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战争，曹炳三都和我军打过仗，曾杀害我军战士和地方干部多人，要做这样一个人的工作，是相当危险的。起初，要塞地下党想用排斥的办法把他挤走，继而分化瓦解他手下的部队。但吴广文提出可以通过他父亲来制服曹炳三，要塞地下党决定把掌握曹炳三的任务交给了吴。吴广文的父亲叫吴兆山，是青红帮的老头子，曹炳三见到他得称吴老太爷。吴广文同志特地把他父亲从南京接到江阴，找曹炳三当面交待说；“你要听我儿子的话，他要你怎样，你就怎样，将来一切出路就靠我的儿子。”曹炳三俯首听命，连连答应听我们的话。以后我们又不断教育，硫明大义，指明出路，因此曹炳三及其部队在要塞起义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是稳定的，没有破坏，表现不错。同时，唐秉琳又争取了曹炳三的青红帮小兄弟、总台警卫排长曹正海，王德容同志在游动炮兵团争取了一营营长杨明光。而对那些反动的家伙，我们则采取明升暗降等办法，把他们挤跑弄走。如原重炮营营长李公杜，思想反动，立场顽固，戴戎光对他印象颇佳，我们设法将他荐升为要塞司令部副官处长，他知道这是明升暗降，不愿接受，就串通一些人辞职不干，改换门庭了。守备总队有几个反动家伙破坏性极大，吴广文抓住他们抢占民房，掠夺民财的劣迹，以整肃军纪为由，多次厉声训斥，使他们自感得不到长官信任，难以生存立足，使主动要求调离。

 

我们还派何漪同志打进要塞政工室。戴戎光到要塞不久，成立了一个政工室，主任是夏益民。此人非常反动，这个政工室名义上是对外搞情报，实际上是专搞政治和经济的特务活动。要塞地下党研究这一情况时，唐仲衡同志认为不能忽视，要派我们的人打进去，及时掌握敌情动态，于是我们就选派了何漪（女）同志。何漪原是小学教员，抗战时期，曾在江西国民党战干三团学习过，唐君照同志在战干三团任我党特支书记时，对她产生过革命影响，她的父亲是唐仲衡的同学，唐仲衡到江阴后，何父曾托仲衡给她找一个工作。仲衡写信给何漪，要她从苏州木渎来到江阴，介绍给吴广文，由吴直接领去见了戴戎光之后，安插为司令部上尉秘书，后经我们活动后打入政工室，为该室秘书。在我们的帮助下，何不断提高了革命觉悟，积极忠实地参加了革命活动。我曾对何漪单独布置过任务：“对政工室的特务活动进行秘密监视，尤其要密切注意夏益民的行动，发现问题直接向唐仲衡汇报，千万要注意，不能失去敌特的信任。”因此，我们对政工室的特务活动了如指掌，预作防范。

 

对戴戎光的家庭矛盾我们也是利用的。戴的大老婆蒋南婉文化水平不高，但有大房太太的派头，颇为泼辣；小老婆岳海伦曾留学法国，原是东北军炮兵司令邹作华的儿媳，离婚后与戴姘居，深受娇宠。戴戎光在黄田港设立了稽查处，派小老婆的妹夫钱首愚充任稽查处付处长、黄田港检查站主任。黄田港被老百姓称为“黄金港”，是南北贸易的重要孔道。钱首愚利用职权敲诈勒索，财运亨通，戴的大老婆看到后自然十分眼红，执意要将她的哥哥也插进黄田港。她把唐秉琳、吴广文等请去吃饭，请他们帮帮忙，向戴戎光说说。唐秉琳找戴戎光说了大老婆的想法，并劝戴：“家丑不可外扬，闹出去叫人笑话，还是让一步吧。”戴怕大老婆再闹，只好将其大舅子又插进稽查处。戴本来就妻妾不和，现在又互争财源，无疑是火上浇油，矛盾愈演愈烈，弄得江阴城乌烟瘴气，戴自己也叹息说：“我真被她们搞得鸡犬不宁！”而对唐、吴的“好心”却是感激不已的。

 

