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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要塞起义始末(唐秉煜)

发布日期:2014/6/3 18:05:57  阅读:47630  【字体:
 
戴戎光走马上任,对我们当然很感激,也很信任。他一到要塞,就要把陆军总部兵工处的班底拉到要塞。他请吴广文当要塞参谋主任,王德容当要塞参谋长,梅含章接任唐秉琳的守备总队长,唐秉琳调任炮台总台长,这样既拉了班底,又借以铭谢。但对于吴广文、王德容来说实际是有职无权。为此,唐秉琳特地向吴广文传达了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乘要塞扩编可以抓住实力,又与吴广文逐步策动王德容转向革命中来。吴、王欣然来到了要塞,我们的革命活动力量顿时加强,使策反工作更可加速顺利进行。1948年底,吴广文接任梅含章的守备总队长的职务,积极在守备总队进行策反,控制了守备总队。王德容同志原是陆军总部兵工处副处长,照他黄埔八期和陆大十五期的资历,早可在国民党里担任更高的职务,但他为人正直,有点清高,不愿拍马逢迎,在国民党军队里很不得志,一直担任副职,对国民党的日益腐败,渐由失望发展到强烈不满。有一次,我、吴广文、唐秉琳在一起,有意问王:“如果共产党打过来怎么办?”王把作战地图的垂帘一拉说:“那就欢迎他们过来!”这时梅含章破门而入,闻之一惊。梅含章是略知要塞地下党活动的,他虽没有参加要塞起义,在我军渡江的紧要关头,带领了要塞司令部机关的部分人员逃往上海去了,但也没有出卖要塞地下党。王德容思想上原采有一个顾虑,因其叔父王揖唐是北平伪政权的大汉奸,怕我党不信任他。我曾跟王说:“我们家也是地主,家父还是旧军界的营长,不是同样得到共产党的信任从事革命工作吗?你叔叔当汉奸,我们早知道你是反对的。”1948年六月,他正式表示支持和参加地下党组织的策反活动,根据他本人的表现和要求,19492月,我去苏北向华中工委汇报工作时,提出了王德容入党的请求,当即得到了组织上的批准。1949年初,游动炮兵团刚建立,并从台湾调来一个营的部队和装备,要塞地下党研究论定:一定要把这支部队抓到手,于是积极活动让王德容同志去掌握这支力量,在取得戴戎光的首肯后,王德容担任了游动炮兵团团长,梅含章接任了参谋长的空头职务。从此,江阴要塞的三支主要部队——炮兵总台、守备总队、游动炮兵团都在地下党同志们的直接控制之下,落实了华中工委要我们“掌握实力,架空要塞司令”和“抓上层“的这一指示。

 

要塞工兵营是我利用在国防部三厅主管工兵、要塞等业务之便,利用戴戎光扩充实力的野心,促其向国防部打了申请报告之后,由我承办签呈意见,经当时的参谋次长刘斐同意上报,于1948年秋批准成立的。由于没有兵源,开始只是个空架子。要塞地下党研究考虑,为了便于我在要塞策反工作中有个公开的立足点,利用戴戎光招兵买马扩充实力的野心,在戴决定收编国民党黄桥自卫队(实是土匪还乡团)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工兵营。戴戎光为了报答我的签呈之“功”,并表示信任倚重之意,报请国防部调我担任少校营长。实际上我只是去挂名而已,如果真去履行营长职责,反而有碍手脚,不便进行要塞的全面策反活动。这时,我在国防部第三厅已是少校参谋,戴戎光有求于我,还想利用我在三厅掌管工兵和要塞业务之便,为他帮忙。挂职工兵营长使我具有双重身份,在要塞活动也就更加名正言顺。经我们安排,实际负责领导工兵营日常工作的是被我们争取过来的龙潜副营长。

 

要塞地下党在抓好上层,掌握实际指挥权的同时,还积极有效地进行了对中、下级军官一系列的策反活动。

 

地下党同志们的活动如分析形势、研究策反对象等,经常在江阴“利用纱厂”经理的日本式小浴室内进行,关起门来洗澡,既隐蔽又无干扰。

 

乘扩充 地下党积极策反

 

要塞地下党组织的策反工作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孔庆桂任职司令期间和戴戎光继任司令之后。

 

在孔庆桂任职司令期间,要塞只有一个守备总队。策反工作是从1947年下半年,唐坚华向我们传达华中工委“要在绝对保密和相当可靠的人中间做争取工作”这一指示后进行的,第一个工作对象是唐秉琳的妻兄李容有。李容有是黄埔二十期通讯科毕业,当时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排长,驻防徐州。他给唐秉琳写了封信,言称“和共军对峙,一触即发”,表示不愿意打内战,要唐秉琳想想办法。为此,唐秉琳亲自跑到徐州,找了一个旅长,疏通之后把李容有调到江阴,在要塞司令部当勤务队副队长,后任队长。勤务队即过去的特务连由警卫和通讯两支分队组成。警卫系及我们的安全,通讯则是我们的耳目,这是关键岗位,李容有后来在起义中是有很好表现和贡献的。

