融和一词的表面色彩并不相称的是，中华民族融和的过程，很少是在丽日中天、和风细雨下进行的。它伴随着血与火、泪水与叹息、“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奋起反抗入侵者的民族英雄们，以宋代而论，无论是岳飞，还是文天祥、陆秀夫，他们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的千秋正气歌，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精神对中华民族的融和，是至关重要的。正是以岳飞、文天祥、陆秀夫为代表的抗击入侵者的爱国精神，鼓舞、激励了南宋各阶层人民的反抗精神。已故历史学家、西北大学历史系陈登原教授在其名著《国史旧闻》第2册中指出，“南宋之亡，不论在朝在野，不论为男为女，均有黍离之恸，麦秀之悲，荆棘在胸之念弥甚，填山倒海之志弥切，……此皆元祚不百年之注脚也”，这个见解很有见地。当代诗人、杂文家流沙河先生，为建阳陆秀夫纪念馆书联语“宋灭无降帝；陆沉有秀夫”，固属绝对，更含义深长。有陆秀夫等民族英雄爱国精神光辉的照耀，在任何艰难时刻，中华民族也永远不会陆沉！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当今社会上也有一些人，歪曲中华民族融和历史，为侵略者及汉奸唱赞歌、评功摆好，贬低甚至勾销民族英雄，对此，我们不可等闲视之。

在南方，有人著书，拾前人牙慧，为秦桧开脱，贬低岳飞；有人主编丛书，为在残山剩水间苟且残喘，实行投降、卖国路线的宋高宗之流偏安政权树碑立传，这对岳飞等民族英雄，至少在客观上，不能不是否定、嘲弄。某些学者，为吴三桂、范文程、洪承畴、尚可喜等汉奸翻案，说范文程无耻地投降清朝，是“投奔光明”，他们中有人公开著文批判顾诚教授的名著《南明史》，将南明的抗清运动一笔勾销；有人甚至明目张胆地为杀人无数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剃发令”辩护，为血腥的文字狱开脱罪责。他们闭眼不提，清兵入关打断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严酷的闭关锁国政策，远离了世界潮流，为近代列强入侵、丧权辱国，埋下祸根。在历史上的事实不能抹煞，以非历史主义的态度，看待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是完全错误的。历史上的是非、黑白，不能混淆、颠倒，岳飞、陆秀夫、秦良玉、李定国、李来亨等民族英雄，永远俎豆千秋，光耀万代，秦桧、吴三桂等汉奸，依然要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这个案子翻不得，也翻不了！

文坛耆老仰高风

——“陆秀夫纪念馆”征集文坛名家墨宝小记

七百二十三年前，也就是公元1279年，正是南宋最后一个皇帝赵昺祥兴二年。这年的3月6日，元朝大将张弘范率领水陆大军，攻破厓山（今广东新会南），在残山剩水间艰苦卓绝苦撑危局、坚持抗击元蒙斗争的南宋朝廷，终于失去最后的屏障。在生死存亡关头，丞相陆秀夫大义凛然地对年仅八岁的帝昺说：“德佑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他抱帝负背，“以匹练束如一体，将黄金玺垂腰间”，纵身投海殉国。此前，他已拔剑令其妻与三个儿子跳海。这种在征服者面前誓不屈辱、视死如归的爱国精神，壮烈千秋。陆秀夫与他的战友文天祥一样，是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 

长期以来，陆秀夫一直受到世人的崇敬。从明朝初年开始，在广州市、厓山等地，即陆续建有三忠祠，纪念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至今厓山古建犹在，石山镌有田汉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书写的“陆秀夫负少帝殉国处”。在陆秀夫的家乡盐城市，明中叶建有陆秀夫祠，早几年经重新修缮，已对外开放。在陆秀夫的出生地长建里———今盐城市建湖县建阳镇，明万历时建有“景忠书院”，将陆秀夫童年时因家贫点不起油灯，常去佛爷处借光的“酺神庙”修葺一新，后又立“宋陆忠烈公读书处”纪念碑。可惜书院、神庙均毁于抗日战火，唯纪念碑尚存。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去建阳镇凭吊陆秀夫遗迹，拂拭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纪念碑，不禁感慨万千。生死场成安乐地，岂应无庐奠陆公？作为陆秀夫的乡党，又忝为史家之列，我曾多次建议地方领导，在建阳镇重建“景忠书院”、“酺神庙”、“陆秀夫读书亭”，以纪念民族英雄，弘扬爱国主义。 

令我惊喜的是，从去冬至今，不断从建湖传来消息，陆秀夫的乡亲建阳镇居民多方集资，克服重重困难，不仅重建了二百多平方米的“景忠书院”、三百多平方米的“酺神庙”，还修建了二百多平方米的“陆秀夫纪念馆”，二十一平方米的“陆氏读书精舍”，以及秀丽的“陆秀夫读书亭”，目前正在布置展览，绿化环境，不久将正式开放。 

我为家乡父老的爱国情怀、文化视野感佩不已，想应当为“陆秀夫纪念馆”做点实事。我给上海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杂文家何满子先生打电话，说明情况后，他幽默地说，“一定遵命。”第三天，我就收到了他在二尺宣纸上写的一首诗：“败走厓山宋祚终，负王蹈海尽孤忠……”何老年过八旬，但思维敏捷，字迹潇洒、飘逸，令人钦佩。同住方庄的杂文界老前辈曾彦修（严秀）同志虽然已八十四岁，正为严重的高血压症所困，仍扶病写了一副对联：“携君蹈海惊天下，举室沉洋泣鬼神。”李锐同志写来一首诗：“大节孤忠义薄天，丹心永照汗青间。家乡父老深情义，垂范衣冠对镜前。”是的，历史是面镜，照来不平静。“衣冠不论纲常事”者，在陆秀夫这面历史的镜子前，应该感到惭愧。上海的王元化同志八十二岁，是当代学贯中西的鸿儒，冒雨去上海图书馆为他特辟的工作室，用毛笔在宣纸上写下一副对联：“尚有祥兴书岁月，宋家统系仗公存。”（借用姜有庆诗句）我收到这份墨宝后，但见笔力遒劲，似乎纸上骤起风雷，落笔处皆作金石声。曾写过刘邓大军精彩特写的新闻界前辈李普同志也写来一首诗。李老的书法在文化界颇有口碑，这次是写的大字，刚劲中透着柔美，令人爱不释手。八十一岁的著名学者、书画家冯其庸先生写了陆秀夫的一首诗，以表敬仰之忱。次日，冯老又来电，自作一首诗，曰：“飘摇社稷一线危，生死存亡日月悲。留得乾坤正气在，清波一跃是奇男。”邵燕祥先生也寄来一首诗：“自古英雄生末世，每于患难见良材。关山万里归柴市，千古文章哭钓台。重镇临危传不至，败军受命散还来。大敌当前无再辱，厓山百世有余哀。”真不愧是著名诗人的大作。流沙河先生寄来一副对联：“宋灭无降帝，陆沉有秀夫”。天衣无缝，真乃联语极品。还需指出的是，李锐、李普、曾彦修、王元化四老，不仅是文坛元老，也是革命前辈，他们的党龄，都已超过一个甲子，我谨向他们鞠躬致敬。 

感谢文坛耆老及诸名家对陆秀夫家乡的人文关怀。愿他们的热忱与“陆秀夫纪念馆”同在，与建湖水乡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