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而廉政建设也一直是我们党高度重视的一项工作。新四军作为我们党最有代表性的革命队伍之一，在廉政建设上鲜明地体现了党的宗旨，同时也有许多值得今天学习与继承之处。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就是对廉政建设之本的把握。新四军为什么重视廉政建设，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许多新四军文献中充分地体现了这样的精神，这里想向大家推介黄克诚的一次讲话。这个讲话收在《黄克诚与苏北抗日根据地》一书里，题目叫《一件老事情》。在这个讲话中黄克诚对新四军廉政建设之本作出了明确的回答，那就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里的高于一切，就是高于新四军自身的利益，高于我们党的利益。

（一）

1944年1月20日新四军三师兼苏北军区发布《关于爱惜民力的训令》，训令批评一些部队对爱惜民力执行甚差，滥征民夫，妨害人民生产，使人民负担颇重，要求主力及地方武装对民力加以爱惜，各种劳作自己多多动手，并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1944年2月在新四军三师师直干部会议上，黄克诚就拥政爱民作了专题报告。后来这个报告发表在三师政治部出版的《先锋杂志》1944年第9期上。

这个报告开头就提出“在思想上确立人民武装的观点”。新四军与以往的军队，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民族的、人民的、工农的军队”。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黄克诚强调：“我们军队的一切都是为人民奋斗的。……为民族、为人民、为工农而斗争是我们的天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军阀思想，才不会去压迫人民，在黄克诚看来，因为我们是为人民的，所以对人民连“狠话”也不能说，更不用说去侵犯损害人民的利益了。

接着，黄克诚强调“要确立依靠人民的观点”。他在讲话中强调，拿我们共产党的任何个人来说，并不是与他人有什么特别不同，有什么三头六臂了不起的本事，而在于我们力量的来源是人民。他说，我们是为了追求真理才出来革命的，而实现这个真理，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实现。他用旧军阀的失败与我们新四军、八路军的不断成长相比较，说明我们为人民斗争不是对人民发慈悲，而依靠群众则又是决定性的，他强调：“我们有了真理，我们为群众利益奋斗，我们又依靠群众，所以我才从群众中间得到无限的力量。”

这个讲话接下来讲了四个方面的事情，即：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爱惜民力；对人民利益加意爱护；帮助农民耕种收割。听起来对于我们伟大的目标似乎都是小事情，可是因为都是与人民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在黄克诚看来，这一切都是大事情，认识不到这一点便是军阀残余思想作怪。在这里，黄克诚讲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这个道理后来我想也是支撑他敢于反对过左浮夸等不切实际做法的源头：“大家要牢记：只有人民生活改好，对我们才会有信仰；如果我们来了，人民生活反而苦了，负担加重了，那么他的情绪无论怎样也不会高，怎样吹也没有用的。”这里讲的要求很是具体，有帮助农民组织劳动互助、帮助办冬学、安家计划，有帮助人民生产、进行时事及政策宣传，还有积肥，包括行军的时候把粪便集中保存，以后运给百姓，还有爱惜民力方面的许多规定。

最后黄克诚要求部队干部对人民与地方政府的态度问题，特别强调：“对人民态度一定要和蔼，要以兄弟的平等的态度对人民。

黄克诚说：“能够做到这些就会更能团结人民，取得人民的拥护和帮助，就能战胜一切困难，无敌于天下，取得解放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全部胜利。”

（二）

每一个老百姓都是人民。只要不是敌人，就是人民，而人民就是我们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队伍应该服务的对象。我们过去喜欢把人民作为一个所谓集合概念来讲，往往说人民包括某个个体，而某个个体却不能说就是人民。其实从社会学的意义来看，只要不是敌人，每个个体的人就是人民，如果我们是人民的政权，那么就应该关心他的生产生活，关心他的内心情绪，而不能以“他”不能代表人民，视而不见，置之不理。我们可以冷静地分析一下，许多突发事件、重大案件，往往就是因为我们对一个个个体利益的忽视而造成了面上的影响。感化人民决不能有“硬的行动”。如果我们确立了人民是由一个个个体组成的，而同时我们又确立了应该平等地服务每一个个体时，那我们当然就会发现个别的人民会让我们很是头疼。黄克诚在《一件老事情》中就讲了一个具体的事情，说七旅有一个班遇到这么一个人家，老太太起初对他们很不好，不让房子给他们住，七旅的战士们不觉得委屈，也没有以抗日救国为名去压制她，不但不住她家的房子，还帮助老太太挑水做活，终于用自己的劳动感动了老太太，结果老太太不但请他们住进去，甚至通宵不休息帮助一个班的战士把袜子做好。黄克诚语重心长地说：“大家要学习这个例子，对于个别还落后的人民，要以平等的兄弟的同志的态度来感动他，以劳动感动，绝对不应有硬的行动。”接着他更是意味深长地说：“这不但教育了自己，也教育了人民，而且自己出得到利益。”战争年代，我们都必须诚恳地去感动人民，去感动每一个人民，今天和平建设时期，我们更没有理由对人民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除非我们并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这里也许会说到拆迁上的钉子户、上访中的死缠户，只要他们没有违反法律，没有危害他们与社会的行为，

