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去江阴南街戴的住所见戴戎光，他的小老婆和几个官太太正在打麻将牌。戴戎光见到我，仔细打量我一番，见我容颜憔悴，似大病初愈，就摆出一副很关心的样子说：“哎呀，秉煜，看你面黄饥瘦的，怎么给车子撞了呢！好了吧？”我说：“基本好了，还有点痛。医院能让我出来问题就不太大了。”他的小老婆在一旁对戴说，“你还不打个电话，叫军医给唐营长好好治一下嘛！”戴随即打电话给军医，说我出院后身体还不好，要经常检查，好好治我的“病”。戴还留我玩了半天，他的小老婆和几个官太太陪着打了几圈麻将。饭后，戴戎光忽然要看看我的伤势，我很沉着地说：“骨头也没断，发炎也好了，外表看不出什么来，只是里边还有些痛。”他见我说得很干脆，就没有再坚持要看。当时考虑他要看伤势，一种可能有些怀疑，二则也可能表示一下关心。最后，我提出打电报到南京，再给我请个病假。戴随即叫秘书往南京发了电报，这场危机总算是化危为安了。至此，我心中有了底，戴戎光还是相信我们的，如果他确有怀疑，坚持察看伤情，那后果就不堪预料了。

我回到江阴后约五天，送我过江的船主王如宝，又从江北装了货物过江来。在靠岸前又被国民党江防部队开枪打伤，得了破伤风而亡。幸亏管文蔚同志要钟民政委另行安排船只，保证我安全过江。否则，原船回来，还要遭一次风险。

危机迭  广文遭禁巧转移

1949年3月中旬，我从苏北回到江阴不久，为了加强对要塞地下党的联系和领导，华中工委派出公安处一科科长江华同志和华东局社会部情报科长王澄明同志率领一个情报电台驻在江北靖江站进行工作。管文蔚、陈丕显同志对他们指示说：“这项工作由你们直接掌握。要绝对保密，这项工作只有三野领导知道，中央知道。事关大局，一定要把这项工作搞好。”江华、王澄明同志即奉命率电台台长聂明杰、副台长郭尚丰、机要员唐连勋等同志进驻靖江。组织上原准备派郭尚丰和唐连勋同志携电台秘密过江，构成要塞地下党与上级党的密码联系。一则电台目标太大，容易暴露，二则要塞也有电台可借用，实属多余。随后又拟派唐连勋同志一人过江，编一套密码借用要塞电台向江北发报，还是怕暴露，又放弃了这个计划，依然靠吴铭同志穿梭南北，传递情报接受指示。三月下旬，吴铭同志向我们传达指挥系统变了，为便于渡江作战，要塞地下党已由华中工委转交十兵团党委叶飞、韦国清同志直接领导。并传达叶、韦首长指示：要塞地下党的基本任务是“保持六十里防区，控制三到四个港口，在我军渡江时，一不开枪，二不打炮，保障我军顺利登陆，完成就是渡江第一功。”并指示我们：“保持到最后不暴露，无论如何不能发生意外。”为保障我军顺利登陆，要我们立即绘制出登陆点要图送回江北。地下党同志们随即派人派船。以“抗共军登陆”为名，对整个可登陆的正面进行了测量，标绘了详尽的登陆点要图，由吴铭送回江北，并要吴铭向兵团首长要求，速派几个同志来要塞协助工作，同时，我们要唐仲衡同志注意联络站附近的敌二十一军通讯连部的情况，防止敌特破坏，保障联络站的安全多又分头到较为可靠的中、下层军官中做策动起义的宣传思想工作，要他们服从命令听指挥，对已争取过来的人做了一般交底，继续进行分化瓦解工作。正当十兵团党委抽调团长李干、副教导员徐以逊、陆德荣、王刚四同志准备秘密过江，进入要塞时，竟意外发生了丁治磐压戴戎光拘押吴广文同志的突发事件，使要塞地下党又面临了一场严重危机。

