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总的让人是一个懦弱的王朝，除了开国的两帝有些阳刚之气，其他都颇有些失之于软，若不是陆秀夫背负幼帝投海，保住了最末一位皇帝的尊严，恐怕宋代就成了历史上少有的四帝被俘投降的朝代，这多少让人有些感慨于宋代君主的懦弱。

不过虽说宋代也有文字狱，也有党争，甚至可以说有时非常地惨烈，但怎么的也不象元明清那么血腥。可以说，贬而再贬，谪而再谪，压迫得让人精神难以承受，这些都有。最著名的北宋时代莫过于乌台诗案，苏轼及其“苏门四学士”纷纷落马，不但仕途堵塞，就是生路也几乎断绝，但终于是没有杀了一人。

近读清人法式善《陶庐杂录》有“宋太祖于太庙寝殿夹室镌一碑”条，其记云，此碑谓之誓碑。，每当新天子即位，行礼开启，并要默诵牢记碑上的内容。平日“封闭甚严”，“虽腹心大臣近臣皆不知”。后来靖康之变，北宋被金灭亡，外人才得以看到碑的内容，碑上一共有三行字，一云“柴氏子孙，不得加刑市戮、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这第一条是告诫自己的子孙，赵家天下是承继柴家而来，不可数典忘祖，这一条便显出赵匡辄之宅心仁厚，而第二条所说的不得杀的两种人，士大夫乃民之精英，杀之易失民意，哪怕有些士大夫太过犯嫌，但完全可以不要以杀来了之；至于上书言事之人，估计指的是那些言事逆耳之人，其实所谓“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也不当以杀来了之。这些实在不仅仅是宅心仁厚了，而且是见识高远。有宋一朝，虽说内忧外患相当严重，但现在的史家一致认为这个朝代的科技发展、文化发展，是一个最宽松最自由的朝代，当然也是高耸于世界之巅的一个朝代。观此，方才知道有这样一条祖训在，而且是非常严肃与慎重地执行着的祖训。

到了南宋，特别是高宗一朝，此条祖训被严重破坏，或者对于高宗来说他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样一条祖训。高宗那时生怕徽、钦二帝南返，即使知道有这样的祖训，也不能指望他去遵循了。于是他的屠刀不但砍向了一心想杀到黄龙府，迎返二帝的岳飞父子，更砍向直诛其心的士大夫与言事之人了。太学生陈东被杀，布衣学者欧阳澈被杀，前者还得有其友收葬，而后者则辗转被落葬在今天的建湖县恒济镇一带。此后高宗的此类恶行不胜枚举。

这里就要说到第三条，此条用今天的话说是赌咒，似乎是迷信而已，但其精神力量却又是不可否认的。南宋王朝到了后期，不象其前面的六朝，也不似后来的明朝，其士大夫之力足以中兴，足以支撑大宋再现繁华，然而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这样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最终难敌天意。据《仙游县志》所载陆秀夫《白同寅书》，他非常沉痛地说：“日蚀昼阴，波翻浪浩，上天如此震怒，海犹不容，何以图复！不肖实不忍言所终矣。”我们常常会认为所谓“天亡我”，是无据无奈之语，其实细细想来，还真的不是这样。倘若宋高宗不违祖训，不去滥杀士大夫与言事之人，乘金衰之际，识元藏之心，即使不能重整山河，偏安东南还是完全有可能的。

宽敞言路，看似小事，关乎大矣，岂可忽哉！可叹当局者总是身处庐山之中，不愿伸颈一观，遂使真实面目难以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