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塞工兵营是我利用在国防部三厅主管工兵、要塞等业务之便，利用戴戎光扩充实力的野心，促其向国防部打了申请报告之后，由我承办签呈意见，经当时的参谋次长刘斐同意上报，于1948年秋批准成立的。由于没有兵源，开始只是个空架子。要塞地下党研究考虑，为了便于我在要塞策反工作中有个公开的立足点，利用戴戎光招兵买马扩充实力的野心，在戴决定收编国民党黄桥自卫队（实是土匪还乡团）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工兵营。戴戎光为了报答我的签呈之“功”，并表示信任倚重之意，报请国防部调我担任少校营长。实际上我只是去挂名而已，如果真去履行营长职责，反而有碍手脚，不便进行要塞的全面策反活动。这时，我在国防部第三厅已是少校参谋，戴戎光有求于我，还想利用我在三厅掌管工兵和要塞业务之便，为他帮忙。挂职工兵营长使我具有双重身份，在要塞活动也就更加名正言顺。经我们安排，实际负责领导工兵营日常工作的是被我们争取过来的龙潜副营长。

要塞地下党在抓好上层，掌握实际指挥权的同时，还积极有效地进行了对中、下级军官一系列的策反活动。

地下党同志们的活动如分析形势、研究策反对象等，经常在江阴“利用纱厂”经理的日本式小浴室内进行，关起门来洗澡，既隐蔽又无干扰。

乘扩充 地下党积极策反

要塞地下党组织的策反工作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孔庆桂任职司令期间和戴戎光继任司令之后。

在孔庆桂任职司令期间，要塞只有一个守备总队。策反工作是从1947年下半年，唐坚华向我们传达华中工委“要在绝对保密和相当可靠的人中间做争取工作”这一指示后进行的，第一个工作对象是唐秉琳的妻兄李容有。李容有是黄埔二十期通讯科毕业，当时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排长，驻防徐州。他给唐秉琳写了封信，言称“和共军对峙，一触即发”，表示不愿意打内战，要唐秉琳想想办法。为此，唐秉琳亲自跑到徐州，找了一个旅长，疏通之后把李容有调到江阴，在要塞司令部当勤务队副队长，后任队长。勤务队即过去的特务连由警卫和通讯两支分队组成。警卫系及我们的安全，通讯则是我们的耳目，这是关键岗位，李容有后来在起义中是有很好表现和贡献的。

炮兵总台第一大台第二中台长丁佩基也是最先争取过来的，并是要塞起义工作参加者之一。他少年时要过饭，为了混饭吃，才到国民党部队当兵，以后一直跟随唐秉琳，要塞地下党做了他的工作，他表示坚决参加要塞起义。在我军渡江时，当戴戎光强逼唐秉琳向我渡江船只开炮时，炮台发出了不装引信的炮弹以迷惑敌人，就是他遵照地下党的指示进行佯动射击，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8年6月，戴戎光继任要塞司令后，地下党的策反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由于我们帮助戴戎光竞争司令有“功”，并且是有世交的小同乡，赢得了他的信任。我们原准备把戴戎光也策反过来。做过一些试探，均未成功。华中工委对戴戎光也多次进行过争取工作，组织上通过他的弟弟戴曙光，秘密派他的弟媳多次到江阴对戴做争取工作，也均遭拒绝。蒋介石“下野”时，戴也脱掉军服，换上便装，声称“要和校长共进退”，足见其坚持反共的顽固立场。因此，要塞地下党决定采取另一策略，为了增加他对我们的信任感和依靠，用“处处为他着想的献计献策”手法以保护地下党，进行更隐蔽的策反活动。戴戎光的特点是贪财好色，大事糊涂、小事精明。他要捞钱，我们就处处让他吃空名，挪公款做生意。在国民党抢购黄金风潮时期，京沪之间黄金有差价，让他在上海抢购黄金，牟取暴利。在国民党下令封江后，地下党为了打破封锁，使江南的物资、特别是煤油、汽油、硫磺、机器零件等军事物资运往苏北解放区。就给戴出主意要他放船。放一次船戴就可捞到一笔钱财和好多金条，这样做一举三得：解放区可以得到江南的物资支援，戴戎光也满足了一些捞钱私欲，我们更取得了戴的信任。戴刮了钱之后，经常去上海、南京挥霍享受，腐化淫乐，这就放松了对要塞防务的过问，便于我们左右其手，进行策反。他要扩充势力，我们帮他扩大部队，等部队一经扩大，在掌握这些部队的人选上，还是由地下党通过戴的手任命我们满意的人选便于直接掌握。

我们还运用对反动派的两面手法，表面迎合，背地揭露，激化戴戎光与下层军官的矛盾，使下层军官靠拢我们。要塞官兵的副食津贴发的是银元，戴戎光为了拿经费做生意，常常不按期发放。一次，他让军需主任周子祥把三个月的经费都领的“袁大头”，在上海金融市场全部换了贬值的“川洋”、“滇洋”、墨西哥的“鹰洋”等各类杂洋向下发放，这些杂洋成色不足，币值只有“袁大头”的一半，这种克扣使得下层官兵的伙食荤腥很少，引起强烈不满，大骂戴戎光“喝兵血”。要塞地下党研究决定，鼓动支持下层军官向戴戎光请愿。暗地分别做了一些军官的工作，由中台长丁佩基等领着一些人闹到戴戎光那儿，戴戎光佯装不知：“啊？还有这种事情？克扣兵饷是喝兵血一经查出，立刻严惩！”当达到一定火候时，我们又出面为戴打圆场。这次，“银元事件”弄得戴戎光只得把军需主任当替罪羊，训斥一通调离了。戴以后虽有所收敛，但贪污腐化依旧。

由于国民党军队中派系纵横，互相倾轧，各自培植拉拢自己的势力，使一些军官职业无保障，经常被整编失业，或收容于军官总队，无职减薪，生活困苦，心惶不安，怨声载道，有的人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日益不满，甚至渐有离心倾向。特别是三大战役后，蒋军节节败退，屡遭歼灭，更加军心涣散，士气低落，一些军官在悲观失望中寻找出路。这时，我们趁机为某些熟朋友、熟同学安排职业，经济上给予帮助，所以，他们是感激不尽的。孟怀高和我是黄埔十六期的同学，也是我们的盐阜老乡，原是军官总队收容的失业军宫，生活困难，无处谋职，我把他从军官总队要出来，由唐秉琳安排在总台先当观测员。感情上自然十分亲近，以后我们又做了他不少工作，并通过戴戎光的任命让他当上第一大台台长，控制了黄山制高点上的关键炮台。起义前两天，我们向孟怀高亮了底，他明确表示：“一切听你们的，参加起义。”我们通过他又争取了第三中台长毛介乎。在第二中台，通过丁佩基又做了几个炮长的工作。在要塞起义过程中，孟、丁、毛等在关键时刻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此外，在军官总队还调来了几个和我在黄埔军校十六期、一总队工兵科的同学到要塞工兵营当连长，连副。自然，他们在困难时我拉他们一把，等到关键时刻，是听从调遣的。    ‘

在江阴要塞部队中，最反动的是守备总队第三大队。这个大队的主要成员是苏北的土匪、还乡团等一伙亡命徒。副大队长曹炳三是还乡团头子，他靠着红帮的关系实际控制着这个大队。从抗日战争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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