三月下旬，敌人已经判断我军将从江阴方面进行重点突破，封江更加严密，禁止放船，违者“一律格杀勿论”。第一绥靖区司令丁治磐兼任江苏省主席，委派他的亲信，一个少将军官充任江阴县长，借以监督、限制，妄图直接控制要塞力量，而戴戎光自恃要塞隶属国防部，且有后台顾祝周撑腰，也不把丁放在眼里。特别是戴想全部收编江阴和无锡的地方武装，扩充自己的势力，该县长有丁治磐撑腰，自然不让，又加上江防口岸是生财有道之地，彼此争享财源，矛盾十分尖锐，直接导致了吴广文“放船事件”的发生。这次放船是戴戎光通过他的亲信守备总队第二大队长郭善增，在张家港放的一批船，但事先取得了守备总队长吴广文的同意。丁治磐为了打击戴戎光，派了很多密探特务沿江巡查，他们发现守备总队放了这批船，就利用县党部的《正气日报》以头版新闻揭露：“张家港昨夜有大批船只偷渡江北，当局已密切注视，正在侦查中。”并密报丁治磐和国防部第二厅（情报厅），国防部二厅厅长侯腾打电话给戴戎光责令查处。戴即嫁祸于吴广文身上，将他逮捕软禁，听候丁治磐派军法处长来审理。如按军法论处，吴广文将被就地枪决。如交丁治磐追查，吴广文同志的生命非但无望，要塞地下党的策反工作将受到极大的危害，地下党决心一定要把吴广文同志救出来。我们研究了各方面的关系和动向，从中找出可利用的矛盾。决定由王德容、唐秉琳和我，还拉了要塞参谋长梅含章一起来到戴戎光家里，请求把吴广文交给王德容、唐秉琳、梅含章三人共同担保，负责看管，司令有事保证随叫随到，如吴广文出了事，拿三人一起问罪。我们的这一招果然灵验，戴戎光的内心当时是矛盾的，他知道丁治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即使交出吴广文，丁对他也不会放过，还得罪了要塞的几员“亲信”大将，如不把吴广文交出，丁对他会一直追究不放。他见我们几个都出面了，自知不会出多大问题，也就顺水推舟落个人情，免伤和气。戴权衡再三，要三人当场立据担保，并指定由王德容看管，暗中又派政工室主任夏益民秘密监视。我们发现夏益民的活动后，决心撵走这个特务，请梅含章找夏益民当面责问：“是不放心吴广文，还是不放心我们三个人?”夏益民连连表示：“误会！误会！既然如此，兄弟马上就走。”夏益民回去后，戴戎光直接和吴广文说：“住到我家来吧，有我在，你这个问题不大。”企图将吴软禁在他家里，吴广文识破诡计，予以婉言谢绝。这时，丁治磐派了军法处长王兴瀛来到要塞准备审讯吴广文，杀气腾腾地宣称：“私自放船，杀无赦！”接着又来电话通知，丁治磐第二天早晨要亲来要塞“视察”，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们预感情况非常严重，丁治磐亲自来，对吴广文、对我们的工作都是极不利的，吴广文绝不能落在敌人手里，必须立即转移出去，一定要赶在丁治磐到来之前！第二天，天刚麻麻亮，叫王德容的勤务兵雇了一辆车，把吴广文连同他爱人秘密转移到了无锡。早晨八时许，丁治磐就来了，要塞部队在黄山营房集中，鸣鼓吹号，行礼如仪，丁治磐开始了“训话”。在照例进行一番反共叫嚣之后，声色惧厉地大骂放船走私为共党利用，违犯军纪国法，一经查出，定要严办，无论何人一概就地枪决等等，摆出一付杀鸡给猴看的架势。戴戎光在一旁神情惶然，很不是滋味。但丁治磐做出欲擒故纵的姿态，对吴广文只字未提，“训话”完毕上山“视察”炮台去了。临近中午，夏益民来通知说：“司令叫吴广文到他公馆去”。王德容装糊涂，反问道：“司令不是叫吴广文到他家去住吗？”打电话一问，戴住处没有，王故作惊恐地大叫吴广文是不是“买通哨兵，畏罪潜逃了！”这时戴戎光向丁治磐报告吴已逃走。丁一听大为光火，发了一通脾气，责令戴迅速追捕，并留下军法处长监督审理，气得连午饭也没吃就拂袖而去。下午，戴戎光把我们几个人叫去，拿着字据硬逼王德容、唐秉琳、梅含章交出吴广文，军法处长在一旁软硬兼施地说：“只要你们交待出吴广文的下落，可以免除追究，从轻发落。我们一个个装风卖傻地说，“知道下落，就去抓他了！他这一逃，不是害人嘛！”“早知他要逃，我们还能提着脑袋保他吗?”从上午一直折腾到半夜，最后向戴戎光掼下了乌纱帽：“我们不于了！总台长，游炮团长不当了！请司令把我们关押起来，等找到吴广文，我们卷铺盖另找门路。”这时我以国防部三厅参谋管理要塞业务的身份出来调停，把戴请到外面说：“现在局势紧张，江防紧急，如一旦有失，国防部追究，吃罪不起。司令把他们软禁起来，下面指挥怎么办？况且他们跟随司令多年，一向是忠诚的，何必为这事伤了和气呢？丁治磐抓吴广文主要是整你，司令这么认真，即使查出吴广文，落入丁治磐之手，最后还是弄到司令身上，于你也没有什么好处。”戴经我这么一提醒，态度软了下来，他又出去和军法处长商量了好一会，在保证继续追查吴广文下落的前提下，才将王德容、唐秉琳、梅含章放回去。在他们三人走后，我又对戴说：“千万不能让吴广文落到丁治磐手里，这件事可先报国防部，后报丁治磐。”于是戴编造了吴广文“逃跑”情况，分别向国防部和丁治磐作了书面报告，并从中推脱了自己的责任，这场严重的危机也就在江防吃紧声中不了了之了。但丁治磐回去后在顾祝同面前说了不少戴的坏话，戴知道后曾对我们说过：“将来我要栽跟头，大概就栽在丁治磐的手里。”

