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收藏本页
站内搜索：
查看评论
“洪武赶散”真相臆测（张于是）
洪武赶散，又称红巾赶散，说的是600多年前，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间实施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在苏北这是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翻阅家谱族谱可以说十之七八言称为明初洪武年间来自苏州阊门。2011年苏州金阊区曾发起过“阊门寻根”的活动，得到苏北各地学者与民众的热烈响应，阊门被认为是当年数十万移民出发、集散之地，也被视为中国寻根问祖的重要朝宗圣地之一。
不过寻诸典籍，“洪武赶散”却缺少历史证据。《明史·食货志一》（卷七十七）专节记述明初移徙之事，并言“太祖时徙民最多”，然所记移民涉及江南者三条，一为徙苏、松、嘉、、湖、杭民之无田者四千余户往耕临濠，一为徙江南民十四万于凤阳，一为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并未言及移徙江南之民往耕苏北一带。即使野史杂记中也几乎找不到与洪武赶散或红巾赶散的相关记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阊门寻根记·序》中说，明初大量苏州移民迁入苏北，在正史上至今还没有找到直接记载，而在苏北流传最广的就是民国《续修盐城县志》所说的：“元末张士诚据有吴门，明主百计不能下，及士诚败至身虏，明主积怨，遂驱逐苏民实淮扬二郡。”而这部县志的说法则是来自盐城凌兰荪《凌氏族谱》中的说法，显然是以民间传说为依据的。
洪武年间，朱元璋确实进行过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但从历史记载看，对江南的移民是带有惩罚性质的，这种迁移在攻克张士诚的都城以后便立即开始了。据《江苏通史》转引《明太宗实录》，吴元年（1367）十月，朱元璋军队攻克平江，即置苏州卫指挥使司，“徙苏州富民实濠州”，正德《姑苏志》也记载：“盖洪武以来，罪者谪戍，艺者作役，富者迁实京师，殆去十之四五。”清人赵翼《陔余丛考》中说明太祖时，迁徙苏、松、杭、嘉、湖富民以实凤阳的数量达14万户（人？），并且严令禁止逃归，所以这些人为了回乡省墓探亲，往往托辞乞讨。由此可见，当时迁移出苏州的对象主要是富户。这期间也有贫户被强制迁移的，但数量很少，洪武三年（1370）六月，朱元璋曾下谕旨：“苏、松、嘉、湖、杭五郡，地狭民众，细民无田以耕，往往逐末而食不给。临濠，朕故乡也，田多未辟，土有遗利，宜令五郡无田产者往临濠开种，就以所种田为己业。”《明史·太祖本纪二》（卷四），记洪武三年六月底，“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民无业者田临濠，给资粮牛种，复（免税）三年。”可见此是专门针对无田产者而言的，最后实际迁移了4000多户，按每户4-5人来计算，不过2万人左右，而且是明令迁往临濠一带的。
明初，朱元璋为惩罚苏、松等江南缙绅支持张士诚反抗，对苏、松等江南地区实行重赋政策，并规定苏、松等江浙人士不得任职户部，以防止其偏袒家乡。建文帝继位后，认为，“国家有惟正之供，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官田悉准私税，用惩一时，岂可为定则？今悉与减免，亩毋逾一斗。苏、松人仍得官户部。”（《明史·恭闵帝本纪》卷四）可是朱棣夺得帝位后，尽废建文宽政措施，江南之赋复重，以致“天下之农民固贫矣，而苏、松之农民比于天下，其贫又加甚焉”。（《江苏通史·明清卷》第107页）
