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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正源（唐张新）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句话有的资料说是出自刘备之口，有的说是出自诸葛亮之文，未知孰是。在现在这样一个人欲横流的时代，讲行善而勿作恶本来似乎就显得迂腐，而杯葛于一言一语的出处，自不免迂腐中之迂腐。不过，不畏人言或者正是迂腐者之特点，不免还是要就“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语源及其他啰嗦上几句，倘若有益于读者，也不枉为了小善一桩。
斯语出于刘备遗诏而载于诸葛亮之文集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第二》（卷32）记蜀汉章武3年（公元223）夏四月刘备病逝于蜀都成都永安宫（《三国演义》所云之白帝城），并记其病重之时，托孤于丞相诸葛亮、尚书令李严。此处有裴松之注，其注引《诸葛亮集》所载刘备给后主刘禅（相传小名阿斗者是也）的遗诏，其中有“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数语。也就是说，这句话是刘备用来训诫其子刘禅之语，而这封遗诏载于《诸葛亮集》，或许正因为如此，或言此语出自刘备之口，或言此语出自诸葛亮之文，
当然，这里是否有这样一个可能：此遗诏即出自诸葛亮之手，不然似乎很难解释为何收入《诸葛亮集》。《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卷35）中记有陈寿等整理《诸葛亮集》后的上书，其时定名为《诸葛氏集》，计24篇，10万余字，由篇目及上疏中很难发现是否包括刘备的这篇遗诏。不过，以我之见，此遗诏不可能出于诸葛亮之手，理由如下：
其一，此遗诏作于刘备病重而未卒之时，据其时礼制，制作诏书之事当有志人，丞相诸葛亮不当为之。
其二，此遗诏云：“射君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优？”又云：“闻丞相为写《申》（《申子》）、《韩》（《韩非子》）、《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明言诸葛亮此时不在刘备之侧。
在《诸葛亮传》中曾记刘备病笃时召见诸葛亮，并托孤于他。但是此传中所记为章武3年春天，另次记有诏敕后主，令其“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未记明时间，而《先主传》先记是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后又记三月黄元之乱平定后病笃，此处裴松之注云：“临终时，呼鲁王与语：‘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
君子与小人善恶观
不论此语究竟出自谁手出于谁口，实际都源自孔子之语。
《易经·系辞下》中记载了孔子这样一段论述，孔子说：“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这段话的大义是，小人不以不仁为羞耻，不以不义而害怕，他们不看见自己的好处就不愿意为善举，不感受到威胁就不会停止做坏事。虽说不能恒久为善而不作恶，但在一定条件下还能够这样去做，这也算是小人得福之途。《易经》说：“履校灭趾，无咎。”正是说的这个道理。一个人的善行不积累就不足以成就美名，恶行不积累就不足以毁灭其身。在现实生活中，小人常常把小的善举看成无利可得的事而不屑于施行，又把一些小恶看成无伤大体的事而不愿意除去。所以，到后来，是恶贯满盈而难以掩藏，罪大恶极而不可救药了。《易经》说：“何校灭耳，凶。”
当然孔子这段论述主要目的并不是一般性地讨论人之行善与作恶之事，而是为下文劝诫“君子”所作的铺垫与对比。孔子认为君子只有反小人之道而行之，做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使得“身安而国家可保”。这里的小人之道是“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则君子之道自然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积善之家有余庆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初看不难，其实你如果想想刘备肯定不会只是要求他的儿子只是某天这样行事，或者随心所欲这样行事，那你就知道这样做实际并不容易。这里实际就是一个积善的问题。
毛主席在评价雷锋同志时说过：“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这句话非常浅显地讲了人们行善而不作恶，应该持之以恒以及这样做的难度。《易经》上提出的“积善”理念说的是同样的道理，要比别人更多的吉庆，不在于一时一地为善而不作恶，关键在于“积善”。《荀子·劝学》里则把积善之“余庆”讲得更加引人，说是“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可见积善是修养身心的重要途径，只要坚持积善不止，我们甚至不愁达不到圣人的境界。
关于积善，历史上有个传播很广的故事，说的是宋代葛繁日行一善。有的资料上说见于《宋史》，未曾检得其人其事。后见网上所载，说是葛繁，号鹤林居士，丹徒（今镇江），宋哲宗元3年（1088），任兵器监主簿，崇宁间为许放临颍主簿，后曾任镇江知府。其“日行一利人事，次行二事、三事，数十年未尝一日废。”他所做善事并不都是大利民众之事，他曾指所坐小凳为例，说是：“若此物轩之不正，则蹙人足，予为正之，亦利人事也。”又说：“若人渴，能饮以水，亦利人事也。唯随事而利之，上至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唯在乎久而废耳。”他实际上还是说利人之事，关键不能“久而废”，也就是说要“随事而利之”。当然这事后为佛家用所述，不免语涉不经，说是其“一日，方礼拜念佛时，舍利从空而下，后无疾，面西端而逝”，不过其是想以此来劝人为善而已，佛教在说理时最易夸大其词，搞得荒唐怪诞，实属多跨的一步。
行善而不可为恶之所以然
