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大学，有一个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这个以记录村庄、农民生活为特点的文献资料中心，研究、收集的文献资料和实物，全面而深刻地展现了以山西为代表的中国北方农村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解体这段“集体化时代”的历史。这些自下而上的、来自村级民间的档案资料，几乎涉及了集体化时代农民生活的所有方面。在这些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过程中，山西大学抢救了大批散落在民间、濒临消失的宝贵资料，为我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创新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旧货市场“淘宝”

    2003年邻近春节的一个周末，山西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主任行龙教授又来到太原南宫旧书市场淘书。猛然发现一个小贩守着个鼓鼓的化纤袋的蹲在那儿待价而沽。过去一看，袋子里装的是契约、文书。除了有关房契、地契、煤窑买卖的契约，还有很难见到的反映厕所转让、共用方面的契约。农村厕所是肥源，建厕所又要占地，故有此类契约。行龙花了400元全部买下。第二天，那位小贩又拿来更大一袋，里面是清徐县东于镇解放前至“包产到户”这段历史时期的档案文书。行龙在墙根下翻了一上午，再次全部买下。

    两次经历让行龙非常震撼：这些小贩像搜寻古董似地从乡下搜集的这些东西，是研究社会史极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历史研究的进步与创新，不仅在于观念的变化，更在于资料的占有，资料的多样性往往会催生新的学术增长点。此后行龙又去过多次，小贩们一见他来就拥上去与他做买卖。

    2005年，华中师范大学老校长、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应邀来山西大学作学术演讲，同时想去祭祖——他家祖上三代五人在山西做地方官，死后都葬在太原附近的剪子湾村。行龙得知，墓地上已建起了小区；一条高速路马上要穿过这里，这个古老的村落形态将不复存在。这使行龙再次受到震动：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很多村落都会变迁、消失，很多有史料价值的文献资料也会随之消失。强烈的危机感促使他当即带上三名研究生用照相机、摄像机把整个村子拍了下来，并说服村领导把村委会几十年的资料全部运回学校资料中心保存。章开沅先生在山西大学看到抢救回来的这些资料，感慨地对行龙说：“这项工作太重要了！”

组织团队下乡搜集

    如果说2005年以前这种民间史料的收集还只是行龙的个人行为，那么2006年的一场演讲会使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美国学者韩丁曾在1946年以土改工作队员的身份进驻山西长治张庄。1948年回到美国以后，他以亲身经历结合张庄的历史文献，出版了著名的《翻身》，该书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的一本重要著作。

    行龙觉得这个案例对推动学校的社会史研究很有意义，就把张庄也作为中心资料收集和研究的重点，他带研究生去张庄做田野调查，了解张庄1949年以后的变迁，并把韩丁的姐姐韩春、韩春的女儿女婿以及张庄的支部书记王金红请到学校作报告，讲韩丁，讲张庄，在师生中产生了强烈反响。从此“中心”对基层的文献史料的搜集，便从个人行为发展到由导师带领研究生和部分历史学的本科生组成团队，进行“集体式搜集”。

    搜集过程很不容易。发现有价值的东西本身就很难，发现之后想拿回来就更难。最初他们发动学生从自己家乡做起。山西大学的学生有不少家在山西农村，从家乡做起，人熟地熟。但困难仍然很大，特别是那些在阶级斗争年代涉及到个人或一家一户的东西，农民戒心很重。怎么办？行龙说有两种办法：一是住到村里，让对方了解我们。中心的马维强副教授当时还是研究生，他在阳高县上吾其村住了半个月，与干部沟通，帮村民家干活，和群众打成一片，让群众了解：山西大学师生拿这些东西是为了从事学术研究。最终得到村民的支持。第二种办法是把村干部和村民请到学校参观中心，让他们直观地了解已经整理和放在展厅里展出的文献资料的保管情况，并签订协议：资料提供者如有需要，可随时取用。这个办法特别有效。中心搜集的范围，也从单个的村庄，发展到分别对晋中的昔阳、晋南的永济、晋东南的潞城这些在地域、资源、政治文化方面各具特色的县市，开展“地毯式”的搜集。

确定以“集体化时代”为重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心”已抢救、整理了200余村庄的上千万份的资料。应该说，确定以“集体化时代”作为重点，既是这些资料本身呈现的特点，也是行龙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视角，对这些文献资料的价值进行审视的结果。

    行龙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山西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一直到全国“农业学大寨”这段“集体化时代”中，不断涌现出影响全国的典型。数量巨大、反映这一历史时期农村社会变化的原始记录，为研究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发展变化的历程，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搜集整理这些文献，对于再现历史，客观地看待中国农村走过的道路，科学地总结其经验教训，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参照，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中心”发表、出版了几十篇（部）建立在集体化时代乡村资料基础上的论文和著作。三联书店2007年出版的《走向田野与社会》一书中“集体化时代”是最有分量的部分。该书引来学界的广泛好评，认为行龙教授“开辟了‘集体化时代’研究这一新领域”；认为他的研究方法“是一种超越以往社会史专题细分化、时代切割化研究的新范式，使得社会变迁的过程不再被斩断，从而使历史研究更具现实价值。”

     2011年行龙与他的团队成员马维强、常利兵合著的《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指出：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基层档案可谓“无所不包，无奇不有”，其重要价值在于它的数量庞大而不可复制。我国大量村级档案实际上长期处于散乱处置的状态，而村庄恰恰是集体化时代最大的主体，如果没有村庄档案的存世，若干年后，我们将怎样去研究这段历史？那时又到哪里去寻找这些基层档案？

    在出版社为这部力作举行的新书座谈会上，原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教授说：“这是一部真实可信、生动具体、客观公正、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它的重要特点是眼光向下，关注普通老百姓的生产生活、观念变化、心理状态，准确地反映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史研究所田居俭研究员说：“这部书，使我看到了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希望和未来。”各类媒体纷纷报道了《阅档读史》一书为中国社会史研究带来的新鲜气息。

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2006年，美籍华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研究中国历史、中国农村问题的著名学者黄宗智来山西大学参加“中国乡村问题研究国际研讨会”，会议期间，他参观了“中心”之后非常惊讶，将行龙和马维强合著的《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述略》一文发表在美国著名的Modern China（《近代中国》）杂志。

    2008年，山西大学利用多年搜集的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档案资料，创建了具有浓厚历史性、学术性色彩，又不乏细腻生动的“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展览馆。展览馆不仅成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和“情境化”教学实践的重要平台、真实再现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变迁过程的重要场域，而且吸引了中国内地、港台地区及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等一批批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前来参观访问、商谈合作研究事宜。学者们呼吁：“这些档案资料要成为学界共享的资源，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要建成一个世界性的资料中心。”中共山西省委把展览馆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目前，围绕“集体化时代研究”形成的以行龙教授为首的学术团队，已组成三支力量，分别从“档案资料的搜集”、“分类与整理”、“出版与数据库建设”三方面分工合作，呼应国内外学者的期盼。

转自《光明日报》2012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