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谣（节选）

戒烟记（节选）

拜年记（节选）

语文守望（节选）

母亲的叮咛（节选）

草鞋话古今（节选）

千手观音赞（节选）

塾师的辛酸（节选）

送君一支合欢花（节选）

王春瑜谈枕边书（节选）

“学而时习之”（节选）

我的经典选编观（节选）

胡康和《我的革命生活》（节选）

童谣（节选）

笔者童年乡居，每当正月十五夜，即与村间小伙伴各执火把，在田间奔跑，边跑边唱曰：“炸麻虫，一炸一条龙。人家田里结芝麻，我家田里结西瓜。”您看，炸灭害虫，无论种芝麻还是种西瓜的田夫野老，均能收获，这种愿望是多么淳朴、美好。

戒烟记（节选）

说来惭愧，我虽然了解吸烟的历史，以及烟草中尼古丁对人体的危害，但仍然当过二十多年的烟民。回想起来，我接触香烟很早。读小学时，正值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我常常参加家乡建湖水乡的土话说的“玩文娱”活动，也就是文艺宣传队。我打过莲湘、凤阳花鼓（词都是新编的），也演过短剧。当时高作镇的薛家滩，有新四军后勤部门的香烟厂，我们每次去演出，烟厂都慰劳我们每人一盒香烟，或一把散装的香烟。我尝试着抽了一根，吸了几口，便觉得如食火吞刀，呛出眼泪，咳嗽不止。当时我颇感纳闷：这样令我难受的东西，何以大人们抽来优哉游哉，似食珍馐百味？

拜年记（节选）

国人过年，讲究拜年。犹忆儿时乡居，家贫，但母亲总要用白土布染成蓝色或咖啡色，千针万线，给我缝一件新衣，大年初一穿上，给长辈磕实、拜年。最快乐的，莫过于是跟着母亲去舅家，给老外婆磕头，不仅有压岁钱，还有一大把花生。及长，我最后一次给长辈磕头，是1960年，在无锡小柳巷，给妻家的亲戚荣家老祖母拜年。当时我还没结婚，老人家却客气地叫我小姑爷，我受宠若惊，赶紧磕头称谢，恭喜发财。岁月悠悠，老外婆、荣老太、家父母等长辈，早已辞世，但不才给长者拜年的情愫，未尝稍减。

语文守望（节选）

读胡开第先生的《语文守望》，翻目录，不禁勾起我对几十年短暂的语文教学的回忆。那是1954年秋，我读了高二后，因病辍学，乡居寂寞，特别是阅读书报太困难，便去母校建湖初中代了十个月的课，教过历史、美术、体育，也教过语文。当时，我才17岁，学生有的跟我同龄，甚至也有比我还大的。但是，我从未在课堂上出乖露丑过，也没有被问倒过。诚然，四十多年前该校大部分为农家子弟，知识、见解，当然不如现在的初中生，思想更远不及现在的少年活跃。而我虽年轻，深知“老师”二字的分量，教初二语文时，每天都备课至深夜。冬夜，苏北平原，寒风凛冽，滴水成冰，教员办公室、宿舍，均无取暖设备，真乃虽低处亦不胜寒也。但我查找资料，分析课文，解释词语，批改作文，未敢稍有懈怠，确实辛苦备尝。次年秋，我考取复旦大学历史系，从此告别了中学的教席。

母亲的叮咛（节选）

儿时，我每出家门，至邻庄玩耍，或至三里路外的高作镇上购笔墨，母亲都要叮咛再三，防备被狗咬，小心失足落水。1954年，我在盐城中学读至高二，因病辍学，次年夏，申请退学，以社会青年身份，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从本科到研究生，读了八年多，毕业后，在上海师范大学任教，后调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复旦大学是教我在知识的汪洋大海中畅游的伟大母亲，而其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是指路明灯，照亮我前进的道路，更似母亲的叮咛，要终身记取，切实遵行。1964年5月，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顾炎武北上抗清说考辨》，经答辩委员会投票通过。走出复旦大学大门，已逾半个世纪，而母校复旦校训，一直像母亲的叮咛，时时在我耳边回响。