我们竭力赢得戴戎光“信任”的结果，不单使他对我们加深了信任和依赖，还对我们在关键时刻起了“保护”作用。1948年冬天，一个逃亡地主还乡团分子向江苏省保安司令密告说：“江阴要塞有一个姓唐的团长，他的哥哥都是共产党，他也靠不住。”他这一告对我们的威胁是很大的。有一次戴戎光去常州开联防会议，第一绥靖区司令兼省主席丁治磐和保安司令都参加了，会后伪保安司令问戴：“你那里有个姓唐的团长吗？有人说他哥哥是共产党，这人靠得住吗？值得怀疑！”戴不以为然地回答：“他的根底我知道，他是小老弟（指黄埔后期同学），对校长是忠诚的，他的哥哥是共产党，也是各为其主嘛！不可轻信。”说完指着自己又说：“我也有个弟弟是共产党，难道我也是共产党？”说完哈哈一笑。戴开完会回来，当我们的面告诉了这件事，说完我们也是哈哈一笑，但这件事使我们以后的策反活动更加小心谨慎了。

 

1949年3月中旬，我从苏北领命返回江阴后，又先后到守备总队、游动炮兵团和工兵营与王德容、李云葵同志配合，进行了紧急策反活动，对不同对象采用不同方法，进行个别接触交谈，要求他们听从指挥，服从命令，告诉他们，跟着我们行动就有前途。这对稳住部队，成功策动要塞起义，保障我军安全、顺利渡江起了很大作用。尽管如此，要塞地下党同志身在虎穴搞策反环境险恶，有时会发生令人难以预料的突发性事件，使我们的策反起义工作险象频生，危机不断。

 

遭挫折   坚华被捕断交通

 

1947年初春，华中工委派唐坚华同志与老四和我建立地下联系后，为了掩护他的工作，组织上将他的爱人仇英、弟弟唐聪、唐明以及母亲和一个妹妹以“逃亡地主”身份全家搬到江阴城内定居。坚华夫妻二人乔装打扮南北往返，把上级指示传达给要塞地下党，并把我们的请示及情报送回江北。1947年秋天，唐坚华到江阴传达组织指示后去苏北汇报工作，唐明也随之同行。他带唐明同回苏北，我们事先并不知道。唐明在苏北住了几天后，因故只身先回江阴，谁知到兴化沙沟镇时，被一个同船的地主婆告密，说他是小新四军，被兴化城防司令部抓捕。当时唐明才十六、七岁，敌人认为他年小无知，遂行刑诱供，但唐明一口咬定自己是地主的儿子，是逃亡江南的，并说自己有个叔叔是江阴要塞的守备总队长。为查清唐明身份，兴化城防司令部向孔庆桂发了一个公函。我们知道这个事后，内心十分焦急不安，唐明年纪小，知道他哥哥唐坚华和要塞地下党的关系，担心他万一受不住刑说出去，刚建不久的要塞地下党组织就将遭到破坏。随即唐秉琳用要塞司令孔庆桂的名义，派副官带着钱赶到兴化，又请客又送礼，才将唐明保释，避免了一场危机。这场风险平息不久，竟发生了唐坚华夫妇同时被捕的事件，使要塞地下党组织面临更大的危难。

 

1948年6月，唐坚华回苏北向华中工委汇报工作后，带着上级党的指示，和爱人仇英乔扮成商人，装了一船棉花返回江南。船至泰州时，泰州城防司令部的一帮便衣特务登船搜查：“棉花是从共区来的，是共产党！”这帮家伙原本是敲一笔竹杠，唐坚华本可以拿点金钱收买一下就能过关，但因天色已晚，猝不及防，没等唐坚华出手，特务们就把他身上藏的金戒指、小金砖等全部搜出，特务们为了私吞这黄金，以缴获“共区棉花船，捕获共党分子嫌疑犯”上报了镇江中统室，并多次用“棍子烧肉”等酷刑烤问，要唐坚华夫妇招认是“共党分子”。这件事我们直到唐坚华通过一个被放出的狱中难友带信给他的母亲，实际上是通知要塞地下党的信息，才知道他们已被捕关押。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使我们焦急万分！唐坚华当过新四军，任过根据地的副区长，在家乡一带是红人，如被敌人识别出来，后果必然惨重。更严重的是唐坚华的爱人当时还不是党员，又怀有身孕，万一在敌人酷刑面前经受不了，后果将不堪设想！唐秉琳随即派人去打听唐坚华夫妇的情况，才知道他们是被中统泰州县党部逮捕，关在江苏省中统室镇江牢房，还未定性，是“嫌疑犯”。地下党决定请唐仲衡立即向华中工委汇报。与此同时，华中工委也已经从打入镇江中统室的徐冠苏同志那儿得到了唐坚华被捕的信息。华中工委鉴于情势严重，派唐路（党员）来和我们联系，以后又派另外两名同志向我们催达了组织的指示：“这件事不能直接出面，只能利用合法身份和社会关系间接营救。”同时，组织上通知徐冠苏同志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们传达党组织的关怀和要求：坚决顶住敌人的任何残酷手段，严守党的秘密，党组织正在营救。唐坚华夫妇和党联系上后，对敌斗争更加坚定，向党组织写了封密信：“请党放心，我们决心牺牲自己，坚守党的秘密，一旦死去，仅请党开个追悼会。”夫妇俩咬破手指盖上血手印，以示对党的忠诚。他们在监狱中始终坚贞不屈，咬定自己是逃亡地主 “土改后逃出来做生意的”，毫未吐露实情。特别是仇英同志在狱中不足月分娩，无人接生，流血过多，奄奄一息，几乎惨死狱中，孩子出生后，又无任何营养，倍遭磨难，历尽痛苦。不久，唐仲衡同志回江阴将组织营救情况传达后，才使我们悬心稍放。然后，我们按照组织的指示，拿出一笔钱，由唐坚华的父亲出面，通过一个同乡的关系，在年底将唐坚华和仇英同志保释出狱，这场危机才终于逢凶化吉。他们出狱后来到江阴，地下党遵照上级组织的指示，派人安排送回苏北。在他们出狱前，华中工委鉴于地下党组织没有暴露，于1948年11月改派吴铭同志接替唐坚华的交通联络员工作，南北地下交通从此又通畅无阻了。