吴广文“放船事件”的发生，对我们的工作影响很大。最直接的是守备总队长一职留下了空缺，我们对该总队有失控的可能。戴戎光原来打算让他的亲信、守备总队副总队长沈震遐接任，但这个人跟戴很紧，对地下党来说，无异插了一个“钉子”，是我们不能接受的。经过利用矛盾和一番活动后，才争取到由同情我党，支持起义的参谋处长李云葵走马上任。我们又进一步做了李的工作，指明出路，只有投向人民一边，才是光明的道路。李云葵毅然表示：坚决和你们在一起，站到人民方面来，控制好守备总队，以实际行动迎接解放军渡江。

三月下旬，上级党应地下党的多次要求，由十兵团派来了四名同志在吴铭同志引领下陆续来到。首先来到要塞的是李干同志，然后徐以逊、陆德荣和王刚三同志晚两天也来到。先安排他们住在唐仲衡联络站里，唐秉琳和我与他们分别见了面。在敌营能见到“老家”来的同志，自然十分高兴和欢迎。这些同志在过江前，组织上曾决定让他们在要塞担任连、排长，以便控制某些基层分队。要塞地下党研究认为，“当官”目标大，且受连、营长的管束，行动不便，加上他们对蒋军的一套生活方式不熟悉，反容易露出马脚，而且要塞军官的任职是必须通过戴戎光的任命，因此，决定一律安排当“卫士”。李于安排在炮兵总台，当唐秉琳的“卫士”，王刚分配在司令部勤务队当“兵”，协助李容有的工作，徐以逊和陆德容安排到游动炮兵团，当王德容的“卫士”，各自都事先准备了“台词”。特别是李干同志，他是我军的一个团长，红军干部，要装扮成唐秉琳过去的“卫士”，难度颇大。他为熟悉那一套卫土的规矩，关起门来反复演练了两天。为遮入耳目，在总台办公室还演了一段“戏”给别人看。唐秉琳当众先是“责怪”李干一顿：“啊，你怎么又来找我了？那时在湖北我让你回家结婚的，怎么又来了？”李干是湖北人，乡音很重，毕恭毕敬地说：“报告台座，我确实对不起你，结了婚老婆拖后腿就出不来了。”唐又问：“那你怎么现在又来找我呢？”李干回答说：“现在家乡乱得很，没有出路，到别的地方当兵还不如找老上司。”唐秉琳故作慎态：“你看你这个人真是！来就来了吧，还在我身边当卫士吧！”而问到王刚时，王刚则按照“台词”说自己“是地主，家住南通，家乡来了新四军，逼得没有出路，只得逃亡上海，在上海遇到唐总台长的卫士在招兵，是他叫我来的。”唐秉琳听完把手一挥：“那好！你要好好干，我们要打回老家去！”还真有点“反攻倒算”的样子，接着说：你就到李容有那里当通信兵吧！末了，李干是老军人，立正敬了个军礼，王刚是新来的，弯腰鞠了个躬，装得刹有介事似的，未露出破绽。这四位同志来到要塞，使要塞地下党组织增加到共有十名党员，活动力量大增，鼓舞了斗志，更坚定了必胜的信心。

在国民党已经穷途末路，垂死挣扎的时候，戴戎光还想趁混乱之际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妄图把无锡、江阴一带反动武装统统抓在自己手中，妄图在江南打“游击”。他曾向我透露过这个反革命计划，当时我也将计就计地表示“支持”。我心想：你能把反动武装统统抓过来，我们也有办法把他们掌握在地下党手中。

策固守  美蒋头目死挣扎

淮海战役后，蒋军主力已大部被歼，我军席卷江北，进抵江岸。蒋介石一面制造和谈舆论，甚至还梦想来一个“南北朝”隔江而治；一面积极巩固江防，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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