草鞋话古今（节选）

走笔至此，不禁想起儿时的庄邻甄老人。虽然其时辛亥革命已过30多年，但甄老的辫子仍不肯剪掉，只是稍加改良，盘在头上。他很穷苦，也就分外节省，从春到秋，每当月亮升起时，便在月光下打草鞋，常常背起几十双，到朦胧镇、高作镇上去卖。在我看来，他打的草鞋是很漂亮的，后跟还缠上红布条，与草鞋的本色——也就是稻草的颜色——黄、红相间，色彩对比鲜明。但是，他的草鞋，销售并不很好，那原因，据庄上的大人们说，甄老的草鞋，打得粗糙，穿了容易尅脚——也就是弄不好把脚磨出泡来。无怪乎我很少看到甄老的笑脸，更没有看到他享用过“短壶小肉”，显然，他比起明朝的同行陈老人，日子过得不逮远矣。甄老已谢世多年，今日偶一思及，40多年前他身背一大堆草鞋，在乡间小路上踽踽而行的身影，仍在我的眼前清晰地晃动着，抚今追昔，真是恍如隔世了。

千手观音赞（节选）

我国有悠久的多神论的传统。在民间、特别是乡间濮上，观音菩萨在人们的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以我而论，儿时乡居，从记事起，就从母亲及其他大人口中，知道有个观音菩萨，大慈大悲，经常变换身形，或为老翁、老妪，或为少男、少女，在人间走动，或读渡人成仙，或解危济困。后来随母亲至高作镇“广福祥院”烧香，看到了古色古香泥塑金身的观音菩萨像，庄严、慈祥、美丽，心头洋溢着异样的温暖。再后来，我上了小学，识字了，从当时在乡间十分流行的石印小唱本上，看到了千手千眼观音的插图，观音菩萨两肩上长出的其实根本数不清的手臂，而且手心还长着眼睛，不禁神驰目张，大惑大解：观音菩萨怎么变得这样怪呢？

塾师的辛酸（节选）

现在的年轻一代，恐怕对塾师是很陌生的了。虽说余生也晚，入籍地球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其时国民小学已相当普及。但在穷乡僻壤，家塾、私塾仍然为数不少。尤忆儿时见村民用红纸写上五个大字，供在正屋中，问是何字？答曰“天地君亲师”。又问“君亲师”何义？一老者告我：师即私塾先生。可见在田夫野老心目中，塾师的形象是崇高的。不才所居村中，刚好有位塾师，留着长须，不苟言笑，与村民往来极少兼之他又是寒族的族长，人们对他都颇敬畏，因此童年时非常淘气的我，却从来不敢走进他家因并不富裕而开在土墙上的大门，更不用说去参观其给门徒授课之所在了。有时，我坐在小河边出神，想像伟大的孔夫子的圣颜，也许就与这位塾师并兼任族长的老人家的模样，差不多。

今日临窗握管凝思，不禁为童年时幼稚的想像，哑然失笑。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在童年时所感知的塾师，实在也是古今塾师的缩影；稽诸史籍，从宋朝直至近代，塾师不仅一脉相承，待遇、地位、授课内容、门徒状况等，大体上倒真是差不多。

……

很多私塾并非日日上课，村塾适应农村耕作情形，农忙时放假。清道光时上海学者胡式钰谓：“今村塾中农家童竖，什什伍伍，成群聚读，每至四五月八九月耕获忙时，往往在家守望门户。”（《窦存》卷三）其实，又岂止守望门户？家境贫寒者，自小即随父兄田间耕作。笔者儿时虽发蒙即读的小学，但三夏、三秋大忙季节，学校秉承私塾遗风，即放假半月，从拾穗始，渐次插秧、割稻、挑谷担等，无所不为矣。犹忆民国三十四年（1945），家乡先旱后淹，笔者时年方九岁，即与兄嫂踩水车排水，烈日下汗淋如雨，暴晒数日，身上即脱了一层皮，宛如蛇蜕。回首当年，仿佛昨日事，令我感喟不已。

送君一支合欢花（节选）

暮春返故里扫墓。几十年的沧桑岁月，使儿时居住的常令我魂牵梦萦的村庄，彻底变了样。那高大的皂角树、挺拔的白果树、郑和下西洋时携归如今国内只剩下几棵的五谷树，已经无影无踪，似乎与先父母及亡妹的魂魄一样，永远归去无觅处，令我心中充满惆怅。但是，当我漫步在村庄的东头，眺望河对岸，顿时眼睛一亮：那棵儿时陪伴我赶牛车、读书的合欢树，居然还在，而且枝繁叶茂，春风吹来，婆娑起舞。

我清楚地记得，当年，这里有一个牛车篷，老水牛拉着水车，有时不分昼夜地转悠着，将水车到秧田里。放学后，我常常坐在牛车上，手捧一本书，慢慢读着。日暮时分，河对岸合欢树上开得正欢的粉红色的花，映入眼帘，像不落的晚霞，给我带来多少温馨！看着这棵如今已高达两丈的合欢树，真使我惊喜过望，它没有像白果树、五谷树、皂角树那样，遭到厄运，实在是个奇迹。

