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建湖文史网》上读到冷春煦先生的大作《和氏璧  传国玺  千古之谜》，很受教益，特别是传国玺在后唐之前的传承相当清晰。翻阅昔日剪报，《北京晚报》“夜大学”第98期刊有辛智《传国玺是否和氏璧》一文，其中提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说到宋代的皇帝宝玺，遂寻得此书，以图搞个明白。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是南宋一部著名的笔记体著作。作者李心传（公元1167—1244年），是南宋著名史学家，建炎是宋高宗赵构的年号，这本杂记甲、乙两集共四十卷，“专记宋室南渡以后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的典章制度及其他有关史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虽以杂记为名，其体例实同会要”，所谓会要，始自唐代，乃分立门类，记录一代典章制度、文物、故实的书籍。

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五中有“宝玺”条目，其中记述宋代皇帝的宝玺及传国玺之演变过程甚为详实，录述于下与诸君共读。

    此条目记称：“国朝（宋朝）南渡之后，御府所藏玉宝凡十有一，金宝三。”据其记载，十一只玉宝分别是：一曰“镇国神宝”，其上文字为“承天福  延万亿  永无极”；二曰“受命宝”，其上文字为“受命于天  既寿永昌”。此两只玉宝皇帝封禅使用。三曰“天子之宝”，此宝答外夷番邦上书用之；四曰“天子信宝”，此宝兴发大兵用之；五曰“天子行宝”，此宝封册用之；六曰“皇帝之宝”，此宝回复邻国上书用之；七曰“皇帝信宝”，此宝为恩赐邻国书信及器物用之；八曰“皇帝行宝”，此宝颁降御札用之。前面所说的就是当时所谓“八宝”，都是宋高宗时代制作。九曰“大宋受命之宝”，是宋太祖时制作；十曰“定命宝”，其文字为“范围天地    幽赞神明  保合太和  万寿无疆”，是宋徽宗时制作；十一曰“大宋受命中兴之宝”，此宝为宋高宗制作。三只金宝分别是：一曰“皇帝钦崇国祀之宝”，此乃印香合词表；二曰“天下合同之宝”，此乃印中书门下省文字，中书门下省亦指“政事堂”。宋建炎三年（1129），并中书省与门下省为一省，称中书门下省，即宰相机构和官署；三曰“诏书之宝”，此乃印诏书。从这段记载来看，宋高宗这几朝皇帝，根据具体情况来使用不同的皇帝玉玺，想来此前的皇帝也不会怎样清静。

接着此条目对传国玺的由来与流转进行了疏理，其记云：“自秦以前，上下通称玺。”并举了两个例证，一是《春秋传》：“季武子取卞玺书，追而与之。”《战国策》：“欲玺者，段干子是也。”此种情况，至秦始皇时改变，其记云：“秦有天下，始制天子皇帝六玺，自是惟诸侯王得称之。唐武后长寿二年，改玺为宝。”武则天之所以改玺为宝，说来原因还有些可笑，李心传分析为：“以玺音近死，故易之。”其又记云，唐玄宗“天宝十载，又合受命、传国为八宝。八宝之称，自此始矣。”由此可知，至少在唐玄宗时代皇帝用玺就有着八种不同的类别。“唐末丧乱，八宝或亡或失。周广顺中，始造二宝，曰‘皇帝承天受命之宝’、‘皇帝神宝’。太祖革命，传其二宝。至太宗，别制承天受命之宝，宝广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填以金盘龙纽（检高七寸、广二寸四分）。自是遂为定制。”

    传国玺是否为和氏璧制作，此条目作了详细论证，其记云：“镇国神宝者，仁宗皇佑五年七月所作也，篆如其名（宰相庞籍书）。受命宝者，哲宗元符元年五月所受也，其文相传以为秦玺，是李斯之鱼虫篆也。其围四寸。（卫宏曰：秦以前，金、玉、银为方寸玺；秦以来，天子独用玉。）”关于这只受命宝，当时有部著作《玉玺图》认为是赵氏之璧所刻，也就是卞和所献之璞，蔺相如从秦王手中诡夺的那块玉。据辛智介绍，北魏崔浩最先认为和氏璧被刻成了传国玺，崔浩说：“李斯磨和璧作之，汉诸帝世传服之，谓传国玺。”唐代史学家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继承了崔浩的说法，认为传国玺是和氏璧，并一直传到了唐朝。比崔浩略晚的南朝梁约则认为传国玺是蓝田玉，而非和氏璧，梁约说：“（汉）高祖入关，得秦始皇蓝田玉玺，螭虎纽，文曰‘受天之命  皇帝寿昌’，后代名为传国玺。”李心传也不赞同崔浩之说，他说：“余尝以礼制考之，璧五寸而有好，则不得复刻为玺，此说谬矣。”所谓有好，是指玉璧上有孔。古代称璧是指所谓“肉倍好”，也就是中间孔的直径相当于璧边玉。和氏璧直径不过五寸，如果中间有孔，则边肉不足二寸，李心传认为这样是无法再用来制作帝王玉玺的。也就是说，人们常说传国玉玺为和氏璧所制作是很可怀疑的。

那么传国玺究竟为何物，其来历如何，其踪迹如何？此条目记云：“至汉谓之传国玺，自是迄于献帝所宝用者，秦玺也。”此处“至汉谓之传国玺”指的是宋哲宗所受的“受命宝”，李心传认为：“子婴所封，元后所投，王宪所得，赤眉所上，皆是物也。董卓之乱失之，《吴书》谓孙坚得之洛阳甄官井中，后为袁术所夺，徐璆得而上之，殆不然也。若然，魏氏何不宝用，而又自刻玺乎？”在李心传看来，秦之传国玺实际在董卓之乱中已经丢失了，《吴书》中的说法属无稽之谈，因为如果孙坚所得是真的传国玺，那么曹魏皇帝肯定会使用此宝，而不会去自己刻个传国玺的。应该说，李心传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这样一讲，秦汉所使用的传国玺，到汉末时已经不知去向了，“厥后历世皆用其名”，但实际已经不是那只玉玺了。