人民有权力畅所欲言。阻塞言路已经被古今中外历史反复证明是最愚蠢也是最无效果的统治手段，古人讲：“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不让人民说话，并不能证明统治者的强大，恰恰相反，说明统治者的虚弱与信心不足。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一点黄克诚做得很到位，老百姓批评新四军用民夫太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及后来的解放区，当时的领导人包括最高领导人在这方面都留下了经典的范例。在延安，因为粮赋太重，陕北老百姓滋生不满。有一次，天上打雷，有位老百姓说怎么不把毛泽东打死。毛泽东得知这个事情，不但不允许对这位百姓采取任何惩戒，相反由此反省我们自己的工作，更深入广泛地征求各界的意见，最终感到不把人民的负担降下来，与我们奋斗的目标是直接冲突的。于是一方面采取了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精兵简政的建议，对陕北边区的党政机关进行了大规模的压缩，另一方面在整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提出“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口号，大大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自然也有力地加深了党和军队与人民群众的感情。黄克诚在这个讲话中说：“中国人民一向受着封建压迫，没有言论、结社等等自由，所以团结是涣散的，文化知识是落后的。我们为人民斗争，不但为人民打仗，还有唤醒、宣传、组织人民的任务。”他还举了自己过去在红军做政委的经历，说那时随身一个石灰桶和一个笔记本子。到了地方以后就调查社会情形，记在本子里，在墙上写标语，然后开群众大会，做群众工作。

让人民来监督与约束我们的队伍。我们的队伍有自己的纪律，但光有这个还不行，更主要的还要让人民来监督、约束我们。因为我们是人民的队伍，那么我们自然应该接受人民的监督与约束，也必定应该欢迎人民的监督与约束。1941年3月，黄克诚刚刚到达淮海区，在《目前淮海区的具体工作》的指示就开展政权工作时，特别强调：“要展开真正的民主运动，切实的进行民主化的工作，提高人民的政治水平，使广大的人民能够关心政治问题。……除了建立县区的参议会外，还要建立乡保的民意机关，要真正合人民能够向乡长提出自己的意见，使他们敢大胆的采取合法的方式批评行政人员，批评共产党、八路军。政府的每个法令要普遍请群众来讨论，在中心区要发动群众讨论自己的切身问题，如春耕救灾，打匪及抗日民主自由。要确实的给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自由，并给予人民以选举、批评等权利。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人民的积极性，才能够使群众和政府打成一片，来巩固抗日民主的政权。”

一刻也不要脱离人民。在这方面教育是非常必要的，黄克诚强调：“在教育内容上，除了战士教育和干部文化教育、时事政策教育、政治理论学习与业务研究等以外，应当采取各种方式，经常地进行反对旧社会习气传染，反对依法腐化，提倡爱护公物，提倡节约运动，和了解本身任务的重要性，提高政治负责性，发扬艰苦任劳精神的教育。”黄克诚在讲话中把我们的队伍与其他党派军队来比较，他问同志们，这些党派本钱比我们大，压迫老百姓的办法特别多，但是他们不能存在了，而我们却能得到发展，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个人比国民党这些人厉害，也不是得到什么菩萨上帝老爷的帮助，“只是我们共产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同志执行了毛泽东和中央的依靠群众的方针，而他们国民党军队则违反这个方针，反而与敌伪一样压迫群众。”他还特别地强调，我们革命我们为人民而斗争，决不是向人民发慈悲，也就是说决不能“以为天下是枪杆子打出来的，以为政府是老子建立的，以为政府如果给筹钱、慰劳、扩兵……这还不错，如果不办差，不办这些东西就要整，就该打该骂，就拿枪杆子对付”。那样自然就不是人民的队伍。因此，我们与人民群众在意识上不能脱离，在生活上不能脱离，这样才能在感情上才不会疏远，自然会永远被人民当作子弟兵，当作自己的队伍。