王春瑜谈枕边书（节选）

能否谈谈您童年时的读书？

王春瑜：我识字时正值抗战军兴，又处在穷乡僻壤，能够从乡邻处偶尔借到一本小人书、旧小说开心得不得了。1948年我读小学五年级，同学张达广借给我两册70回本的《水浒》，我连夜读，母亲劝我睡觉我也不理，灯油耗尽才肯睡。今天书店里的《水浒》随处可见，对多数少年来说想买也唾手可得，可在当时，既无处买，也没钱买，至今我对当时读《水浒》的那个夜晚记忆犹新，那么幸福、陶醉！

“学而时习之”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孔夫子的这句名言，教育了多少人！我在上初小时，虽然是新式教育，老师已不教《论语》了，但仍从寒族中位曾任塾师的长者口中，知道了这句经典。他跟我解释说，孔夫子教人读书，要常常复习，这样才能有长进。读高中时，我从曾任过塾师的乡贤韦景尧先生处，借得清末盐城鸿儒、曾受过张之洞青睐、其著作后来又受到过梁启超、阿英重视的陈玉澍老前辈的《后乐堂集》知道了“学而时习之”的“习”，是致用之意；也就是说，学习书本知识，要经常在实际中运用，这才是最快乐的。上了大学，听了经学史专家周予同先生的课，查了《十三经索引》及《论语》的相关资料，知道“时习之”习，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些纯属腐儒的凿空之谈，废话也。唯有陈玉澍及与其观点相近者的致用说，最近实际。

……

我在盐城中学读高一时，有次班会，主题是谈未来的志向。我说：当文学家。几十年过去了，也许我还算不上文学家，但毕竟是当上了作家。我指的不仅仅是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因为该会会员很多，实有龙、虎、狗之别，而是指我在治史之余，出版了十本以上的杂文、随笔集，这是读者知道的。当初我要是“法乎其中”，说当一名中学教师，也许我现在就是一位退休的小学教员，说不定因为吃粉笔灰太多，得上肺病，现在即使还活着，正辗转床榻，苟延残喘呢。我读完高中二年，即因病辍学。其时在1954年，后去家乡的初中代课。月工资是27.5元。当时的小学教师、合作社营业员，每月工资是18元，能养家糊口，在他们的眼睛里，我——当时虚年才18岁，已经拿的是高工资了。我口才不错，上课受到几乎是年龄相当的学生们的欢迎，只要我坚持教下去，二年后转为正式教员，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没有满足现状，没有忘记“法乎其上”，我的目标是上名牌大学。我一边教学，一边阅读相关书籍，第二年夏天，我以社会青年身份，考取了向往已久的复旦大学历史系。五年寒窗后，又读了三年研究生班，走上了坐冷板凳治史的道路。

我的经典选编观（节选）

编这本给中学生看的历史读本，不禁使我想起青年时代的一些往事。1954年秋，我因病辍学，乡居寂寞，便回母校建湖初级中学代课近一年，教过多门课程，其中包括历史课。当时我才十七岁，刚开始上课时，我面对的学生基本上是同龄人，实在有些胆怯，这并非我生性懦弱怯场。不，在“二战”期间，我参加过儿童团，在区乡民大会上作为小学生代表上台演讲，还参加过演出，见生人从不发憷。而当我走上讲台时，就立刻感到自己仅修完了高中二年级课程，知识远远不够，而可供备课的参考资料，除了南京教师进修学院编的一本外，几乎找不到其他资料。学生想看历史课外的参考书籍，更是难上加难了。

一年后，我以社会青年的身份，考取了复旦大学历史系。

胡康和《我的革命生活》（节选）

我的童年是在盐阜抗日根据地长大的。从记事起，在我家居住的蒋王庄上，不断有新四军驻扎，我家也常有战士居住，一位姓乔的伤兵，在我家养伤半年多。其中一位战士、一位大姐，对我非常好，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还有位新四军大姐，我并未见过，却让我惦记，她就是胡康同志。上世纪50年代，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书，有位同窗送我两本书，一本是陈允豪的《征途纪实》，另一本是胡康的《我的革命生活》。这两位都是抗战初期由上海进入苏北，参加了新四军，前者担任过《盐阜大众报》记者，也曾在淮安敌战区打过游击。他们的书都是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由上海的元昌印书馆出版。这是我见到的记述在盐阜、淮安从事革命斗争回忆录中最早的出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