秦玺失踪，晋玺登场。“永嘉之乱，没于刘、石；永和之世，复归江左者，晋玺也。”对此，李心传作了更详细的考证，他说：“魏氏有国，刻传国玺，如秦之文，但秦玺读自右，魏玺读自左耳。晋有天下，自刻其玺，其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寿昌’本书《舆服志》乃以为汉所传秦玺，实误矣。此玺更刘聪、石勒，逮石氏死，其臣蒋干求援于谢尚，乃以玺送江南。王彪之辨之，亦不云秦玺也。”

晋亡，而其玺却未能成为传国玺。此条目记云：“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者，慕容燕玺也。”李心传考证说：“晋孝武太元十九年，西燕主永求救于郗恢，并献玉玺一纽，方，阔六寸、高四寸六分，文如秦玺。自是历宋、齐、梁皆宝之。侯景既死，北齐辛术得之广陵，献之高氏，后历周、隋，误指为秦玺。后平江南，知其非是，乃更谓之神玺焉。”也就是说此时所说的秦玺，实际是西燕慕容燕所献的玉玺。

当时号称传国玺的还不止上面所说的这几只，李心传又举出姚秦之玺。此条目记云：“刘裕北伐，得之关中，历晋暨陈，复为隋有者，姚秦之玺也。”他考证说：“晋义熙十三年，刘裕入关，得传国玺而上之，大四寸，文与秦玺同，然隐起而不深刻。隋灭陈得此，指为真玺，遂以宇文周所传神玺为非是。识者谓古玺深刻以印泥，后人隐起以印纸，则此隐起者非秦玺也，姚氏取其文作之耳。”虽然隋灭陈朝得到了这只传国玺，并指其为秦玺，同时认为慕容燕玺那只神玺为非，但是李心传从玉玺所刻不深，与古例不合，认为这只姚秦之玺也不是什么秦汉时的传国玺。何以隋帝硬指其为秦玺，其用意并不难揣测，无非借此表明自己受命于天而已。

还有一只被人们误为传国玺的是大汉奸后晋皇帝石敬塘制作的。此条目记云：“开运之乱，没于耶律，女真获之以为大宝者，石晋玺也。”李心传考证说：“唐太宗贞观十六年，刻受命玺，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后归朱全忠。及从珂自焚，玺亦随失。德光入汴，重贵以玺上之，云先帝所刻，盖指石敬瑭也。”

李心传认为，以上数玺“盖在当时皆误以为秦玺，而秦玺之亡则已久矣。”不过秦玺闹剧还在上演，此条目记云：“绍圣三年冬，咸阳民段义者，斲地得玺以献，学士承旨蔡京言于朝，曰此秦宝也。遂以五月朔大朝会受之。受宝之礼，昉乎此矣。”

此条目最后还介绍了宋宝的来龙去脉，其记云：“徽宗崇宁五年，有献玉印者，只有方寸，其文曰‘承天福  延万亿  永无极’。大观元年，既得美玉、良工，遂黜皇佑镇国、元符受命二宝不用，命工更刻，而以九字为神宝之文，合天子、皇帝六宝为八宝，以二年正月元日受之。政和七年，复得美玉，大将九寸，乃作定命宝命，蔡京镌十六字为文，谓之九宝，以八年正月元日受之。又有皇帝恭膺天命之宝，至道三年，真宗嗣位时所制也，后从葬定陵。乾兴元年，仁宗即位更制之（参知政事王曾书）。天圣元年，为火所燔，又制焉（参知政事陈尧佐书），后从葬昭陵。学士范镇、礼官王珪言：‘宜为天子传器，不当改作。’而弗听也。嘉�薨四炅�月，英宗又制焉（参知政事欧阳修书）。神宗、哲宗皆循此制（哲宗宝，门下侍郎章惇书）。靖康之难，金人取玉宝十四，盖八宝之外，余宝凡六，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居其二焉，其一则徽宗元符三年所制也，其一则钦宗靖康元年所制也。高宗渡江，庶事草创，逮绍兴十六年再郊，始备八宝，而恭膺天命之宝不复作矣。大宋受命之宝者，建隆开基所创也，史册不载，围城中副留守邵博取而藏之，张邦昌遣使奉送大元帅于山东，因以为献。定命宝者，宣和内禅，藏龙德宫，金人不知之，故弗取。受命中兴宝者，高宗绍兴元年所作也。玉甚美，视定命宝犹大半分。金宝三，皆建炎二年秋所作也。”

从李心传所记来看，宋朝时兴起把玉玺带进陵墓，这样继任的皇帝真宗、仁宗、英宗、徽宗、钦宗都很热心于制玺，以至于大臣们实在看不下去，告诫“宜为天子传器，不当改作”，这些玉玺虽说很是精美，也很是丰富，可是醉心于制玺作宝，不去真心关爱百姓，不敢真心抗击敌寇，不能真心任用贤臣良将，最终这些宝玺都成了金人的囊中之物，实在是莫大的讽刺。更让人痛惜的是，宋高宗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其中的关键，同样去翻新玉玺金宝，偏安江南，满朝以苟安为务，以残喘为业，宋王朝终于被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懦弱王朝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