在维护人民利益上没有特殊。关键在领导机关与领导干部要立足人民利益。黄克诚在讲话中强调说：“谁再浪费民力谁就是犯罪，再犯浪费民力之罪的，党内要开大会斗争。希望大家下个决心，直属队作一个模范。”这里不但说领导机关与领导干部没有特殊权力，而且强调更应该带头去维护人民利益。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谓上行下效，领导机关与领导干部的人民利益意识强烈，才能保证这个意识层层得到强化，否则只能是表面文章。毛泽东曾讲过长官骑马的问题，以此来说明不搞特殊化并不是说就搞绝对平均主义。这里有几个问题，一是这一切确实出于工作的需要，二是明文规定、公开透明，三是特而不殊、供而有度。当然这些本来就是出于领导者的基质来操作的，很容易受到形势、环境、身边人员、自身习惯的影响，到了解放后虽说很长时间有着警惕，但后来在物资供应、精神生活等方面都给予高级干部许多特殊的利益，结果上行下效，特权成为公开的权力。实际特权是最公开的腐败行为，作为制度定下来那更是制度层面的腐败。在人民利益面前，要敢于舍弃我们自己的一切既得利益，这才合乎我们共产党人革命的本意，也才能保证我们共产党执政的永远清正，无欲则刚，不摆脱个人私欲，就无法真正挺直反腐的腰杆。勇于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我们自己的利益，这才是真正的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陈允豪曾经回忆过这样一件事情，1943年春节前夕，敌人对苏北抗日根据进行大“扫荡”，三师师部为了跳出敌人的合击圈，决定从黄河河南撤到河北。河上用几十条小木船搭起一座浮桥，这时附近的老百姓也拥到河边，这时师部人员大多数在南岸，黄克诚自己也在河南岸。渡口人又多又乱，几乎形成军民争渡的局面。这时，黄克诚大喝一声：“部队停止，让老百姓先过！”直到老百姓全部安全到了对岸，黄克诚才和部队在敌人密集的枪炮声中一一过桥。（《心里装着老百姓——黄克诚的故事》）也许黄克诚有很多理由让自己和部队先过河，但是当着自己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勇于牺牲自己的利益去保护人民的利益，这是最能得到老百姓认识与拥护的。我们现在有一些干部在自己的政绩工程或者说自己的仕途与人民利益发生冲突时，有没有这样的胸襟呢？

从制度上保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在黄克诚看来，最具体最到位的制度就是三大纪律十项注意（后来统一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回过头来再唱一唱再想一想再对照对照，我们今天有着很多的制度不能说不必要，但其实离不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里的规定。我们如果用这些来逐条对照对照，必然是非常有益的。单说一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违犯这一条在我们的革命史中遭到严厉处罚的并不少见，但唯其如此，才保证了整个队伍的廉洁，保证了群众对革命队伍的真心拥戴。因为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人民才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子弟兵，他们才会在最危险的时刻豁出性命来保卫我们的队伍。

（三）

维护人民利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在黄克诚三师时代，这就是一件老事情，在黄克诚看来，当时比较红军时期就有了不足，这说明这一点，坚持是很难的。为什么难呢？就是人民与历史希望我们的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但事实上我们的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又是有血有肉有感情有私欲的人。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实际已经很清醒地指出了这一点：“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新四军时期，虽说内部是军事供给制，这是战时供给的特点，由于仅仅保证温饱，并无个人积蓄的形成与继承，对廉洁问题似乎并不那么突出。但因为当时的环境背景同样让新四军的廉政建设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当时的后勤单位。黄克诚在这个讲话中专门批评说：“过去事务长是浪费民力专家。卫生部连伙夫担子都找老百姓挑，在直属队里卫生部是浪费民力的大王，其余单位都是二王，没有三王。”为此，黄克诚1942年2月在中共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就专门对部队后勤单位是廉政建设提出了明确的意见与要求，首先要加强后勤政工组织，加强党的领导；第二，加强后勤部门的教育和干部的学习；第三，政治工作作风上、方法上，应有不断的研究、创造精神，以更好地适应后勤工作；第四后勤政治工作中更需重视锄奸保卫工作与居民工作，第五，保持后勤工作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我们队伍的廉政建设，同样可以从这中间得到有益的启示。实际上就是要密切与群众的血肉联系，要真诚关心群众的切实利益，要落实群众的民主权利，同时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群众观点的教育。

从密切与群众的血肉联系着手。我常常在问，如果一切从头来过，会是什么样？有那么多的老百姓把自己的儿子甚至是独生子交给你么？有那么多的老百姓会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支前、去保护文件、去保护枪支弹药，去完成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所托付的任务么？有那么多的老百姓会冒着杀头甚至全家杀头的危险，而把我们的干部战士认为义女，认为儿子么？如果说我们希望永远保持这种肯定的自信心，那么我们完全应该反省一下，应该怎样做才能如此。不要说老百姓太现实，而应该说老百姓最实际，谁好谁赖，谁真谁假，很多事情都是体现在很平常很细微的地方，不需要如花似火的渲染，不需要热闹轰动的形式（花架子），也不需要口若悬河的鼓噪。黄克诚的《一件老事情》，这其中所述之方面似乎琐碎，但老百姓不正是从这些身边小事认识了我们共产党的伟大，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自己的子弟兵吗？实际，实际，你真的在为老百姓谋福利么？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指出：“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忧党之心，忧什么？我以为首先就应该忧我们党与群众的关系。有首歌叫《江山》，其中有这样一段歌词：“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共产党永远的挂念；老百姓是山，老百姓是海，老百姓是共产党力量的源泉。”这歌词很生动，当然也很婉转，如果用“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来形容老百姓与我们共产党的关系，可能更直接更到位，也应该更让我们警醒。