《易经·系辞上》中孔子对君子为什么必须行善而不能为恶有一段论述，这个论述是借助于解释一段诗歌来讲的。诗云：“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这首诗不见于今之《诗经》，当是佚诗一类。今之《诗经·小雅》中有一首《鹤鸣》，与其义或有相通，故录此作为参阅，诗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萚。它山之石，可以为错。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谷。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孔子对“鸣鹤在阴”这首诗的解释是：“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居其室，是指君子之行；出其言，是指君子之言。孔子认为君子是天下之榜样，其言行上动天地，下关民生，中则关乎君子自身之荣辱。行一善，言一善，皆为民之榜样；行一不善，言一不善，亦皆为民之所关注。这段话重点是放在“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所以然上，换言之，《易经》时代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已经远远超过了三国时代。当然，刘备是以此语来教训他那不怎么有帝王之质的儿子阿斗的，并不是就这样一个课题进行研究探讨，讲到这个层次也就足够了。对于我们今天许多掌权者或者说是当权派而言，能弄懂这个道理，并且努力去践行这个道理同样也够了。如果能把孔子所讲的“所以然”，也能搞明白，那则善莫大焉。
在行善而勿行恶的所以然问题上，《了凡四训》这部近似庸俗之书给出的答案当然也不会高雅，叫做“期善日增恶日减，福日曾灾日减。一日不行善，即一日无福可求”，也就是说你若想为自己为家人祈福，那你就得为善；若想为自己为家人避灾，那你就不可作恶。正所谓，福者，是人们所力求之境；灾者，是人们所力避之祸。这样来讲行善而勿行恶的所以然，自然陷入了宗教式的简单因果报应，但还是那句话，它们也别无办法，只好用这样直接与刺激人的办法来劝人行善而勿行恶罢了。
说说伪善
说到行善求福，不能不再就行善动机多说几句。其实求一己之福而行善，虽说动机不太高尚，但只要不损害他人利益，似乎还是利大于弊。但若是包藏祸心而为善，实现是恶莫大焉。有时人们痛恨伪善者甚至超过明火执仗者，虽说并无道理可讲，实在也是情有可原吧。
伪善之祖很难考推，不过孟子似乎可以算一个。《孟子·梁惠王上》中曾记下孟子这么一段话，说是：“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这些肉食者远离庖厨，并非今天的动物保护主义者，而是因为欲其死而食其肉，说得如此仁慈，不是伪善又是什么？当然，后来我再读读此章，孟子实在是以此来批评齐宣王“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这么看，还是免了孟子这个恶谥吧。
孟子不算，西汉末年的王莽肯定是逃不了的。王莽本是汉家外戚，家族中多是倚官仗势之辈，随处声色犬马，唯有王莽独守清静，仁孝皆备，成为一时精神文明的楷模。后历官至大司马，秉执国政，而谦谨俭朴一仍其旧，执法如山，其次子因杀家奴而被责自刎偿命。不过，谁也没想到，当他重为大司马时，其政治野心逐渐暴露，可谓不择手段篡得汉室，建立新朝。这主儿到这时才暴露狼子野心，此前就是有人识破于他，说出来又有谁人相信呢？所以白居易曾赠诗挚友《放言》诗，诗云：“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当然现在看来，王莽篡汉之心，于其第一次为司马时为善终不得汉帝认可，反而将他罢相归国是有着直接的关系。前不久，有媒体莫名其妙想去“炸”中国好不容易出现的首善陈光标，我真的担心陈光标之辈会过于看重苛责之声，而怕了继续行善。
如此一讲，只怕要人为善也就难了。不为善，违了天愿人意；若为善，只怕再也不得有半点私念，否则非落得伪善之名不可。其实，这也是多虑之言了。行善之过程总归是有思想斗争，面临邪恶之诱惑不可能一直不动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所求的是“迹”，即实际行为与过程，而不必苛责其“心”。南怀瑾先生《论语别裁》中曾引用过一副古人的联语，联云：“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原迹贫家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少完人。”于为善而不作恶上，我想亦当是“论迹不论心”，否则世无行善之人，这样的真诚还有何价值？同样某人你认为是伪善，却不可阻止其为善，即使其伪善已然暴露，难道不比其始终作恶为佳？
有无抽象的善恶
善恶问题实际不可抽象而言，但同时又必须承认有共同价值观的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恶人而有善行，善人而有恶举。
当然，离开立场来谈善恶只是理想化的做法。罗曼·罗兰在《弥盖朗琪罗传》（今译《米开朗其罗传》）说过：“与善人行善会使其更善，与恶人行善会使其更恶。”实际就是说行善要看对象，再换句话说，有时对那些恶人做点“恶事”也未尝不可。
其实类似的观点，孔子早就说过。现在有个成语叫以德报怨，一般的成语辞典都是作为褒义成语收入的，我们很多人以为这是孔子的观点，甚至常常把这一条作为宽容恶人的依据。《论语·宪问》中实际是这样记载的，有人请教孔子：“以德报怨何如？”孔子的回答是：“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也就是说，孔子否定的“以德报怨”的想法，而是主张对行善者报德，对那些作恶者“以直”相报就可以了。道理也是这样，如果讲求“以德报怨”，那么对那些行善积德的人又如何报答呢？这一问题，毛主席则从阶级社会的特点出发，指出：“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当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代，要求我们不可因为强调立场，而于普世价值的善举而不行。这当然应作为这一话题的题中之义，也就不去多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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