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来信提出：“是否天然就会有原教旨主义与修正主义之争？”我以为这个问题很有意味。其实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判断，那就是天然就会有原教旨主义与修正主义之争。我想这个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我以为“天然”两字还需要改成“必然”。我想这大约可以从文本因素、环境因素、智慧因素、语言因素等方面得到说明。

文本因素。原教旨主义也好，修正主义也好，他们所围绕的共同文本往往是一个，如果说各自所解释的文本或者说基本文本并不相同，实际上并不构成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而这个共同文本本身往往会造成人们不同的理解，这里一个是因为文本本身讲述的背景缺失，脱离语境去理解一句话，自然可能会有多种解释，有时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解释。再一个是因为文本本身比较概念化，有的还有些模棱两可，给予人们不同解释的空间。孔子的学说实际上这样的空间最大，这也是孔子去世不久，儒家学派迅速分化成不同流派的原因。其实在《论语》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子游与子夏之间的攻讦，《论语》十九篇《子张》记载，子游批评子夏教导学生尽是些“洒扫应对进退”的仪礼小节，对于儒家学说的大道根本却不知追求深思，而了夏呢，则回应说要想什么都传授给学生，只有象孔子那样的圣人才能做到，就我们这样的水平与能力还是先老老实实地从小处着手，不要好高鹜远，最后学生什么实际的东西也得不到。这是从大的方面说的，具体的论断上的理解差异那就更为普遍了。这样的问题自然不只是出现在儒家学说，而是普遍地存在，这里只是说儒家学说体现得更为突出。

环境因素。这里包括时代的，也包括空间的。对同样的文本不同时代的人们往往有着不同的需要，不同的利益集团也会有着不同的需要，那么对奉为经典的文本自然会根据这些需要去作不同的解释，有些甚至会对文本进行神秘化的处理。儒家学说在西汉时期被董仲舒神学化是一个显明的例证，那是希望借助上天的神秘力量让人们接受儒学，接受西汉统治者的控制，这基本还是沿用的上古精神控制的思路，即借助神力。而到了宋代程朱对儒学的理学改造则走了另外一条道路，因为经历了长时期的动乱，加上人类智慧的发展，神力的控制已经越来越变成仪式化、空泛化，也就是说，人们可能还会有着对神力的恐惧，但更多的则是转向对自身力量的依赖了。正因为如此，程朱理学围绕着人的本性修炼做越了文章，《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变成了重要的文本经典，其解释自然也就充满了他们那个时代的气味了。《论语》第二篇《为政》中记录了孔子著名的一句话：“《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思无邪”出自《诗经·鲁颂·駉》，诗云：“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专家们一致的意见这里的“思”是发语词，思无邪，即无邪，是说车马直行。那么孔子为里用“思无邪”来概括《诗经》取其“直行”，应该说还是蛮智慧的。后来有人认为这里的“思”是指的思想意识，“邪”是指的邪恶、淫邪，并由此认为孔子认为《诗经》没有淫邪之类的内容。这样的理解，显然是夹杂了后世道学家们推行自己思想的需要了。

智慧因素。修正主义者所以有市场，或者说所以能够统领市场，正在于解释文本本身是需要智慧的。文本形成以后，让人们接受解释就是一种重要的过程。自我阅读自我理解，那只是个人行为，并不形成社会学意义的解释，如果仅限于此，那么自然不会形成什么原教旨主义，也不会形成修正主义。但人类的文本阅读与解释是不可能如此的。创新是做学问的一种必然思维。做学问者无论是谋食也好谋名也好，都知道拾人牙慧是无法引起关注的，非得立异说成新学才能取得地位。即使孔子说“述而不作”，可他那一述也是不得了，《春秋》在他手里，一词一句都成了褒贬的标准，所以有人说此书出而天下乱臣贼子惧，其实前面还要加上“自此以后”是个字。

语言因素。这里一个是就文本当时的语言就有不同解释的可能。就比如孔子最有名的论断之一，再一个是语言本身的发展，导致同样的文本材料却有了不同的解释。比如《论语》第八篇《泰伯》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读法，便有着很大的差异。一种读法是从皇侃以的权威读法，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就老百姓只要让他服从命令就行了，不要让他们知道其中的道理。这个读法似乎孔子象老子一样主张愚民之术，这显然把“富民、教民”作为两大主政的孔子思想矛盾，所以早就有人怀疑，宋代程颐虽然接受这样的读法，但他作了这样的解释：“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岂圣人之心乎？”后来清人宦懋庸《论语稽》是提出了另一种读法，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解释说：“对于民，其可者使其自由之，而所不可者亦使知之。”根据这种读法还有了另一种解释：“舆论所可者，则使共由之。其不可者，亦使共知之。”当然语言的问题往往只是表现形式，实际还是关系到内涵的理解。这里还有一个断章取义的问题，这是从孔孟时代就已经形成的做法，今天我们的学术讨论已经把断章取义共认为错误做法，在那时实在是作为一种充分体现智慧的做法，贵族们是要把这作为交际的重要本领来练习的，孔孟也把这作为重要本领传授给学生的。前面“思无邪”便是一例。

除了上面所说的这几种因素，还会有其他一些因素，而且很显然，这些因素往往又不是单一地发生作用，就如前面所举的“思无邪”一例，实际就有文本因素、环境因素、智慧因素、语言因素的共同影响。

实际上，从解释学（阐释学）角度看，每一个文本诞生以后，它的本义就会变成多义，即使文本的作者有过明确的解释，更多的时候也会不由其作主，越是影响大的文本越是会得到这样结果。所谓一千个读者便会有一千个莎士比亚，也就是老祖宗所说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然这里我总觉得有个学术思维与道德约束的问题。话又必须得说回来，道德约束往往是敌不过利益需要的，而且解释又往往会服从需要。建湖土语中有“人嘴两块皮，处处总相宜”的说法。那么就旁观者而言，重要的或者就是要真的“旁观”，这样才能做到“清”，即能够清楚地发现不同解释中哪种因素在起着作用，哪种解释在道德约束上的薄弱，这样对自己的抉择必然是有好处的。

再有就是从学术思维上还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更正确地得以文本的本义，可以通过文本内部材料的比较，同类文本的比较，文本与背景的联系分析。当然“本义”有时并不一定就能成为文本在某个时代的主导文本意义。甚至可以说，文本传播得越久远，其本义往往被湮没可能性就越大，被歪曲的程度也可能越重。在这样的情况下，追求到文本原教旨的人们就会更觉得真理在握，而对世人的曲解、异读也就更不能接受，义愤填膺，怒火满腔，这些都是必然的，这也就是一般的来说原教旨主义者要比修正主义更加好斗的原因。其实如前所述，好斗本身并不能说明原教旨主义就正确，因为这些原教旨主义者所追寻的所谓原教旨并不一定真的就是原教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