 

炮兵总台第一大台第二中台长丁佩基也是最先争取过来的,并是要塞起义工作参加者之一。他少年时要过饭,为了混饭吃,才到国民党部队当兵,以后一直跟随唐秉琳,要塞地下党做了他的工作,他表示坚决参加要塞起义。在我军渡江时,当戴戎光强逼唐秉琳向我渡江船只开炮时,炮台发出了不装引信的炮弹以迷惑敌人,就是他遵照地下党的指示进行佯动射击,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86月,戴戎光继任要塞司令后,地下党的策反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由于我们帮助戴戎光竞争司令有“功”,并且是有世交的小同乡,赢得了他的信任。我们原准备把戴戎光也策反过来。做过一些试探,均未成功。华中工委对戴戎光也多次进行过争取工作,组织上通过他的弟弟戴曙光,秘密派他的弟媳多次到江阴对戴做争取工作,也均遭拒绝。蒋介石“下野”时,戴也脱掉军服,换上便装,声称“要和校长共进退”,足见其坚持反共的顽固立场。因此,要塞地下党决定采取另一策略,为了增加他对我们的信任感和依靠,用“处处为他着想的献计献策”手法以保护地下党,进行更隐蔽的策反活动。戴戎光的特点是贪财好色,大事糊涂、小事精明。他要捞钱,我们就处处让他吃空名,挪公款做生意。在国民党抢购黄金风潮时期,京沪之间黄金有差价,让他在上海抢购黄金,牟取暴利。在国民党下令封江后,地下党为了打破封锁,使江南的物资、特别是煤油、汽油、硫磺、机器零件等军事物资运往苏北解放区。就给戴出主意要他放船。放一次船戴就可捞到一笔钱财和好多金条,这样做一举三得:解放区可以得到江南的物资支援,戴戎光也满足了一些捞钱私欲,我们更取得了戴的信任。戴刮了钱之后,经常去上海、南京挥霍享受,腐化淫乐,这就放松了对要塞防务的过问,便于我们左右其手,进行策反。他要扩充势力,我们帮他扩大部队,等部队一经扩大,在掌握这些部队的人选上,还是由地下党通过戴的手任命我们满意的人选便于直接掌握。

 

我们还运用对反动派的两面手法,表面迎合,背地揭露,激化戴戎光与下层军官的矛盾,使下层军官靠拢我们。要塞官兵的副食津贴发的是银元,戴戎光为了拿经费做生意,常常不按期发放。一次,他让军需主任周子祥把三个月的经费都领的“袁大头”,在上海金融市场全部换了贬值的“川洋”、“滇洋”、墨西哥的“鹰洋”等各类杂洋向下发放,这些杂洋成色不足,币值只有“袁大头”的一半,这种克扣使得下层官兵的伙食荤腥很少,引起强烈不满,大骂戴戎光“喝兵血”。要塞地下党研究决定,鼓动支持下层军官向戴戎光请愿。暗地分别做了一些军官的工作,由中台长丁佩基等领着一些人闹到戴戎光那儿,戴戎光佯装不知:“啊?还有这种事情?克扣兵饷是喝兵血一经查出,立刻严惩!”当达到一定火候时,我们又出面为戴打圆场。这次,“银元事件”弄得戴戎光只得把军需主任当替罪羊,训斥一通调离了。戴以后虽有所收敛,但贪污腐化依旧。

 

由于国民党军队中派系纵横,互相倾轧,各自培植拉拢自己的势力,使一些军官职业无保障,经常被整编失业,或收容于军官总队,无职减薪,生活困苦,心惶不安,怨声载道,有的人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日益不满,甚至渐有离心倾向。特别是三大战役后,蒋军节节败退,屡遭歼灭,更加军心涣散,士气低落,一些军官在悲观失望中寻找出路。这时,我们趁机为某些熟朋友、熟同学安排职业,经济上给予帮助,所以,他们是感激不尽的。孟怀高和我是黄埔十六期的同学,也是我们的盐阜老乡,原是军官总队收容的失业军宫,生活困难,无处谋职,我把他从军官总队要出来,由唐秉琳安排在总台先当观测员。感情上自然十分亲近,以后我们又做了他不少工作,并通过戴戎光的任命让他当上第一大台台长,控制了黄山制高点上的关键炮台。起义前两天,我们向孟怀高亮了底,他明确表示:“一切听你们的,参加起义。”我们通过他又争取了第三中台长毛介乎。在第二中台,通过丁佩基又做了几个炮长的工作。在要塞起义过程中,孟、丁、毛等在关键时刻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此外,在军官总队还调来了几个和我在黄埔军校十六期、一总队工兵科的同学到要塞工兵营当连长,连副。自然,他们在困难时我拉他们一把,等到关键时刻,是听从调遣的。   

 

在江阴要塞部队中,最反动的是守备总队第三大队。这个大队的主要成员是苏北的土匪、还乡团等一伙亡命徒。副大队长曹炳三是还乡团头子,他靠着红帮的关系实际控制着这个大队。从抗日战争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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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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