《明史·食货志二·赋役》记载：“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洪武十三年，命户部裁其额，亩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减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征三斗五升，其以下者仍旧。时苏州一府，秋粮二百七十四万六千余石，自民粮十五万石外，皆官田粮。”据《江苏通史·明清卷》，当时全国每亩平均负担田赋3.46升，而苏州府承担高达28.53升，是全国平均数的8.2倍，常州府也有8.19升，是全国平均2.3倍。洪武时，苏州府田赋从元代88万石增至明初270余万石。实行这样的重赋政策，朱元璋还不允许有异议，洪武十年（1377），苏州知府金炯以官田、民田赋税轻重悬殊，不便征收为由，建议减重租田赋与官田一律，被明太祖诛杀，就连赞同此建议的户部尚书滕德也被以盗用军粮罪名被杀。无锡的一位言官周衡批评朱元璋重赋江南诸郡“是天下以不信”，朱元璋怀恨在心，后周衡回乡省亲，原定六天回朝，迟到了一天，朱元璋说：“朕不信于天下，汝不信于天子矣。”竟下令将其诛杀并暴尸街头。
从这样的记载来看，我认为朱元璋是不会让这些他要惩罚的江南之人轻易迁移走，使其逃脱惩罚的。倒是一些江南之民为了逃脱沉重的赋税，而离开江南诸府。《江苏通史·明清卷》记载，苏州府太仓州洪武年间，见丁授田16亩，洪武二十四年（1391），黄册原额67里、8986户，到宣德七年（1432）再造册时，只有10里、1569户，再经核查实际户口仅存738户，当时的江南巡抚周忱指出农户大量逃亡，其中有两种可能与其逃亡苏北是有关的，一是“船居浮荡”，一是“邻境蔽匿”。虽然这里没有说明逃亡的具体方向，但大规模逃亡一直在持续地进行却是不争的事实。
残酷的重赋政策自然会激起江南士民的强烈不满，拖欠赋税便是主要的反抗方式。苏州府至宣德年间逃赋已高达790万石。为此，明宣宗派遣广西布政使周幹巡视苏、常、嘉、湖诸府。周幹的奏报很值得注意，其中写道：“诸府民多逃亡，询之耆老，皆云重赋所致。如吴江、昆山民田租，旧亩五升，小民佃种富民田，亩输私租一石，后因事故入官，依私租减二斗。十分取八，民犹不堪，况尽取乎？尽取，则民必冻馁，欲不逃亡，不可得也。请将没官田及公、侯还官田租，俱照彼处官田起科，亩税六斗，……则田无荒芜之患，而细民获安生矣。”（《明史·食货志二》卷七十八）此后明廷分别在宣德五年、七年下诏减赋，江南之民逃亡情况才渐趋好转。
《江苏通史·明清卷》认为，明清时期，淮扬百姓许多自称其祖来自“苏州阊门”，部分地反映了“洪武赶散”的后裔憎恨朱元璋、拥戴张士诚的情结。更有学者认为“驱逐苏民实淮扬二郡”的说法不足信，“洪武赶散”与苏北各地移民关系不大，明初江淮移民主要是基于经济利益而形成的自发移民。（122页）洪武三年起至洪武十四年，明廷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建立起里甲组织，其管理是非常严密的，违反管理规定其处罚也是非常严酷的。另一方面，如果真的是朝廷集中进行的移民，从前面的记载来看，必定是很有组织的，不会由着移民们插草为标、自由圈地，同时政府还会有物资、口粮、耕牛、种子的资助，以及免税这些优惠政策。所以，我认为，“洪武赶散”更可能是一种传说，当时是有大量江南地区的民众移居苏北一带，但并不是朝廷有组织的强制迁移，更可能的是江南百姓（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随张士诚或朱元璋部队进入江南的苏北原住民）为了逃避江南的重赋压榨而逃亡苏北的自发行动。所谓赶散，实际是追逃。明廷派兵追赶这些逃户倒更真实。想来为了应对当地土著，也为了应对后代，这些逃户们编出一些“洪武赶散”的故事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然，朱元璋或者就是想通过重赋政策逼散江南民众也未可知，因为迁移的富户也好，迁移无田产的贫户也好，毕竟是少数，真正地要驱散苏州百姓光靠这样一些措施，实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于是朱元璋便使用重赋手段，把江南民众逼散，这些移民逃散到苏北等地旷人稀之处，插草为标，自由圈地。这样既把苏州这个张士诚老巢的人群打散，又解决苏北这些地域的垦殖，更重要的是还不需要政府有什么投入与扶持。这种看似聪明其实下作卑鄙的事情，朱元璋完全是做得出来的。
- 上一篇文章： 谈谈“督学”（李世安）
- 下一篇文章： 清明祭祖当树新风（唐明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