 

冒生死  暗渡长江定决策

 

又一次重大危机是因我秘密过江向华中工委请示汇报工作引起的。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我军发动的淮海战役取得了伟大胜利，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已处在我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国民党反动统治已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陈布雷悲观失望而自杀，学生运动此起彼伏，通货膨胀日益加剧恶化，上层人物虏财逃跑，更增加了军民的离心倾向。在淮海战役尚未结束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国防部就慌忙向广州方面转移，准备撤逃台湾。他们在南京留下一个指挥所，由参谋总长顾祝同负责指挥江防。因我没有家属，国防部决定将我留在南京指挥所，准备最后一批撤退。这时我参了一次作战会议，乘机获得了经过蒋介石审批的国民党《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要图》这份绝密军事情报。我随即以探亲为名向三厅一处卢福宁处长请假说：“以后说走就走，我要到江阴向唐秉琳告别一下，再看望一下母亲。”卢是秉琳的同期同学，并共过事，就痛快地批准了我一个月的请假报告。我到江阴后，在黄山炮台总台长办公室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有唐秉琳、吴广文、王德容参加。会议研究了斗争形势和要塞策反情况，认为淮海战役已胜和结束，我军已进抵江边，渡江战役为期不远了，要抓紧准备工作，迎接我军胜利渡江。经研究归纳，有几件事必须立即向华中工委请示：  (1)交通联络员吴铭回苏北汇报工作，近两个月未来，不知是不是发生了事故，而此时迫切需要上级党对要塞策反工作和渡江准备工作作具体指示； (2)国民党二十一军派出一四五师在江北八圩港设立了桥头堡，作为扼守江阴的屏障，企图破坏我军直接从江阴渡江的行动。我军在靖江方面的警八旅时常向敌军桥头堡实施威力侦察，引起战斗后，蒋军桥头堡部队经常要求要塞给予炮火支援。要塞地下党为了应付敌人，决定以少数炮火向江北空旷无人的小孤山射击。因此急需建议靖江我军对八圩港暂停攻击，以免地下党过早暴露； (3)我获得的敌最新江防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要图急需送回苏北，并需口头汇报国民党江防作战以及最后撤逃的打算和部署，以利我军制订渡江作战计划；(4)请示我今后的动向，是否随国民党去台湾继续做秘密工作； (5)要塞策反工作已进入最后紧张阶段，请组织上派人来加强要塞地下党的工作。就在这次会上，王德荣坚决要求加入我党，我们都非常高兴，一致同意发展王德容入党，并答应向华中工委请示批准。王德容激动地表示：“我在国民党混了这么多年，今天该为人民立点功，跟共产党，我早有这个念头了！”以上问题原打算派唐仲衡同志回苏北汇报，但他当时身体很不好，大家也担心他对军事作战不太熟悉，恐难以表达清楚。我当即提出，我在国防部已请假一月，情况也熟悉，我回去最合适。大家一致同意我的请求，嘱咐速去速回，为保障我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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