从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着手。黄克诚率领三师到达苏北时，由于国民党的反共欺骗宣传，人民群众对我党我军缺乏了解，自然抗日救国的战斗与我们自身的发展都很难开展。黄克诚晚年时专门就当时打开局面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他在《新四军第三师的战斗历程和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中写道：“我们切实关心群众疾苦的实际行动，恰与国民党横征暴敛、血肉百姓的行径形成鲜明对照。人民群众开始认识到：‘共产党才是真正为老百姓办好事的！’连一些曾对我们抱怀疑或抵触情绪的士绅，也渐渐改变了看法，开始向前我们靠拢。”事实就是如此，这里可以说说1944年年初建阳县各界代表与新四军三师首长互相发函道歉的事情。事情实际就发生在黄克诚作《一件老事情》讲话的前后，这年1月13日，建阳县当地著名士绅唐碧澄、陈曙东、乔耀汉、陶益吾等率各界代表320人，联名给三师首长及全师战士发出道歉信，对未能尽力帮助部队与抗属表示歉意，为什么能够这样呢？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坚决抗日，忠勇奋斗，收复广大地区，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种种政治措施，无不以爱护人民为出发点”，“饮水思源”，提出今后“纠正以往，更加团结，更加努力，建立军民一条心”。黄克诚、洪学智、吴法宪、杨光池四位首长2月23日回函除了对各界人士捐助粮草、出民夫、参军、拥军优抗等工作深致感谢，更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军反省对人民的贡献还太少，相反有许多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如别部队中还有人打人骂人，强用民夫，强借东西，不尊重人民风俗习惯，以及违反本军‘三大纪律十项注意’的光荣传统的现象。这些是我军要向诸先生及各界人民道歉并保证在今后纠正的。希望诸先生及各界人民，对我军继续鞭策，并对各项工作多予批评与指导，伏到军民更加团结。”其实读完这样的话语，我们对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源泉，也就十分了然了，他们得到人民的拥护与得到最后的胜利，也是十分必然的了。

从民主权利落实着手。民主才能保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人民民主是最根本的举措，既能够保证人民利益真正高于一切，同时也可以有效加强廉政建设。黄克诚在这个讲话中就批评一些人的军阀观点，“不把人民看成主人，看成自己的母亲，自己可靠的兄弟，而把人民看成奴隶，看成狗奴才。说老百姓非整不行，说中国人有奴隶性，不整不听话，自己可以压迫老百姓，而老百姓抗议一下就不行，地方干部中也有说老百姓非强迫命令不可”。据黄炎培《延安归来》记载，1945年夏，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黄炎培等6名国民参议员为了推进国共和谈前往延安。延安朝气蓬勃、健康向上的情景，与他们在陪都重庆所见所闻的乌烟瘴气适成鲜明对比。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到家里作客，正是在这个简陋的窑洞里，黄炎培提出了摆脱封建朝代兴亡周期率的问题。他坦率地说：“吾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的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侯，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到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所提出的兴亡周期率也是极有见地的，而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希望也是相当厚重的。毛泽东深思以后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此答应该说真正说到了要害处关键点，这也是他从中国革命实践中得出的必然的结论。黄炎培也深感这确是一条新路，他说：“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8月第一版第148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不是慈悲之举更不是什么恩赐，而是我们的宗旨所在，根本所在，自然也是我们廉政建设之本。

老事情并不能因为“老”就不去反复教育，特别是对于我们的领导干部，不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就容易把这样的事情看得轻了，看得淡了，在决策的时候就会忽视人民利益，在推进时就会侵害人民利益，人民利益无小事。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就是一个鲜明的标志。四项基本原则的根本是什么？说到底四个坚持最根本的就是坚持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利益。假如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实际上是否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就是检验我们党的宗旨有无褪色的唯一标准。

关心人民的利益，这是一件老事情，但是我们确实需要真诚地全面地彻底地去反省一下，从制度层面从执行层面从感情层面去深刻反省一下，在这件老事情上我们有没有得罪人民，对人民有没有欠债，应该如何去努力改正与完善。我以为，只有把这个问题作为立足点、出发点与归宿点，我们讨论廉政建设问题才能是真心实意的，也才会有明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